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类: 图书,历史,中国史,现代史（1919-1949）,
作者： 耿云志等著，陈于武编
出 版 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4-1字数：版次： 1页数： 535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01339747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中国固有文化进行批评和反省，同时努力追求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密接，相互融合的一场文化革新运动。是中国人，主要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封闭，渐渐形成开放的文化观念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 本书的各位作者都是各自领域里有影响力，有权威性的专家，他们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许多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研究和理解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文化变革阶段的政治、文化等现象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录
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辞（代序）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
文化开放时代的精神进化——以“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文化观为中心
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
“五四”新思潮倡导力量的形成与聚合途径初探——以《甲寅》、《新青年》撰稿人为中心的考察
试论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汉字改革——为汉字说句公道话
“五四”前后现代大学理念的阐发及其制度建构
“五四”余影下的儒学透视
从民权到威权：试论孙中山“训政”思想的变异
胡适与赫胥黎
胡适研究在俄罗斯（苏联）（1923——2007）
“五四”新文化思潮分化之初探——以周恩来评胡适的文章为例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论析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丁文江
张君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辨正——以“科玄论战”为中点的再考察
晚清精英文化心态的逐步开放
遗忘、忽略还是其他：从晚清传教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讨论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影响说起
晚清帝国对“万国公法”的理解和认识
开放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思潮
书摘插图
新文化运动：建立中国与世界文化密接关系的努力
耿云志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且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文化在整体上一直处于领先发展的地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文化在整体上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由这样长久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认同，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优越感。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多少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了某些东西，但总体上，中国人在文化上是自满自足的。这种文化心态相当的根深蒂固。晚明时起，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带来一些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新知识，引起少数上层士大夫的注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可以和中国比肩并立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可以和中国文化比肩并立的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一种造成了足以打败中国的种种条件的强势文化，逐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中国人通过屡次的挫折、失败，逐渐认识到这些条件，认识到它们之所以形成的原因。从而引导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透过表面，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
这个过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站在21世纪的思想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的近代发展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刺激起来的。中国的近代觉醒也是同地理观念的大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人一向自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有其他国家和民族向中国学习，而无中国人向其他民族学习的道理。所谓只能“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用夷变夏”。自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到魏源编《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中国读书人始稍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也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书里，还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表明他们决非古之夷狄可比。梁廷枂所编《合省国说》竟对历史不足百年的美国的政教制度称赞有加。这些书籍恰恰是给中国第一代政治改革家们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原料，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忆及《瀛环志略》这本书。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使臣和留学生，还有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出国考察、游历。他们带回了异国的亲见亲闻，更充实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新的世界观。
王韬是少数亲身游历过西方国家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认识到“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扣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他并且认定，“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既然“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就只有谋求共处之道，并进而取长补短，增益所不能，以求竞存于诸国并立的世界之中。
破除一统天下的旧观念，正视诸国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这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观念上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有了这一变化，才会酝酿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上书中，累次痛论天下各国并立的世局，并指出其意义，提出因应之道。康氏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这在地球未辟，泰西诸国未来中国之前，尚可维持。但大地已通，诸强环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实不容再沿袭旧日之成规。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康有为所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他变法思想之所由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康氏把世界大通，诸国并立视为数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因应这一变局，必须学习欧美诸国的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才勉能争存于世。所谓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包括了文化的诸多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在康有为这位变法运动的领袖那里，已萌生了近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文化观念。
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比他的老师更加清晰。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他又说：“地球之面积日缩日小，而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此语最能表现出梁氏对世界化大趋势的感受。所以，梁氏不但是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之第一人，也是明确提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国家”的第一人。他在为推翻清王朝后最初建立的民国政府规划“立国大方针”时，提出第一项大方针就是建立“世界的国家”。不消说，一个“世界的国家”，其文化的方针必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其实，从《时务报》时期起，经《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直到《国风报》，整个清末十几年中，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和文化开放主义，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主导线索。
文化的发展因相互交流而得益，促其进步愈速。这一点，李鸿章也已有所认识。他曾说：“一国之见识无多，聪明有限，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日益精，强日益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益进，知识愈开。国家亦然。或者格物的新理，制造的新式，其始，本一国独得之秘；自彼此往来，于是他国皆能通晓效法。此皆各国交际的益处。”从他的话里不难看出，他的见解有明显的局限，他还只是看到格物制器之类的领域。后来的改革家们就进一步看到政教制度，乃至整个文化各领域，都可从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进步。清末的最后几年，因革命与立宪改革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已呈现出颇为开放的气象。只是因为政治变革主导一切的形势，于文化的全方位的开放，尚未成为知识界充分自觉的意识。
辛亥革命迫使清朝皇帝退位，但并未因此换来民主制度的实现，反而出现政治失序，乱象迭出的局面。人们集中心力，甚至抛头颅，洒热血，奔走革命与改革，结果竟是如此令人失望。挫折与失望，促使人们反省。比较最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们，乃得出结论，认为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是因为人们的思想观念没有真正发生变化。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绝大多数国民“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制臭味”。所以，他指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显然，要做这样一种思想观念的洗刷工夫，就必须做一番思想启蒙的工作，也就是做一番文化革新的工夫。当时有许多先觉分子与陈独秀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就连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看到，国民中“了解共和之意义，有共和之思想者”，仍然很少。“欲使其心有共和思想，不为反对，必须以心感动之，同化之”。所谓“以心感动之，同化之”，也是要做一番思想革新的事业。梁启超更明确要放弃政治活动，专注心力于革新国民思想的工作。他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宣布说，“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著名大记者黄远庸认为，积清末以来新旧思想观念的矛盾与更代，至此已到了真正关键的时期，“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最后，充分尊重人类之意志自由的新思想必将战而胜之。胡适更从文化整体变动的宏观考察提出，中国人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陈独秀之“洗刷旧思想”，孙中山“以心感动之，同化之”的努力，梁启超的新的报国志愿，黄远庸的“渐逼本垒”的新旧思想的决战，以及和他们同时，发出同样的呼吁的所有先觉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新思想、新观念，都是来自西方先进世界的。他们无例外地都主张文化开放主义，主动地引进一切他们认为有益于改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东西。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领袖分子，至少是重要的同盟军。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专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努力构筑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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