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海外中国研究丛书)(The buddhist conquest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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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许理和
基本信息·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486 页
·出版日期：2005年
·ISBN：7214018616
·条形码：9787214018618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外文书名：The buddhist conquest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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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讲述了：佛教传入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孕育出独特的中国佛教，这至少经历了三四百年。东晋庐山慧远以前的中国早期佛教，就是一部中国人如何回应佛教这种外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外僧人如何同化两种不同文化的历史。作者以翔实的史料、独钎的视角重现了这段激荡人心的历史画卷，叙述了公元4世纪、5世纪初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佛教的特点，剖析了佛教在当时中国传播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夷夏关系、政教关系和佛道关系，并以丰富的资料反映了当年中外僧人的弘法生涯。读者藉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佛教不断本土化的壮阔历程。
作者简介许理和，荷兰莱顿大学教授。1959年以《佛教征服中国》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于当年出版后久享盛誉。1962年任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1969年创设莱顿大学汉学院现代中国资料中心，1974—1990年任该校汉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该校中文系主任、《通报》主编。其最大的兴趣是“当东方遇到西方”，既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适应，也探讨明末清初耶稣会来华史，设法了解中国在接受外来影响时的反应与适应过程。还著有《中国耶稣会士传记，约1580—1680》、《佛教、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佛教：在词语、地图与图片里的起源与传播》。
媒体推荐序
如果要撰写一部研究中国佛教形成时期的专著，究竟应该由受过佛学训练的汉学家，还是由了解中国的印度佛教学者来撰写，这是难以断言的。这两种方式都有明显的缺陷，如若试图选择其中某一种方式撰稿，就必须准备经受可能同时来自这双方的严厉批评。然而，构成这项研究中心议题的那些部分，即士大夫佛教的形成以及佛教与中国中古(medieval)主流思想的融合，基本上属于中国研究的领域。鉴于我有意要把自己及读者的注意力，定位于成长中的僧人阶层(thegrowingBuddhist church)在中古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因此本书主要面向汉学界，希望能对汉学界有一定的益处。另一方面，如果本书能在某些方面激起专治印度佛教、历史或社会科学的学者的兴趣，我将备感欣慰。
此项课题宏大而又复杂。而且，以西方语言叙述中国佛教的成长和适应过程，时间跨度较大，这种尝试不言而喻不能称为全面的或结论性的。 当前的研究只是对正在展开的工作提供一个初步的报告。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多，正在出现新的研究方法。未来的研究成果无疑将会淘汰本书的许多内容。
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为本书的准备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首先，我要向已故的戴闻达(J．J．L．Duyvendak)教授表达感激之情。他那深刻的见地和广博的学识，尤其是他一再坚持作为全部历史研究先决条件的文献准确性，启发了所有那些有幸受业于他的研究者。
我还应感谢诸位评议员、莱顿汉学研究院院长及其工作人员，他们在诸多方面(在这篇序言中无法列举)给予帮助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戴密微(P．Demieville)教授(巴黎)在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时日里，也曾潜心校读我这份研究的中国佛教教义部分，认为现在本书对此有所涉及，但还不够深入，希望不久能作更为广泛的研究；还有备受尊敬的朋友白乐日(Et．Balazs，巴黎)和范·德·龙(P．vanderLoon，剑桥)，他们在社会史、文献学方面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议；还有我的同行芮沃寿(A．F．Wright，斯坦福)和胡维之(11-[urvitz，华盛顿)，他们的研究成果给予我极大的帮助；还要感谢程德昆(ChengTe-k'un)教授(剑桥)的关心及其提供的考古学信息。尤其还要感谢诸多古代和现代的远东学者。我从未有幸与他们晤谈，但对他们的敬意并不目此有所减损。我和所有中国的佛教学者一样，深深感激汤用彤教授(北京)，他的著作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研究工具和指南，还有探本善隆教授(京都)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其他诸位东方大师。
我还非常感激荷兰教育部，他们的慷慨资助使我得以购买那些必不可少的文献，并出版本书；还有荷兰纯学术研究组织(theNetherlandsOrganization。fPureResearch)以及曾在1955、1956和1958年数次提供我赴巴黎研究机会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Le Centre National de 1a Recherche Scientifique)。此外，我衷心感谢我的妻子自始至终帮助打印全部手稿、编辑索引，为这项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最后，对于布里尔公司(E．J．Brill，Leiden)和爱克塞瑟公司(Excelsior，theHague)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本书印制工作，谨致诚挚的敬意。
许理和
1959年4月5日，莱顿
编辑推荐《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录
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绪论
一、“中国佛教”
二、“士大夫”和“士大夫佛教”
三、有教养的僧人
四、早期资料
第二章 历史概观（公元1-4世纪初）
一、汉代佛教
二、三国时期（公元220-265/280年）
三、西晋（公元265-317年）
第三章 建康及东南佛教（约公元320-420年）
一、导论
二、第一阶段（约公元310-346年）
三、第二阶段（约公元346-402年）
四、最后阶段：桓玄篡权与刘裕的崛起（公元402-420年）
五、结论
附录一：公元340年论争的有关文献
附录二：郗超《奉法要》
附录三：支遁《释迦文佛像赞并序》
第四章 襄阳、江陵和庐山的佛教中心及北方佛教的影响
第五章 “信仰的辩护”：公元4世纪及5世纪初的反对僧权和护持佛教
第六章 “蛮族的皈依”：佛道冲突的早期历史
参考书目
汉语人名和术语索引
非汉语人名和术语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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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文摘为获取有关中国佛教肇始阶段（翻译活动除外）的可靠资料，我们不得不主要依靠中国世俗历史文献，这是一个不幸的状况。我们将会看到，佛家有关教义传入中国的记录明显地带有传说性质。这种状况是不幸的，因为再没有一种文献比这更不能适合这个目的。只要宗教事务与政治、朝廷没有直接关系，中国历史学家便对之不感兴趣，对外国人在中国的宗教实践则更少关心，这已是一种规律。
这意味着，出现在早期中国史籍中有关佛教的少量段落，是由史传作者在其叙述中偶然作出的评论。在写于公元4世纪记载后汉历史的《后汉纪》中，除了片言只语，没有一个段落意在讲述佛教本身的内容。公元65年的一道诏书偶然提到佛教，就是其中一例，这个敕令因与王子的行为有关而被《后汉书》的作者记入史册。在另一例中，有一道批评皇帝淫逸行为的奏疏间接提到佛教。第三例是对一位中国官员建造佛寺所作的极为有趣的描述，但此处是为了强调这位官员劳民伤财不计后果才被史学家安插了这些情节，这份记载本身绝不意在描绘佛殿。关于刘英在公元65年从事佛事活动的整段文字，围绕着他自愿赎回想象中的惩罚以及王室对这种善举的反应这些中心事件而展开；如果当年的赎罪行为没被皇帝诏书公开，官方历史对刘英的宗教狂热当然还会保持沉默。果真如此，汉代佛教对我们来说就会晚开始整整一个世纪，即从公元2世纪中期开始！
我们随后必须注意：不要过高估计这些段落的重要性。它们当然不能表明中国佛教的开端，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所记载的那个时期佛教传播的状况。佛教与外部环境偶然相连，而这些文献又偶然地记录下这些情况，只是在它们表征这种偶然性的时候才有其重要性。我们在此能作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即便在这个相当早的时期，佛教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社会上层阶级发生了联系，这一点可以由中国史籍所提到的这些事实加以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及其最早的历史，后来成了备受佛教伪书青睐的主题。这些传说大多明显具有宣传作用：讲述佛教成功进入皇宫以及中国皇帝迅速皈依的故事，或者声明佛教在汉地早已存在，所有这些有助于提高僧团的威望。
我们将以另一种角度来看待这个主题（见第五章）。这里我们对这些传说仅作点评，它们伪造的性质并不很显著，并且实际上有时还作为史实被现代学者接受。我们主要把范围限定在这些传说的具体数目、来源和以前研究者的结论上。
（1）以室利防（sramam）为首的大批僧人携大量经本到达秦始皇（前221一前208）的都城。不愿接纳佛教的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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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经过一年多时间，我们终于译完许理和先生这本汉学名著，掩卷之余，备感欣慰。粗粗一翻本书内容，读者亦不难发现本书的一个特色：资料丰富、语种繁多。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不止一次有过撒手之意。然而，就在艰难的核查原文、翻译各语种术语时，不断地体会到作者当年梳理资料的艰辛。此外，作者对早期中国佛教史独特的审视角度，也一再激发起我们努力工作的决心。
本书主要介绍了庐山慧远大师以前的中国佛教史。对于这一段历史，汉语学术界经常引用的是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本巨著。长期以来，汤先生这部力作不仅给予我们学识上的帮助，而且在治学方法上提供了一种近于完美的范例。“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重读汤先生六十年前的这篇书跋，实是令人感佩不已。如今将宗教目为毒药者已不多见，然而，矫枉过正，市面上总有人把佛教打扮得神神鬼鬼，毫无半点史学精神，与佛法的初衷相去甚远。这种迷信之泛滥不仅毒害世道人心，愚昧众生，而且也毒害宗教本身。另一方面，学者一旦忽略了与信徒阶层的沟通，弄不好就会在术语堆里讨生活，在文稿纸上找自己的心灵之路。宗教是要传授一种有益人生的心法，这种人心内精微的情绪颇不易得，研究者也要以生活的阅历、学养的厚积来求得某种相通。汤先生之所以启迪人的地方，在我看来，也正是他能默应古哲的“心法”，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来还原保存在文献里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