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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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魏光奇
基本信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页码：407 页
·出版日期：2004年
·ISBN：7100041236
·条形码：9787100041232
·包装版本：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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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中国古代的地方初级政区，自秦汉至唐宋统称“县”；至元代，有些设于省、路、府之下的“州”没有属县，因此也属于地方初级政区。 明、清承元制，在少数地方设“州”和“直隶州”，与“县”同为地方初级政区，并称州县。至清代，除州、县外又在边远地区设“厅”和“直隶厅”，而极少数作为二级地方政区的“府”除管辖州、县外也有自己的直辖区境。于是，清代的地方初级政区就有府、厅、州、县等四种形式。入民国后，将有直辖区境的府、直隶厅、直隶州和其他散州、散厅一律改为“县”，地方初级政区再次统一为“县”。 国民政府时期，少数繁庶县份改为“市”，省以下的地方二级政区因此又有县、市两种。不过，中国的初级地方政区形式无论怎样变化，却始终是以“县”为主要形式。此外，清末以来改变古代在县以下不设治的传统而开始建立的各种区乡行政，也全都隶属于县(市)。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就完全有理由用“县制”一词来指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基层行政制度。如1940年代胡次威著《民国县制史》，其所述内容就同时包括主题时期的县行政制度和区乡制度。本书主题中所使用的“县制”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也同于此。至于“官治”与“自治”，是20世纪上半期在“县制”问题领域中为人们所熟悉的话语，前者是指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官员运作的国家行政，后者是指由地方社会自下而上推选本地人士运作的地方自治。我认为，这两种基本模式的相互排斥与结合，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县制改革和演变的主轴。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我曾经在晋东南地区的一个山村插队，本本分分地做了四年的农民。这种经历，使得我对农民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对农村问题产生了很浓的兴趣。在这种非理性情感与兴趣的基础上，我在后来的专业学习中逐渐确立了一种十分理性的观点：以县乡一体的社会、行政系统为基础层面和基本单元，是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其他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特点即使在今后可以预见的现代化进程中，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因此，有社会责任心的学人应该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种角度对中国的县制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在填补有关学术领域空白的同时，为当代的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制度建设提供借鉴。基于这种认识，1980年代我在河北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曾组织部分学生利用假期回各自原籍对县制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但因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取得成果。1990年代初，我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县制问题的研究工作。 当时，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期的导师山西大学乔志强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命我就清末民初华北地区的地方自治推行情况进行研究，并撰写结题书稿中的有关章节。我性格本来拘谨，受命之后不敢怠慢，在图书馆苦苦蹲了近一年的时间，动手收集抄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按时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同时也对近代县制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几年间，我继续进行有关的研究工作，并开始发表有关于清末民初直隶地方自治问题以及清代乡里制度问题的论文。1999年，我申报的科研课题“20世纪前期中国县乡行政制度研究”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在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2001年秋以50万字的书稿形式结题，并通过专家鉴定。不过，我自己深知结题书稿中尚存在各种层次的缺陷和问题，因此不敢即时谋求出版。此后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补充和删节，终于以现在这种面貌付梓，而绝非自谦地说，我自己对这一稿仍是很不满意的。不过，由于以我浅陋的学识无力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修改，在各种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只好让“丑媳妇”先去“见公婆”，以冀问世后得到师友、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这部书作或许能够在几个方面对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即：对近代县制范畴内各种制度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力求其“通”；在阐述各有关制度之初始设计的同时，力求探讨其实际实行情况；对清代至国民政府时期县制的财政层面进行了初步探讨(我认为，财政制度的落后至今是制约我国县乡制度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蕴藏于县制演变背后的社会势力兴衰，做了初步探讨；以史为鉴，对今天的中国县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建议。这部书作存在许多缺憾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我自己可以发见者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于自己理论素养较低，且事先抱定以“述”为主、争取寓“论”于“述”的宗旨，所以理论分析较为薄弱；中国近代县制问题涉及面极广，不少本应探讨的问题未能进入自己的视野，例如，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各种县乡行政组织的施政活动乃是当时县制的动态表现，但由于精力有限，在这部书作中没有能够进行深入探讨；近代县制问题研究的相关资料十分丰富，自己虽然下了很大气力进行收集整理，但不仅谈不上穷尽，恐怕对于某些基本资料也难免有遗漏。此外，对于各种具体问题的阐述，更是存在不少片面和错误之处。所有这些，都诚恳希望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魏光奇，河北易县人，1950年6月出生，1981年山西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史学会理事。主要学术论著有《天人之际：中西文化观念比较》、《清代后期中央集权财政体制的瓦解》、《直隶地方自治中的县财政》、《地方自治与直隶“四局”》、《清代直隶的里社与乡地》等。先后主持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前期中国县乡行政制度研究》、200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州县乡里制度研究》。
编辑推荐本书对近代县制范畴内各种制度的沿革进行了探讨，同时对蕴藏在县制演变背后的社会环境，财政制度等也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通过翔实丰富的内容完整地阐述了整个县制的演变过程。以史为鉴，作者同时也对我国如今的县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建议。
目录
自 序……………………………………………………………………………1
序 论……………………………………………………………………………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县制和乡里组织…………………………………………7
第一节清代以前的县制和乡里组织………………………………………7
一、地方行政层次和县等制度……………………………………………7
二、县行政的治理结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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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一、财政机构的整合
在中国近代史上，地方财政这一概念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指国家财政中的地方层面，即相对于中央国家财政而存在的省国家财政、县国家财政；其二是指相对于国家财政而存在的地方自治财政。在清代，这两种意义上的地方财政都是不存在的。当时各州县在履行财政职能时，只不过是国家统一财政的一个征收和出纳机关，它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支，只是代国家征收地丁等赋税，并从中坐支本应由国家拨发的行政经费。至于地方自治财政，则更是无从谈起。当时地方社会存在一些地方公产公款，或在办理某些公益事务时临时募捐一些款项，它们一般属于各乡村、各宗族、各团会，或按习惯收支，或由经办有关公益事务的绅董管理，没有常设财务机构。上文已经述及，在清末至国民政府时期，各地产生了与国家财政并存的县自治财政，然而国家财政系统内部却依然没有省与县之间的划分，没有独立的县财政，县公署(政府)仍然如清代一样，一方面代国家经征田赋等赋税，另一方面从国家支领(或坐支)额定的办公经费。国民政府取得全国统治权时，在县财政体制方面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按照《建国大纲》和《县组织法》，县政府一身而二任，既为自治机关，同时又兼办国家行政事务。因此，它在财政制度建设方面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县地方财政体系。这种财政体系同样须具备双重性质，一方面属于国家财政的县级层面，另一方面属于与国家财政相对的地方自治财政。显然，这一改革的完成需要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合县财政机关，改变清末以来履行国家财政职能的县公署(政府)与地方财政局所分立并存的局面，I司时建立健全法治化的预算、税收、金库制度；二是整合财政收支系统，在国家财政中进行中央与地方、省与县的收支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将县国家财政与县自治财政合而为一。
在整合县财政机构方面，当时国民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县自治财政系统内部的机构整合。前文已经述及，在清末至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不少地方虽有县自治财务局所的设置，但同时教育、警务、实业、自治等各机关又往往自开财源，自筹经费，自行开支，也有些地方则根本没有统一的财务机关。例如：河北平山县，教育、公安、建设、财务等局所及各区公所所需经费“向系自筹自用，漫无标准，流弊所在，有款者则因种种之扩充无法裁减，无款者因捐税之复杂不能加抽。民国十七年，虽经财政整理委员会厘定办法，期收统一之效，然因畸轻畸重，积久难返，削足适履，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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