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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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启良
基本信息·出版社：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
·页码：36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36053479/9787536053472
·条形码：9787536053472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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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从大历史和人性的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的中国各种思想，提出本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实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三种思想并存、斗争、实践并发展变化的历史。作者以理性并充满激情的文笔引领读者一同经历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风云际会，与诸多中华民族时代骄子的精神世界交汇，了解试图改造中国改变世界的种种思想体系，看朵朵思想的火花怎样燃烧，灿烂，毁灭，升华……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作者简介启良，又名孟姜夫，湖南衡阳人。1955年生，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9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翌年评为教授。现为湘潭大学中国哲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南省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学兼中西古今，尤以思想性写作见长，已在花城、学林和上海三联等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12种，论著逾六百万言，学术思想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被誉为当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学者之一。
编辑推荐《20世纪中国思想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一部理性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
一幅20世纪中国精神世界的缩影。
目录
绪论一：国问
绪论二：从人类历史的大宏观看20世纪中国的尴尬
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 戊戌的遗产
二 庚子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二 清末宪政
四 革命与改良之间
五 难得的严复
六 梁启超：20世纪中国的启蒙之父。
七 孙中山：终归是儒生
第二章 从辛亥到“五四”
一 道术将为天下裂
二 新文化运动及其地位
三 “怪圈”不怪
四 俄国的光芒
五 简说陈独秀
六 重读鲁迅
七 胡适的好处
第三章 从“五四”到“抗战”
一 “主义”的泛滥
二 三哲来华
三 科玄之争
四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争
五 新生活运动
六 新启蒙运动
七 自成一格的梁漱溟
八 张君劢：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九 陈序经如是说
第四章 从“抗战”到“土改”
一 战国策派：中国的尼采们
二 所谓的“新民主义”
三 新儒家诸贤
四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
五 王实味与野百合
六 自由主义的短期复兴
七 国民党的建国主张
八 中间派的建国主张
九 共产党的建国主张
第五章 从“土改”到“文革”
一 新的时空观
二 思想改造运动
三 对胡适的批判
四 胡风冤乎
五 从“逐步过渡”到“大跃进”
六 1957年反右
七 现代海瑞
第六章 “文革”十年
一 何谓“文化革命”
二 吴晗的悲剧
三 以史代法
四 广场政治与集体狂欢
五 太阳崇拜
六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七 无知也是力量
八 顾准的另类言说
第七章 从“文革”结束到世纪末
一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二 人道主义讨论与反精神污染
三 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对繁荣
四 文化热与所谓的新启蒙
五 儒学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
六 反西方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
七 自由主义的新阶段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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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第一章 从戊戌到辛亥
一戊戌的遗产
戊戌维新是20世纪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一笔思想遗产。言其为遗产，可从两方面予以理解：一、当时的维新人士有关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祈向，而且梁启超本人还是此时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导师，热血青年无不受其影响；二、戊戌维新的难题和困结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难题和困结。戊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带着诸多的困惑进入20世纪。一百年后，他们同样带着类似的困惑进入21世纪。
从此意义上说，戊戌维新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点，又是其终点。因为此后中国的百年行程不过是完成了一个圆圈式的运动，终点与起点相接。这样，如何看待戊戌维新也就成了我们今日研究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题中之义。
戊戌维新的性质，学界大多视其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且将其同尔后的辛亥革命作比较。前者为改良，后者为革命。故而前者的历史意义远不如后者。其实，前者也好，后者也好，性质都是一样的，即都是按照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同的只是，前者保留清廷且借助于清政府的政权力量而实行改革，后者则是在推翻清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制度的根本转换。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除太平天国外，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和改良，皆同西方列强有关。此前的中国，基本上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且可以自足自满。虽然其间亦有外域文化的传人，但却始终不影响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佛教便是一例。佛教来自印度，传人中国之后，非但没有将中国佛教化，而且其自身被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分，且对中国的政权形式和社会结构没有带来任何影响。也正因为如此，两千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充满着文化大国的自信，并且乐于将自己的文化输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乐于做文化的宗主。
然而西方文化的传人，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地位，使之从文化的宗主一坠而成他国的附庸。
从表面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西关系，主要是军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西方人用炮火开道，亦不是为了将基督福音传到中国，而是为了在中国拓展资本市场。但是武力的背后却是文化，战争的结果所体现的乃是两种文化的优劣。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其实质乃是试图用西方文化和西方的社会模式改造古老的中国。诚然，西方人的本意并非如此高尚，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此种世界历史的自觉。然而其罪恶目的带来的却是世界历史的整体进步，其所充当的历史角色乃是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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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在学问这条路上，我走的既艰难又曲折。先是希腊罗马，继而是中国先秦史，再后又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不管是史学还是哲学，皆是由西方而中国，由远古而现代，不知在一般的意义上，此种学术进路是否可取，但就我个人而言，则是善莫大焉。我曾思量过，倘若不是这杂家进路，或许我至今还在学术的门外。
就知识和学养的积累而言，我大体上是史胜于哲，古胜于今，见于坊间的成果亦复如是。但我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汲汲于现实关怀。记得高中毕业后没两年，毛头愣脑地写了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文，投《光明日报》理论版，结果自然是泥牛人海。可幸该文没有保存下来，不然的话，今日读来定是可笑得很。
学术的趣向，既由性情所定，亦受环境和人生经历的影响。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当“文革”十年。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同时也是一个极其荒唐的年代。生当此时，人性必然扭曲，灵魂必然邪恶。儿时的两件事，至今想起还不免恶心。一是放牛时，天下大雨，我明知牛不怕淋雨但却把自己身上的蓑衣盖在牛背上；二是见家门口田边有牛粪，我不是回家拿锄头而是蹲下身来用双手将其捧到田里。当然，做这样的事情时，定是有人在场，最好是让干部们亲眼所见。如果没人看见，此类事情我是不会做的。
这是怎样丑恶的灵魂！然而就是这丑恶的灵魂，为我得到了多少荣誉和掌声：到处“讲用”（“活学活用”）；甚至还作为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参加县里的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大致相当于现今的县人大代表）；念初中时，由于我是顶尖的“积极分子”，校长做指导员，我做连长（是时的学校为军队编制）。只是调皮捣蛋时，指导员时常把我这做连长的喊到他的办公室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