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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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黄宗智
基本信息·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页码：285 页
·出版日期：2009年
·ISBN：7503690884
·条形码：9787503690884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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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
作者简介黄宗智（Philip C.C.Huang），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历史系教授（1966—2004年），中国研究中心创办主任（1986～1995年），Modem China创刊编辑（1975年至今）。主要著作有《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以及法律史的三卷本：《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和《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
编辑推荐作为第三卷的《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则拖了好几年。部分原因是当代民法这个题目，尤其是改革以来的民法，与清代和民国相比，范围要大得多。这当然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伴之而来的大量新的立法。我自己前几年一直以为不太可能形成一本前后一贯的专著，只能围绕原先两卷的一些题目写几篇独立的文章，把它们伸延到今天。近几年就此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篇论文。
从1990年第一次为此书作实地调查开始到现在，转眼已快20年了。最初的计划是撰写从清代到当代的单卷本，但是很快就发现题目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便分卷先写了1996年原版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和2001年原版的《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两卷。
目录
前言
序：为什么要建立新的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第一章 导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第二章 社区调解的过去和现在
第三章 集权的简约治理——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第四章 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
第五章 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
第六章 民事判决的过去和现在
第七章 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
第八章 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第九章 结论：历史与现实
引用材料
正文表
表2.1 华北二；：三个村庄的纠纷，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
表2.2 1950年至l990年松江县民事案件分类及离婚案件所占全部民事案件百分比
表2.3 甘露村、香山村、华阳桥乡纠纷，1984年至1990年
表2.4 1980年至l992年甘露村干部处理纠纷实例以及1990年华阳桥乡法律事务所处理纠纷实例
表2.5 河北省汝南县三里店乡宋村纠纷，1992年至2006年
表2.6 1980年至2005年民间调解纠纷数与民事案件数
表4.1 离婚案件的结果
表4.2 1950年至l985年奉贤县民事案件分类表以及婚姻案件所占民事案件总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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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从1990年第一次为此书作实地调查开始到现在，转眼已快20年了。最初的计划是撰写从清代到当代的单卷本，但是很快就发现题目实在太大了，因此后来便分卷先写了1996年原版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和2001年原版的《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两卷。
作为第三卷的本书则拖了好几年。部分原因是当代民法这个题目，尤其是改革以来的民法，与清代和民国相比，范围要大得多。这当然主要是因为近年来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伴之而来的大量新的立法。我自己前几年一直以为不太可能形成一本前后一贯的专著，只能围绕原先两卷的一些题目写几篇独立的文章，把它们伸延到今天。近几年就此陆陆续续发表了几篇论文。
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之外，最近意识到自己在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其实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前后一贯的论点，既是连贯三卷本的论点，也是含义比较宽阔的论点。
文摘第一章 导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为了试图打通、贯穿长期被隔离的历史与现实，本书突出的是一个研究方法和几个主要论点。后者因为是得自所要提倡的研究方法的论点，因此也可以视为是对该方法的阐释和例证。
我要提倡的方法乃是“实践历史”的研究。“实践”一词在这里的使用，主要包含三个相互交叠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含义。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亦即是相对于“理论”而言的实践，主要指行动。这与我在《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以下简称《表达与实践》）一书中采用的第二个含义，即相对“表达”而言的“实践”概念比较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这两者应区别于布迪厄（PierreBourdieu）采用的第三个含义，主要是相对制度和结构而言的“实践”。
在中国革命传统中，“实践”所指，既与一般意义相符，又比一般意义狭窄，主要是把“普适”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但因它突出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问题（因此需要“毛泽东思想”来作两者间的媒介），和本书的中心论点有一定关联。我自己的著作中也强调了中国自己的“表达”和理论也会与其“实践”相背离。最后，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的逻辑”的概念，则要求到人们的“实践”过程之中，而不只是在制度结构中，去挖掘一个社会的逻辑真髓，并借此超越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和客观、结构和能动的二元对立问题。
此外，在上述三种“实践”含义之上，我要特别强调历史的维度。毛泽东的“实践”，既有时空维度，也是个跨时空的普适概念。我之“实践历史”，主要是想突出人文社会领域现象的历史性。布迪厄固然强调过程，以之区别于制度和结构，但他的过程甚少考虑历史，主要是一种研究现实社会的人类学家使用的概念。“实践历史”之于简单的“实践”，其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包含上述三种意义的实践及其历史，也包含它们经过与理论、表达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体现于实践的历史。兹分别举例予以说明。
相对理论而言的实践：美国法律形式主义与其法律实践历史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动）实践与理论的不同。人们常常强调西方理论是西方经验的抽象化，不符合中国实际，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理论，尤其是经过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化的理论，也不符合它本身的实践历史。
美国的所谓“（古典）正统”理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一般把它追溯到1870年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ChristopherLangdell）。因为这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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