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法律文化研究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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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梁治平
基本信息·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页码：300 页
·出版日期：2002年
·ISBN：7562022194
·条形码：9787562022190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法律文化研究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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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作者追随法儒孟德斯，而力图推陈出新，以“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原则，以奠定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基础。收入《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19篇文章里，13篇刊于《读书》杂志，这些文章曾经以其锐利之思想、清新之文风而引人瞩目，不但令众多外行一窥法理堂奥，因得以亲近法律，同时也使法律学子领略了法律写作的另一种样式，耳目为一新。
作者简介梁治平现任中国艺术研究研究员，其著作包括《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法律的文化解释》、《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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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个集子收录了我自1985年至1987年这3年中间写就和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一共是19篇。其中，有13篇是发表在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上，它们是全书的主干。
从内容上看，这组文章涉及领域众多，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也很大，但是在方法和主题方面，它们却是相当一致的。这种情形与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
我取的基本立场，简单说就是“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原则，因为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极有弹性。就更具体一层的方法来说，诚如一位学界前辈所言，我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的。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的研究也是“历史的”和“比较的”，唯独不是思辨的，至少不是纯思辨的。我无意为自己建构一个完整的体系，更不愿被“理论”束缚了手脚。我需要一项原则作理论的支点，于是就把“法律文化”作了自己研究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在研究“法律文化学”，而是研究法律文化中的个案，研究可以归在这个大题目下面的种种具体问题。这是我兴趣所在，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不免要给人以内容上庞杂的印象。
不过，内容的庞杂未必就是主题的散乱。事实上，就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来讲，主题是相当集中的。编排此书目录所以大费踌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章的办法最简单，但显然不合适。最后以(1)概说；(2)中国法；(3)西方法；(4)中、西法律传统之比较四目作大致的分类，实在是勉强为之。实际上，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种方法讨论着同一个大问题，而且是透着同一种关切的。在我来说，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组文字，不纯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是为了对今天严峻的现实作出一种回应。
中国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而代之。但是另一方面，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是其中关乎民族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种种因素，又作为与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顽强地延续下来。由此造成的社会脱节与文化断裂转而成为民族振兴的障碍。这一点，经常成为热衷于“观念现代化”的人们的话题。然而，“人的现代化”云云终究还是皮相之谈，既然大家想要确立的只是隐藏在西制后面的全套价值观念。
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在这意义上说，上面谈到的社会脱节、文化断裂等现象已经是一种“文化整体性危机”的征兆了。这样讲并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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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自1992年初版之后的第一次重印。重印时作者对原书作了少量技术性订正。
目录
目录
主编者言
自序
1比较法与比较文化
2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
3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
4“礼法”还是“法律”
5“从身份到契约”：社会关系的革命
6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
7 “法”辨
8说“治”
9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
lO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11中古神学的理性之光与西方法律传统
12自然法今昔：法律中的价值追求
13文明、法律与社会控制
14从权力支配法律到法律支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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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书摘
书摘
6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
人类文化的自然生成，大抵要经历一些相同的阶段。比如从旧石器、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这样说并不否定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同是青铜文化，古代中国与希腊就大相径庭，这是同中有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此认为，文明只能在挑战一应战的模式中成长，应战的成功与否可以决定文明的命运。把这个理论稍加引申，还可以说，挑战一应战的方式将决定文明的样式。古代各民族习俗、礼仪、宗教、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大概都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
早期人类所面临的直接挑战多来自自然界。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差异往往是决定性的。特定人群的信仰，他们对天地万物的看法，以及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最初就取决于这些自然生成的差异。历史学家划分大河流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根据多半出于此。再往后些，随着文明的成长，人类面对的挑战更多具有社会的性质，人类的观念、意识也因此更多决定于社会的因素。公元前587年，犹太民族被掳往巴比伦尼亚，在那里生活了近50年。没有这段历史，恐怕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见的“旧约”，后来的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也可能只是一个神话。历史上这类事件还可以举出许多，如民族大迁徙之于罗马帝国的命运；异族人侵之于汉民族的文化性格特征，等等。古人法观念的形成及差异似乎也可以同一类解释来说明。
古代法律现象虽有若干相似乃至共同之处，却也同古代文明一样反复多样，犹太的、巴比伦的、埃及的、希腊一罗马的、印度的、中国的……各不相同。只考察我们较关心也较熟悉的古代中国和希腊一罗马的法律，亦不难获得某种发人深思的启示。
从字源上看，汉字“法”的渊源颇为久远，但是，把这个字用来专指某种社会现象，却是先秦时代才流行起来的。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法律现象，只不过没有人名之为“法”罢了。其时，指称这种现象的是另一个字：刑。刑的一般含义大家都能够理解，不过，古时“刑”的含义比现今更显专门、狭隘。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一书中写道：
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古之言刑与今异。汉人恒言：“刑者不可复属”，亦日“断者不可复属”，则必殊其体乃谓之刑，拘禁罚作等，不称刑也。
就是说，当时所谓刑专指肉刑、死刑，如《吕刑》所载之五刑：墨、劓、腓、宫、大辟。后人所谓苦役、流放、徒刑一类只能算是“罚”，不能称做“刑”。研究表明，这种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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