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研究

分类: 图书,传记,文学家,中国,综合,
品牌: 聂付生
基本信息·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页码:354 页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7806683593
·条形码:9787806683590
·包装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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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本书包括冯梦龙所处的社会环境、冯梦龙的人生历程、冯梦龙的思想、冯梦龙的文学成就等内容。
媒体推荐序言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
李时人
冯梦龙(1574—1646)编撰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作品。近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全国至少有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三言”,其影响更广播于一般读者。但这绝不是“三言”及冯梦龙命运的全部。虽然当“三言”于晚明天启年间先后刊行后曾被海内“奉为邺架珍玩”,并传于域外,明末清初也有过几种翻刻本,但很快就在偌大的中国泯没不彰,以致于清人禁毁“淫词小说”,道光年间的书单上就只有“抱瓮老人”选有“三言”部分篇目的选本《今古奇观》了。1923年鲁迅在北京大学等院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并将其教材整理为《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也还没有读过“三言”。所以他十分重视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在日本内阁文库中发现“三言”一事(盐谷温《关于明代的“三言”》,载1924年日本汉学杂志《斯文》第八编第6号),1930年10月北新书局准备再版《中国小说史略》时,还特地在《题记》中提及,以为“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鲁迅全集》九卷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从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三言”与冯梦龙的研究曾是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的热点之一。郑振铎、孙楷第、叶德均、容肇祖、赵景深等学界前辈都曾撰文考证“三言”之源流,辨其体例,也研究冯梦龙的生平及其他著述,评价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有谭正璧、关德栋、范烟桥、胡士莹、陆树仑等学者努力对“三言”及冯梦龙的生平著述作进一步的考证、研究、许多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则将“三言”与冯梦龙列为重要章节加以论述,研究“三言”与冯梦龙的文章,在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及其作者研究的论文中占有很大的比例。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冯梦龙全集》,前者是影印,后者是标点。两本《全集》所收略有差别,合起来看,则所收除了“三言”以外,历来被确定为冯梦龙编撰,或疑为冯梦龙所编撰的《古今谭概》,《情史》、《山歌》、《挂枝儿》、《智囊》,《智囊补》、《笑府》、《广笑府》、《太霞新奏》、《新平妖传》、《新列国志》、《墨憨斋定本传奇》、《折梅笺》、《牌经》、《太平广记钞》以及《春秋衡库》、《四书指月》、《麟经指月》、《春秋定旨参新》、《三教偶拈》、《中兴实录》、《甲申纪事》、《纲鉴统一》等差不多已经全部收罗。
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我们对冯梦龙这位四百年前的文学家的生平著述可以说已经知道了不少,而冯梦龙似乎也以这么多的著述——尽管其中不少是他编刊的——向我们敞开了他的心扉,但我们对冯梦龙的研究似乎并不那么尽如人意。虽然在最近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又出版了若干本有关冯梦龙和“三言”的著作,但大多还停留在局部研究或一般性介绍的层面上——至于有关文章,则以分析小说文本为夥——对冯梦龙及其著述作综合的、整体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要真正认识冯梦龙,并从文学史、文化史角度正确评价冯梦龙,显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努力。
不过,要真正解读冯梦龙,评价冯梦龙,也确实不容易。因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冯梦龙实在是个极其复杂的存在。
……
编辑推荐本书包括冯梦龙所处的社会环境、冯梦龙的人生历程、冯梦龙的思想、冯梦龙的文学成就等内容。
目录
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序言 李时人
世纪回眸:冯梦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代前言)
上编 论冯梦龙
第一章 冯梦龙所处的社会环境
第一节 江南城镇的兴盛与社会风俗的变迁
第二节 王学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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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市民作为一个随经济繁荣而出现的新阶层,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自耕农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都有特属他们这个阶层的新东西,他们紧跟时代潮流,也引领时代潮流、创造时代潮流,是改革社会最主要的有生命的力量,尽管封建传统势力太大、太强,刚刚冒出就被残酷地扼杀,或由于市民本身传统的积淀,不可能像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样成为改革社会的中坚,但他们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下面简略作点阐述。
1.市民文人已成影响市民的主要文化传播者。市民文人是指那些有市民意识,且生活在市民当中的文人,他们的思维和志趣与真正下层的市民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他们受过系统而正规的文化熏陶,他们既是市民的精神领袖,是城市文化生活的主要领导者和创造者,又深受市民气息的浸染,在很多地方诸如生活方式、审美趣味、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与市民高度一致,袁宏道就“安心与世俗人一样”(《袁宏道集笺校·德山廛谭》),以至连传统的士大夫都说:“今时士大夫无复留意人论之鉴,真如昔人所渭‘吾不知世间谁为好人?但与我好者即是好人’。可叹!”(陶爽龄:《小柴桑喃喃录》卷下)一句话,文人与市民混杂相生,互为因果,成为市民文化一道亮丽的风景。
尽管说通俗文艺产生于民间,出自村民、市井之口,但要流传,还是离不开文人的润色加:工、编纂梓行,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在正德刊本的《盛世新声》里,在嘉靖刊本的《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民间歌曲。不过,其内容却是经过文人学士们的改造过的。”②所以,真正的俗文学已经是文人和市民共同创造的产物,到明中叶以后,文人创作的成分越来越多,以至让文人独领风骚,也就是文学史家所称的拟话本的兴起。
爱好声色的文人欢喜风雅,听戏、喝酒、品茶等是他们的日常功课,而这些活动又是他们与市民接触、交流的最好机会。他们混迹于优人歌妓之间,徜徉于声色犬马之中,并视此为人生一大乐事。吕天成谓沈璟:“妙解音律,花、月总堪主盟;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谓顾大典:“曲房侍姬如云,清閟宫商如雪。”谓梁辰渔:“丽调喧传于白苎,新歌纷咏于青楼。”(.《曲品》卷上)戏曲理论家潘之恒一生醉心戏曲,游于梨园数十年,至年老嗜好不减(《鸾啸小品·寄汤司成》)。其时家养戏班蔚然成风,这些文人既是热心观众,又是剧本的创作者和导演。这样,文人与市井的联系日益频繁,感情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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