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的转轨(公共政策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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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季卫东
基本信息·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页码：261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308065200/9787308065207
·条形码：9787308065207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公共政策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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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法制的转轨》主要内容是：当今中国，正处于创造性混沌的漩涡里。社会中的那些腐朽结构逐步分崩离析，固然造成了层出不穷的空白、错位、矛盾、混乱、失范、冲突以及不可预测性，但是，就在混沌一片的边缘，你可以欣喜地发现，新秩序的构成因素也在渐次形成和壮大。法律人则不断致力于对一些偶然出现的事物进行非随机化处理和技术加工，使之转写到制度设计的方案之中，促成社会的进化。
作者简介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留学日本并在1993年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曾经被遴选为社会学国际协会法社会学研究委员会（RCSL）指定理事。现任日本法社会学会（JASL）理事、亚洲太平洋论坛（淡路会议）研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CIDEG学术委员会委员、专业期刊《法社会学》（意大利）学术编委、综合性思想期刊（《二十一世纪》（香港）执行编委。自2006年起兼任国际高等研究所（IIAS）研究员。2008年9月就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院长，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编辑推荐《法制的转轨》是公共政策论丛之一。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制度转动的万花筒
纠错机制的失灵
募捐的两难
2008年的凤凰涅槃
“问责”与行政过程透明化
政协理应问责
为企业合规性投石问路
加强劳工的谈判地位
什么是真正的立法改革
解放“奴工”之路（附访谈记录）
“牙防组”事件公益私诉启示
制度反省重于贪官忏悔
法贵于行
“人治”与“狗患”
作为护身符的艾滋病隐私权
“引咎辞职”面面观
不可寄望“环境风暴”
国家私营化的“怪味豆”
问责与制度环境
城市本该飘溢平等自由的空气
被漠视与被扭曲的
法院误判的国家赔偿责任
第二部分 合意、权利以及正义
爱国，何不守法？
异化的“患者同意权”
彭宇案的公平悖论
制定新闻出版法当其时
能否死于安乐？
“打假”还是“护黑”？
判决书“市场化”忧思
失守的底线
“汉芯一号”炼金术
“南门立信”应有时
“馒头血案”引发的法治困境
对峙中的言论与权力
保护知识产权的攻守易形
掩耳盗铃可成真？
网络空间也需维权
“护民官”的威信——关于重构信访制度的初步考察
法理推敲“南都案”
直面法律摩擦
第三部分 社会变迁中的罪与罚
作为隐喻的ATM犯罪
生死博弈与刑法改革
作为象征的县长“灭门”案
“私器公用”与“公器私化”
电脑量刑的是与非
司法与民意
舆情的裂变与操纵
一个“法自上而犯之”的活标本
王斌余的罪与罚
如何应对“经济恐怖主义”
晋京警察命案面面观
法辩“教授嫖娼案”
经济危机中的司法责任
第四部分 吹响新世纪的“法螺”
“铁腕”执政功与过
法学理论创新与中国的软实力——对法律与社会研究的重新定位
以法治指数为鉴
以个案评价机制防止司法腐败
中国律师事务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作用——对2007年问卷调查数据的初步分析以及中日比较
杂谈“有产政府”思路对税制的影响
税制改革的点与面
社会治理机制多头重构
从农村的法律话语场看中国宪政的合意论基础及其缺陷
宪政之路——与公法学和政治学界同仁的对话
中国宪政实践的制度通道
私权伸张与民更始
改革就是建立新的公共性——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对话记录稿
……[看更多目录]
序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30年，但基本是以经济领域效率导向的改革和开放为主线，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明显落后。这不仅导致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步履维艰，而且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与世界先进文明高度接轨的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中国。显然，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其难度也可想而知。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航向尚不完全明确的深海区域。如果说河里有石头可摸，海里则布满了暗礁！全面配套的转轨改革将更加艰辛。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几年前专门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部，陆续聘请了生活和工作在国内外的众多中国学者作为高级研究员。这些优秀的学者跨越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诸学科，并长期从事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咨询研究。从2008年起，我们更以“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公共政策论丛·专著”和“公共政策论丛·学者自选集”三个系列为组合，推出这套公共政策论丛，并将其作为一项连续出版的计划。其目的就是要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在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更深入地展开，并推动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
文摘2008年春节前的南方冰雪灾害突如其来，深留重创，导致人们的灾害观正在向如下两个方向发生剧变：
一方面，各种损失的责任、尤其是防备体制和应急举措不当的责任开始被迫问，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换个表述，就是有从天灾视角转向人祸视角的明显倾向。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存在“天谴”观念，把灾异视为当政者自警和反思的契机，但以“灾变应人，要在责己”（语出东汉郎颉）为特征，没有外部问责、法律制裁的含义。
另一方面，正如评论家秋风所指出的那样，“此次雪灾中另一个刺眼的事实，是民间的救助活动也近乎空白”。因此，社会的自组织机制以及自愿的民间救助活动开始受到关注，现存系统设计的合理性也开始被质疑。这意味着超越天灾与人祸的某种共生视角正在形成，并影响这个国度的灾害观。共生论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城市的结构增强了灾难的复合性以及连锁反应，因此，群众的日常生活显得很脆弱，总是与风险同在，需要重新认识和借重“自力更生”的精神以及民间团体的力量。
从人祸与共生这两种视角来考虑灾害的社会对策，最重要的切人点当然是问责与改制。
春节刚过，在重灾区之一的广州市，“问责”的主张就被及时提出来了。具体表现为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炮轰”铁道部。他主张要向铁道部问责，要有人被撤职。
两天后，铁道部发言人做出回应，逐一批驳郭锡龄的发言内容。据报道，这位发言人还引用广州市委主要领导人的意见，指责郭锡龄的说法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