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智慧名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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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树骅主编，沈冰稚副主编
出 版 社： 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 2004-5-1字数：版次： 1页数： 226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3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3312626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一部著作。书中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所以内容极为丰富。《吕氏春秋》也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吕氏春秋》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该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又兼取各家之长的一部杂家著作。其意义就在于它打破了诸子百家争鸣局面下各学派之间的森然壁垒，以高屋建瓴之势，融百家学说于一体，以海纳百川的胸襟，著成了这部先秦时期的百科全书。
本书从原著中选取了有关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至理名言大约有七十余条，主要涉及崇尚信义、严于律己、注重道义、效法圣贤、努力向学、躬行实践、以义制利、见贤思齐、推己及人等方面。本书所选取的有关政治伦理的名言，主要涉及以民为本、贤者在位、以德服人、为民表率等方面。〔故事〕部分以进一步阐明名言所蕴含的道理为目的。通过这些小故事，可以从侧面来印证原著名言的深刻内涵，发人深思、启迪心智。
目录
总序
导读
公则天下平
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
太上反诸已
不知理义，生于不学
君子之学
成身莫大于学
善学者假人之长
欲观至东，必于至治
义者，万事之纪
贤主必怜人之困
顺民心故功名成
惟贤者能使士待千里
凡物之物必有故
圣人以爱利民为心
万物不同在于用之异
惟贤主能听逆耳忠言
士可杀不可辱
辨信勇法宜适当
审知今则可以知古
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
豪士不可漫以污
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
民之治乱在于有司
谋物之成必由广大久远
务本莫贵于孝
欲立功名，本在得贤
事之难易在知时
功名大立，必慎其人
宜遇与不宜遇
君子必在已，不必在人
优所以昌，喜所以亡
圣人去小取大
士所归，天下从之帝
贤主得其要
有道之士国犹少
明察秋豪，则大物不过
名正则治，名丧则乱
人主之言，不可不审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
欲立功名，必有其具
以利为本，以民为义
君子之穷通异乎俗者
为天下及国，以德以义
用民之论，不可不熟
古之君民者，思致其福
信之所以尽制之
择物贵取一
天下之士虑天下之长利
达士达乎死生之分
国亦有郁
论人心、观事传必熟深
王者厚德积善
得贤士方能显名安国
仁者仁乎其类
力贵突，智贵卒
行不可不孰
义乃万利之本
物之相似使人迷惑
得贤人则国安名荣
得言不可以不察
贤主所贵莫如士
智之贵，贵其知化
中理然后动，当义然后举
得地千里，不如得一圣人
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
君子审在己者
过者不知而自以为知
贤主有度而听
士不偏不党
书摘插图
公则天下平
【名言】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孟春纪•贵公》
【要义】
作者这段话是要阐明为政治国“必先公”的道理。这里提倡的是秉公办事与公正无私。从前，先代圣王治理天下，一定要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只要做到公正无私，天下就安定了。天下获得安定是由于公正无私。试考察一下古代的有关记载，曾经取得天下的人是相当多了。如果说他们取得天下都是由于公正无私的话，那么，他们丧失天下必定是由于偏颇有私。
【故事】
管仲（约前730～前645年），名夷吾，今安徽颍上人，齐桓公时为相。管仲原是贵族出身，因为家道中落，降为平民，便和好友鲍叔牙一起合伙经商。
管仲与鲍叔牙交好，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段佳话，这就是著名的“管鲍之交”。管仲曾经说过：“生养我的是父母，但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在齐桓公欲任用鲍叔牙为相的时候，鲍叔牙推荐了管仲，促使齐桓公忘却一箭之仇，破格提拔了管仲，既赐予他市租，同时尊管仲为仲父。但管仲并没有因此而偏私鲍叔牙。在管仲病得很重的时候，齐桓公去探望他。在病榻前，齐桓公问长问短，最后才小心翼翼地问出这样的问题：“您的病已经很重了。如果万一您的病情危急，不幸离我而去，将由谁来接替您，继续扶持我治理国家呢？”说完，不禁潸然泪下。
按照常理，管仲一定会推荐鲍叔牙的，但管仲却没有。他撑起身子，对桓公说：“在我身体好的时候，竭尽全力，想去了解和发现一个这样的人，但我始终没有物色到，如今我命若游丝，又怎么能来解决这样的大事呢？”齐桓公说：“这的确是关乎国家治乱的大事啊！您不帮我还指望谁来帮我呢？万望先生能给我指点迷津呀！”管仲只好答应了。接着他又委婉地问桓公：“您想任用谁呢？”桓公说：“您看鲍叔牙怎样？”管仲回答说：“不行。对于鲍叔牙的为人我是最了解的。鲍叔牙一生清白廉洁，看待不如自己的人，不屑与之为伍，偶然听到别人有所过失，他便终生不会忘记。如果实在没有别人的话，那就用隰（xi）朋吧。隰朋这个人，既能牢记先世贤人而效法他们，同时又能不耻下问。自愧其得不如黄帝，又能怜惜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政，不该问的，从来也不去打听；对于事物，不该他了解的，他也从来就不过问；对于别人，无关大节的事，他一向装着看不见。实在不行，那就用隰朋吧。”
这是齐桓公与管仲之间的一次对话。齐桓公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使齐国成为五霸之首；管仲不以己亲而荐人，都可以看成是“公”字当头的。
（二）
晏婴（？～前500年）字仲，历仕灵公、庄公、景公三世。“晏婴不死君难”的故事也是比较有名的。
这是发生在庄公时代的一件事情。当时有个名叫崔杼的大臣，其妻长得非常美丽，齐庄公对其觊觎已久，二人有了不正当的关系。崔杼对此怀恨在心。终于有一次被崔杼逮了个正着，庄公就这样被杀死在崔杼的家里。晏婴听到庄公死在崔家的消息以后，立即坐车赶到了崔家。他的侍从问他：“您打算为国君而死吗？”晏婴回答说：“他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我为什么要为他去死呢？”侍从又问：“那么您打算逃走吗？”晏婴说：“我有罪吗？我为什么要逃走呢？”侍从说：“那您就回家吧。”晏婴说：“君死了，我怎么能回家呢？做人君的难道能凌驾于百姓之上吗？一切都应当是为了主持国家，做臣下的难道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俸禄吗？一切都应从保养国家出发。因此，倘若国君是为了国家而死，臣下应该跟着去死；国君是为了国家而逃亡，臣下也应该随着去逃亡；倘若国君是为了个人的私事而死，为了个人的私事而逃亡，不是他亲近宠爱的人，怎会随着去做呢？崔杼是庄公宠信的人，却杀了国君。我凭什么要为他去死呢？”
等到崔家的大门开了以后，晏婴便走进去，把庄公的尸体横放在自己的腿上，哭了一阵，然后站起来连连跺几次脚，以示哀痛，也算尽了君臣之礼。在晏婴出去之后，崔杼身边就有人对崔杼说：“一定要把这个人干掉。”崔杼说：“他可杀不得。晏婴是齐国百姓敬仰的对象，如果我们不杀掉他，我们还会得到百姓的拥护。”晏婴是把君臣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之上的，晏婴这种只为国家利益而献身的观点与主张，为历代的忠臣所称道和效法。
【名言】
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
——《季春纪•先已
【要义】
这与儒家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的精神主旨是一致的。过去，先代圣王注重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大业自然成功；端正自身，天下自然太平安定。所以，改善回声的，不致力于回声，而是致力于改善产生回声的声音；改善影子的，不致力于改善影子本身，而是改善产生影子的形体；治理天下的，不致力于天下。而在于修养自身。正如《诗经》中所言：“那个善人君子，他的仪容很端正。他的仪容很端正，就会给四方各国做出好榜样。”
【故事】
历史上大凡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是修身律己的光辉典范。我们都知道诸葛亮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在于他能严于律己。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今山东临沂人，他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忠心耿耿地辅佐刘备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蜀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率大军北伐曹魏。南京、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归蜀，此事震惊了整个关中地区。魏明帝亲自西进长安，坐镇督兵指挥抵御诸葛亮的军队。诸葛亮命马谡率各路军队与魏军大战于街亭。但是由于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策略，造成了街亭的失守，诸葛亮不得不迁移西县百姓一千多户，退回至汉中。因此便有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发生。同时诸葛亮自己也向全军承认自己用人的失误，并向刘禅奏请对自己降职三级。诸葛亮在上奏中说：“我的才能浅薄，担当了不能胜任的职务，亲自领受了君上的谕令和锦旗斧钺以激励三军，却未能按照规章严明军纪，面临大事却犹豫不决，导致了马谡违背军令的错误。这次发兵是由于思考不周密以及用心不谨慎造成的，而所有的责任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我的用人失误而造成的。我既无知人之明，考虑问题又多所欠缺，依据《春秋》军事失利先罚主帅的原则，这次战争失利的主要责任当在于我。我自请降级三级，以示警戒。”刘禅答应了诸葛亮的请求，改任他为右将军，代行丞相之职，总管全国军政。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杰出帝王，他在位的几十年问，出现了开明盛世“贞观之治”。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他能够在魏征等良臣的劝诫中，反观自身，及时改正自身的失误。
一次，唐太宗问魏征一个这样的问题：一个皇帝怎样做才能明辨是非呢？魏征说：“要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明辨是非；你如果偏听偏信，肯定会受到蒙蔽。”于是，唐太宗鼓励大臣们积极进谏，对自己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令征发民工修缮乾元殿，有一个叫张玄素的大臣，当即提出了五条理由加以反对，说：“这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恐怕还不如隋炀帝呢！”唐太宗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我与桀纣比，又如何呢？”张玄素并没有胆怯，仍然据理力争，说：“如果一定要修缮乾元殿，那与桀纣的下场恐怕也是一样的。”唐太宗听了以后，非常感慨，最终停止了这项工程，并奖张玄素绢五百匹。
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唐太宗由于特别偏爱这个女儿，下令给她的嫁妆超过了其姑姑，也就是比唐太宗的姐姐永嘉公主的嫁妆多一倍。魏征对此极力反对，他认为这有违唐朝的礼仪规范，而且这样做，也过于铺张浪费。唐太宗无奈接受了魏征的意见，但心中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觉得自己身为堂堂的大唐帝国的皇帝，想为自己心爱的女儿多送一点嫁妆都要受到批评。所以下朝以后，回到家里，还是余怒未消。长孙皇后看到这种情形，忙问太宗为何如此生气。太宗说：“魏征这个人常常在朝廷上让我难堪，我非杀了他不可！”长孙皇后急中生智，立刻穿上朝服，向太宗致贺，说：“开明帝王的大臣才敢于直谏。因为您的开明，魏征才敢直言呢！”结果太宗也转怒为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