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日本二周研究经典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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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 木山英雄
基本信息·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页码：298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7108029731/9787108029737
·条形码：9787108029737
·包装版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日本二周研究经典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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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了依据大量取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献资料外，还通过咨询和走访当时活动于沦陷区北京的一些日本人当事者，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分折周作人抗战时期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同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周作人悲剧的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采取了从史实和材料人手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周作人思想经历的实证方法，力图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做出基于研究者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这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构成了《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的最大特征，也是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所在。
作者简介木山英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3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至1997年，现为神奈川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鲁迅》、《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山海经》、周作人《日本文化谈》、鲁迅《故事新编》等。
编辑推荐《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也是一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 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
目录
致中文版读者
缘起
一 对日和战问题
二 日本研究
三 滞留北京
四 非议与沉默
五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六 狙击事件
七 出任“伪职”
八 “中国人的思想”
九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十 文献一束
十一 审判
十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尾声
后记(1978年)
新版后记(2004年)
附录：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年)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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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自初版以来经历了近30年的时光而有了刊行中文本的机会，作为作者，我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从直接的感想来说，首先便是有些矛盾的心理，通过中文本的出版终于能得到那些不懂日文的朋友们的指教，我在欣喜的同时，又对将如此繁琐的读物呈送于一般读者面前而感到惶惑。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原本很简单，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然而，与主人公及其事件相关的日中间诸种关系却绝没有那么简单。因此我虽然希望通过写作此书，使自己能够以更为自由的心境来阅读周作人，并借此追问日本人自身的历史和自我认识问题，但执笔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将我个人的思考结果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不仅在执笔写作的当时，甚至在两国间学界交流的大门敞开之后，我依然对此书的翻译出版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如果进而说到其理由的话，其实在我的执笔动机里面，还包含着当初阅读周作人一系列“日本研究”文章所获新鲜的感动和惊讶这一经验。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问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着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着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一个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以上虽然是我的真情，但我在思想上却未必能一一认同他，这也是事实。我于是把这个矛盾有意识地在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的立场上承担下来。反过来说，我甚至是依靠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勉强把“安魂”的微茫希望贯彻到底的。总之，本书有一言难尽的因由。
当然，中国方面也有其固有的状况。例如一旦触及到该事件，仍然会引发疑问：按照把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打成一片的“民族气节”标准，周作人到底是不是“汉奸”？或者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若从抗日战争的沉重历史经验着眼，这种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对于此种关切来说，我这本书恐怕几乎是等于无内容的。还有，长期以来，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到周作人的一节为出典的领袖裁断，保持着超越民国和共和国的法院两度判决的权威。尽管外国人也可以对这一权威是经过抗战、内战以及革命建国的具体历史而形成的事实表示理解和尊重，但到底不能将其作为自己思考的前提，何况问题超出政治责任的范围而触及到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这样，双方都有各自的历史因缘，加之彼此间原本缺乏如“欧洲精神”那样可能超越国界的共通理念，我们暂时不便讨论如此微妙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由于以上动机和所取的方法，无论是作为一介文人的个人史，还是作为以沦陷区这一特殊地域为背景的特殊事件史，都是需要重视其纪实性的，也因此，我不能不背负起仅以有限史料写出一部不完整历史的史家那样的遗憾之念。而直到最近，终于得以将出版以来近四分之一世纪之间主要在中国本土公开的史料以补充论文和补注的形式加进去而刊行本书的新版，这不仅是为了完成类似于史家的职责，同时也是想对自己与这个课题漫长的因缘关系有个了结。改版的详细情况如新版后记所示，《北京苦住庵记》本身实乃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范围，基本上是不容改动的。不过，为刊行新版重读一过，我注意到有关本书的我个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亦在新版后记中有所言及，即所谓“如果对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作为思想之可能性加以认真思考的话”云云者。“作为思想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涵义如何，以及“可能性”本身是否存在，在此倒可以不问，我想要说的是，我同时感觉到如今有些条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成熟度，连周作人的这一类思想问题也有可能与中国友人共通讨论了。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地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的共通课题：即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恰恰就是在这样危机重重的时期里，与中国友人不存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而想到希望，我则期待从中找到希望的一个方向。周作人的思想(如“东洋人的悲哀”这种负面的亚洲主义等)至少不背离这个方向。
在此之前，曾不辞辛劳编译我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京华君，在该书刊行新版之际便想到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其后，在正式向我提出此事的理由说明中，他强调做这个包含繁琐补注的麻烦的翻译工作，对于自己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重启中断已久的周作人研究，很有意义。听他如此说，我也就不好再一味强调自己的犹豫不决了。其实，如上文所述，在我自己的内心也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况且其中也有他起的作用，因为那本论文集中收录了本书“缘起”一文以及其他数篇关于周作人的拙文，不少读者已经有所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由衷感激赵君的辛劳，亦期待他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展。同时，对据说直接或暗地里鼓励他做这项翻译工作的北京友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木山英雄
二○○七年十一月于横滨
文摘自“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译者）之后直至日本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亦即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整整8年期间，古都北京一直被置于日本军的占领之下。日本方面把这种占领地区称为“和平地区”，表面上建立了由中国人组成的政权，但占领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参加这些“伪”政权的中国人，不管其个人意图怎样，都没能免除掉对敌合作的罪责，从而沾上“汉奸”的污名。在占领军及协助占领的当地政权之下，多数市民只要有其余地，他们是不会忘掉日常生活的，事实上也没有忘掉。而在知识界占有某种地位，处于政治乃至道义上的去留进退考虑的人物，则无论是谁都曾一度面临着逃离北京还是留下来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留下来的其后每有事情便要遇到对于占领统治是抵抗还是合作的歧路与抉择。
这样，在出色的知识人纷纷南下而消失了身影的北京，名声上与实质上都是重量级的文人，身居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职位，最后不但留居下来，甚至出任了在人去城空后“再建”起来的“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大臣的内阁级督办职位的，乃是周作人。这个名字在当今日本，因是著名的鲁迅的弟弟而为一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的这一事件作为中国文化界的重大创伤，于战争期间及其战后都成了深刻的非议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人乃中国近代精神发达史上的一颗闪耀的烁星，在文坛上的声望曾与鲁迅平分秋色。这里，为方便读者起见，即使撇开战争中的那个事件，虽作为与日本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邻国名士，也还是有必要一瞥此人到事件发生为止的身世经历的。
周作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即日本的明治十八年。其家世乃浙江省绍兴县一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通过了科举考试最后阶段的进士，父亲亦具有生员的资格，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世家。年长四岁的长兄树人即后来的作家鲁迅，而年幼四岁的小弟建人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时而写一些启蒙性的社会评论，不久成了共产党外围的知识分子运动的活动家，如今乃是中国政界的元老级人物而为人所知。周作人先是在旧式私塾接受古典教育，曾与兄鲁迅一起参加过科举县试，后就学于南京的洋式海军学校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与决意弃医从文一时回国的鲁迅一起来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于东京的汤岛、本乡界隅和长兄及同乡过着学生寄宿生活，接受了日语预备教育之后，在立教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古代希腊语。这期间，与长兄一起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掀起的旨在推翻清朝异族统治之民族革命运动的潮流洗礼，开始尝试与此深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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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