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类: 图书,历史,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
品牌: 杜赞奇
基本信息·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260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9787214057136
·条形码：9787214057136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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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着重研究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探讨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线性进化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二部分包括五个倚重文本的个案研究，是杜赞奇撰写复线历史的一系列尝试的成果，目的是要在民族进化历史的范畴和框架笼罩的阴影下闪烁出一星亮光。《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视野宏阔而不失精深，既能以全球眼光审视近现代中国历史，又能从关键之点切入，洞察细微，把握要害，融世界与中国、历史与现实、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筹诸多因素于一体，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学术界“语言学转向”和美国汉学界“在中国发现历史”思潮出现以来较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
作者简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求学，拜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编辑推荐《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目录
译者的话
中译本序
导论
第一编
第一章 线性历史与民族国家
一 西方学术中的黑格尔传统
二 线性历史的困境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蕴涵
三 民族国家与启蒙模式的中国史
四 结论
第二章 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
一 政治群体的历史模式
二 群体封闭的解析与承异的叙述结构
三 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与历史问题
四 结论
第二编
第三章 反宗教运动与被压迫者之复归
一 自觉意识与历史终结
二 为终结历史而创造人民
三 反宗教运动
四 结论
第四章 兄弟会与共和革命中的革命话语
一 19世纪晚期中国的秘密会党
二 矿工、儒家思想与满族问题
三 革命党人对秘密会党的表述
四 孙中山：现实的考验与叙述的封闭
五 革命意识形态与全球种族话语
六 结论
第五章 “封建”的谱系：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叙述
一 市民社会与西方中国史研究
二 对市民社会的混杂叙述
三 实践中的叙述结构：建国与市民社会
四 孱弱的国家与国家主义话语
五 后记：梁启超与《封建制之附论》
第六章 地方对国家的叙述：现代中国的联邦主义与中央集权主义
一 省与联邦国家的话语
二 湖南：自治与民权
三 广东：民族主义与背叛的政治
第七章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批评
总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东游记——记我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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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文摘第二章中国和印度的复线历史
本章将通过考察对中国和印度的各种对共同体的叙述来挑战那种单一的民族“启蒙历史”的观念。与此同时，我将对颇为盛行的将民族视为与历史的彻底决裂的观点提出批评，因为在这样的观点之中，历史只不过是为了适应现在的需要而做出的回溯性的建构，它无所顾忌地把现在凌驾于过去之上，而它自身则屈从于黑格尔主义有关自觉的现代主体的形上观点。因此，为了在进化的与简约化的历史模式之间理清我们自己的思路，我将提出一种复线的历史观点，一种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传播（transmission）的历史。
至少从艾密丽·科道瑞开始，在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中就形成了一种传统，从事于解构民族主义历史中的神话及其对令人不安事件的压抑。为了提醒我们注意此类传统的自觉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最近指出，约瑟夫·恩斯特·冉南是持批判性不足的方法来论述“早已被迫忘记的”不同政体之间的战争，以及这些战争最终如何被写成法国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Anderson，1991:200）。一方面，我同情此类文献中对于目的论的批评，但同时我又对经常随之出现的观点表示怀疑，即：民族主义是一种完全新式的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