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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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陈建云
基本信息·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页码：255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533450861
·条形码：9787533450861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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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民营报刊的消失和民间报人的转变，是至今令人感慨不已的事情。《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选取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这三位民间报人，及其所主持的《文汇报》、《夫公报》、《观察》周刊，铺排史实，索隐钩沉，感受他们在1945－1957年这一历史大变局中的憧憬与彷徨，欣喜与迷惘，奋发与无奈，坚持与哀愁。几许中国新闻历程的碎片，三个民间报人的艰难抉择，一段大变局中的自由心灵史。
作者简介陈建云，生于1967年，河南南阳人。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为报人与报史、新闻传播法制与伦理，著有《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等。立身正大，为学真诚，愿与同好交流砥砺：cloudsuntree@sina.com。
媒体推荐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评述了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三位报人的事迹，特别是写了许多故事和细节，对历史事实作了认真的核对和考证。既是信史，又有可读性，在中国新闻史论著中也是一种创新。
丁淦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导
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三位民间报人，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三座高山。作者以可信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记叙了他们的业绩，为薪闻学提供了令天仍应遵奉的精辟见解，也为今天的新闻记者们构建了光辉的楷模。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脚印去开创草根新闻的新路。
童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
编辑推荐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文汇报》《大公报》《观察》。大变局中的心灵史，民间报人的出路抉择，著名教授丁淦林，童兵，力荐。
徐铸成，王芸生，储安平，《文汇报》《大公报》《观察》。1945-1957感受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新闻历程，触摸历史大变局中民间报人的憧憬与彷徨，欣喜与迷惘，奋发与无奈，坚持与哀愁。
目录
前言
已将书剑许明时——徐铸成与《文汇报》
“《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香港《文汇报》“色彩不宜太红”
“独立”何以“左传”
欢乐中的迷惘
从《文汇报》到《教师报》
《文汇报》“失而复得”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两姑之间难为妇——王芸生与《大公报》
《大公报》社论作者是“法西斯的有力帮凶”
“王芸生君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
“世界需要中道而行”
胡政之“国门边上”的努力
“我到解放区，我投降来的”
上海《大公报》宣布“新生”
躬逢开国大典，庆幸此生不虚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自由主义者的悲歌——储安平与《观察》
“《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
“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
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动荡时局中的那颗平静之心
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
欲采蘋花不自由
此《观察》非彼《观察》
自由主义的回光返照
后记
……[看更多目录]
序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慨叹：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此，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步入“变亦变、不变亦变”的艰难境地。改良革命．君宪共和；内忧外患相继，问题主义纷争。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那大手一挥，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百年激荡，至此“结穴”。制度跨越，思想扬弃，中国在1949年前后十年间发生的变革，远非李鸿章苦力撑持的晚清可比。
政治角力夹缝中发育起来的民间报人与报刊，在这一历史剧变中遽然转变、消失。徐铸成、王芸生和储安平，无疑是民间报人中的翘楚，他们所主持的《文汇报》、《大公报》和《观察》周刊，曾经声光无限，执民间舆论之牛耳。关于民间报刊，徐铸成有过精辟论断：“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贯的主张，而勇于发表。明是非，辨黑白，决不是站在党派的中间．看风色，探行市，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以响应的姿态，多方讨好，侥幸图存。”民间报人，信奉的是自由主义办报思想，张季鸾等为“新记”《大公报》定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储安平要求《观察》同人共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之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便是明证。
文摘“《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徐铸成不是《文汇报》的创始人，但《文汇报》能够成为旧中国广有影响的报纸，与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笔分不开。报因人名，人以报传，徐铸成光大了《文汇报》，《文汇报》也成就了徐铸成。徐氏曾自豪地说，《文汇报》是用自己的墨汁“喂大”的。考察《文汇报》的发展历程，这话的确不是妄言。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不过上海各报在成为“孤岛”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大体上还能保持原有的爱国立场。一个月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自12月15日起必须接受新闻检查。租界当局无奈，只好向日方屈服。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除《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义不受辱，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
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的《新闻报》、《时报》被人唾弃，新出版的《新申报》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新闻和战局形势——旧中国新闻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新闻真空”。《文汇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文汇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而是由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偶然凑合起来的，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例。在发起创办《文汇报》诸人中，出力最巨者首推产宝礼。严曾任沪宁、沪杭两路路局会计处稽核，办过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广告，在新闻界颇有朋友。1937年初，两路局部分中层职员成立“新新俱乐部”，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长期包房，作为工余娱乐消遣之用。严宝礼是俱乐部中最为活跃的人物。抗战爆发后两路局遣散大部分职员，这些俱乐部成员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费。此时上海不少报纸停办，一批失业的报界人士，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和徐耻痕、《申报》的金华亭、《社会日报》创办人胡雄飞、《生活晚报》社长吴农花等，也常来俱乐部聚谈散心。闲谈中，胡雄飞向严宝礼等提议，用俱乐部成员手中的两路局遣散款办一张新报纸，这样大家有事可做，也不至于坐吃山空。胡的提议得到了以严宝礼为首的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认为当时在上海办报，销路不愁，再说办报本轻利重，而且名利双收。当然，通过办报宣传爱国抗日，获得国人好评，也是这些人的共同愿望。
为避开日方新闻检查，这帮人决定借鉴上海《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的做法，挂洋商牌子，聘请英国人克明（H.M．Cumine）任发行人和董
……[看更多书摘]
后记书与人的相遇是一种缘分。三年前，我随性地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去年秋天书稿完成后，我把它置于抽屉，让写作激发的澎湃心潮逐渐“退却”；只是偶尔示之同好，没有刻意地去寻求出版。今年4月，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林冠珍女士来沪，顺便过访我于复旦园。数年前，我协助导师丁淦林先生主编了一部书，林女士是责编，因而与她结识。我们虽然时有邮件往还，但从未谋面。初次晤谈，林女士为人的坦诚、淡定和作为出版人的睿智、使命，使人有一见如故之感。我没有理由不把书稿“托付”给她。这本书能够顺利问世，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林冠珍女士的成全。当然，文责是完全由笔者担负的。对于林女士，我不想言谢，我更愿感谢作者与出版人之间的那份机缘。
本书责编周青丰先生发来邮件说：“民间报人与报刊，那一段宛若昙花一现的‘历史’与‘实践’，虽然短暂，但弥足珍贵。从您的书稿中，依然能感受到那文字背后的波澜，也感慨于一段追寻自由的中国思想的失落。因此，我们珍视一种面向事实同时能精彩呈现的写作，毕竟这样的历史碎片，若能撒于大众，于今日，于将来，都有莫大的意义。”读着这样的文字，我知道，这本书非常幸运地遇到了“知音”。但是我又心怀忐忑，因为知道自己无力“精彩呈现”那段历史，也不敢奢望它对今日或将来发生莫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