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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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档案春秋》杂志社编
出 版 社： 华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 280000版次： 1页数： 389印刷时间： 2009/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7525113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此书编辑、付梓、出版之时，我们伟大祖国正经历盛世送别奥运、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迎接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筹办世博会召开。这些举世瞩目的事件都将被一一记录在册，成为永久的历史记忆，成为人类攀登文明高峰的标高。作为肩负着保存历史记忆、传承文化重任的档案工作者，在欣逢盛世、共襄盛举的同时，谨以此书的出版作为献给伟大祖国的礼物，祝愿她更加繁荣昌盛。
本套丛书汇编了由上海市档案局主管、上海市档案馆主办的《档案春秋》杂志三年来的精品文章，它们勾勒出一段段“不平，凡人的平凡事，平凡人的不平凡事”，还原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那些老档案，第一手的资料，从中挖掘出人生百态、世纪风流，供大众品读；记录片式的人物和事件回放，旧闻轶事，自是纳尽悲欢离合、坎坷曲折；从“旧闻”中寻找“新闻”，展现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仔细品读这些文章，档案文化的意义跃然纸上——真实、内幕、可读是它主要的美学特征；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重要依托；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充分展示档案与社会、历史、人生的密切联系，是它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直击历史瞬间，注重亲历、亲见、亲闻，兼具轻松阅读和史料收藏双重价值，是它所要实现的社会
历史需要记忆，文化需要传播，文明需要传承。在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档案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为社会所认同。众所周知，档案所负载的信息资源是全社会最可宝贵的历史记忆，对于维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档案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在这方面，《档案春秋》本着“依托档案资源、构建档案文化、展现历史原貌”的宗旨，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展示了档案文化的软实力，真正做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满足了国内外广大读者对档案信息的文化需求。
目录
走近“覆灭的罂粟花”——外交解密档案中记述的逃缅蒋介石残军溃散始末
外交档案解密“波兰事件”
中美对等交换被扣人员的外交斡旋——来自外交部解密档案的报告
中国空军档案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失踪密友
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建交高潮
周恩来在中国外交破冰之初
外交档案解密新中国第一批“使”字牌照
包机按时起飞——外交档案揭密中国代表团当年万隆行
在斯坦福，看蒋介石、宋子文档案
蒋介石三次收回香港失败
档案判清“曹雪芹画像”真伪
八千麻袋“大内档案”流失记详
1905年大闹会审公堂案始末
1910年，上海股市的“黑色星期五”
寻访侵华日军在沪战俘集中营
日本投降
新中国成立后的故宫盗宝案
谁杀害了“美丽”牌香烟壳上的美女
引用档案惹出的一场官司——《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以后
毛泽东原始“学籍档案”发现始末
长征也曾很快乐
蓝图之夭——民国《大上海都市计划》的两度兴衰
“协和”的病案报告
百年刘庄：“天堂”中的国宾馆
我进中南海教太极拳
我为宋庆龄保管五万元人民币
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纪事
送瘟神：青浦抗击血吸虫病纪事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禁映影片”的禁映内幕
“样板戏电影”拍摄回头看
影片《南海长城》拍摄内幕
京剧《海港》编创演出的前前后后
中国电影史上一桩罕见的“撞车公案”
书摘插图
走近“覆灭的罂粟花”——外交解密档案中记述的逃缅蒋介石残军溃散始末
引子
1950年年底，解放军取得“元江大捷”。国民党第8军、第26军战败，其中一部从云南退入缅甸，苟延残喘、拼命挣扎，却又“绝处逢生”。他们割据一方形成了“国中之国”，渐渐成为一支妖娆的“罂粟花”：一支对抗缅甸政府军、武装窜扰云南、走私贩毒、煽动叛乱的武装力量。笔者在查阅外交部解密档案时，发现了外交档案中对这支“罂粟花”覆灭过程的相关记载。
边境线上的阴谋
1959年8月11日，昆明军区的一份加急电报火速发往云南军区，同时上报总参、外交部：
据悉逃缅蒋残匪军正在策划破坏中缅关系，制造中缅军事冲突的阴谋，准备化装我军袭击缅军或化装缅军进攻我军，并令其特务组织收集调查有关中缅边界问题，双方人员越境问题的情报，以便多方进行挑拨。
1959年9月16日，昆明军区再次向总参谋部、外交部报送了一份机密级急电。该文详细地补充汇报了逃往缅境的国民党“中委员二组”特务李绍清一伙三次化装为解放军到缅甸境内挑拨中缅关系的活动情况。解密档案记载如下：
李绍清系蒋匪中委二组特务茶树民的部下。现有47人，共有大十响11支、手枪1支、美造手榴弹4枚，假机枪2挺，仿制我军和缅军的军服及其他便衣共22套。8月初李匪带6人化装我军到楚余河地区活动，当地特务王大兴（王系李匪部成员）即向罗孔山官报告解放军曾到楚余河一带活动。
对于这一情况，外交部给予了高度重视。10月8日，章汉夫副部长向陈毅副总理书面汇报，提出通过我昆明外事处提请缅方注意蒋军挑拨阴谋的处理方案。
10月10日，我外交部迅速向云南外事处发出陈毅副总理批发的加急电报，请云南方面转告缅方，警惕蒋军破坏和挑拨中缅关系的阴谋。云南省政府外事处于10月16日面告缅方驻昆明副领事吴拉吞，提请缅甸政府予以警惕。
“外交无小事”，一起蓄意制造中缅冲突的外交事件，由于我外交部正确、得当的处理而被及时化解。
档案中记载的李绍清是何许人也，现在已无法查证了，但他身后的这个国民党“中委二组”，却是逃亡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最高指挥机构，执掌着相当数量的特务组织和正规武装部队。据解密档案揭示，其时在缅活动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已达到了7400人左右。而此类的骚扰、挑拨甚至武装窜扰事件也在边境线上持续了近十年。
那么，这支残军武装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中缅边境生存下来的呢？
逃缅残军的“前世今身”
逃缅残军的前身是国民党第13兵团第8军709团，归属于李弥、柳元麟领导。
李弥，字炳任，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毕业。1947年11月任整编第8军中将军长，1948年春，升任第13兵团中将司令官。其部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李只身化装潜逃。后受命重建第13兵团，并率部去云南。
柳元麟，字天风，浙江慈溪人，1907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步兵科。柳元麟先后担任过总统侍卫总队队副、警卫团团长、警卫旅副旅长，直至总统府少将侍卫长，深受蒋介石器重。柳、李二人是同学，颇有私交。而李弥也极力拉拢这位“蒋校长”的身边红人，以期获得蒋的信任，在组建13兵团时，李弥就多次向蒋提议由柳担任他的副手，但蒋均以柳侍卫“总统”责任重大为由未予同意，直到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柳才被下放出任李弥的副手。
1950年年底，在解放滇南的“元江战役”中，李部被解放军击溃，四散奔逃，所辖709团逃到缅甸后，千辛万苦地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得到蒋介石的手令竟是“断决一切关系，自行解决”。残军在缅政府军、当地土匪的多次围攻后千辛万苦杀出一条血路，在缅甸站住脚。蒋介石闻知后，认为其可以一用，又将逃往台湾、其时赋闲在家的残军的老长官李弥派回担当头领，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继续担任副手。
逃缅初期，国民党的这支武装只有千余人马。但因缅甸政府忙于对付国内的反政府武装，无暇顾及这些流亡者，残军在美国和台湾当局不断提供补给、援助的支持下，经过扩充后竟达到近2万人，自称为“云南反共救国军”，占据了面积相当于两个台湾岛之大的地盘。
1951年六、七月间，李弥指挥残军出动6000余人，实施“闪击行动”，侵犯我云南，接连占领耿马、孟连、锰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就在李弥得意忘形地叫嚣“光复云南”之际，我云南军区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窜入武装进行围剿和清剿，两次战斗共歼敌近800人。残军一路狂奔逃回缅甸；我军则坚持“不出境作战”的原则，对于盘踞在缅甸境内的残军仅以监控为主，对窜入我境的残军武装则予以坚决打击。
残军受到重挫后，不敢再造次，便在缅北地区盘踞。为了扩充武装力量、进一步割据地盘，残军需要大量军费维持。档案揭示，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有美国政府这个后台，残军最高能获得每月7万美元的特别补助。但在李弥眼中，这些钱远远不够，他看中了缅北的罂粟资源。
缅甸曾是英国的殖民地，英人将罂粟引入缅甸，缅北地区始有大量农民种植这种利润极高的植物。缅甸独立后，这种情况也未有改变。罂粟果的汁液是制造鸦片的主要原料，美丽的罂粟花因此被人们称为“罪恶之花”。而用“罂粟花”来形容逃缅蒋残军的罪恶行径一点儿也不为过。
残军历来就与罂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护运鸦片、走私黄金、收取保护费，开创了缅北地区公开以大型武装护运鸦片的先例。“反共抗暴”是主业，走私、公开护运鸦片却成了许多军官乐此不疲的副业。著名的大毒枭坤沙早年还曾在李弥开办的“反共抗俄军政大学”里接受过培训。
在残军武装的运作下，一条从北到缅甸再到老挝的贩毒通道渐具雏形，它也是后来那条赫赫有名的“金三角”贩毒通道的前身。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初，缅北地区的鸦片产量为100多吨；到50年代末期，鸦片的产量已经达到了200多吨。
妖艳的“罂粟花”悄然生长
有了钱的残军更加横行，他们居然置缅甸主权于不顾，煽动地方土司、头人公开对抗政府，如此行径当然为缅甸政府所不容。
1953年夏，缅甸政府调集了8000名剽悍的克钦族政府军，又用重金招募了近4000名印度雇佣军，发动“旱季风暴”战役，将残军总部团团包围，誓要清剿到底。形势危急之下，残军内部对作战的方案大有争论，柳元麟提出了“走为上”的对策，但遭到大部分将领的否决。此后，两军一度激战形成对峙态势。就在残军大部接近崩溃的关键时刻，外线护运毒品的部队火速驰援，彻底击溃缅军。
缅甸政府不得已，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残军的幕后操纵者——美国和台湾当局侵犯缅甸主权，要求残军撤往台湾。台蒋方面无奈地表面允诺。
“撤军”过程中，残军的内部发生了分歧。李弥不愿撤退，不愿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地盘白白丢掉，认为撤回台湾没有发展前途，故对军令的执行推三阻四；李弥手下的云南籍将领也不愿撤，认为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将与生养自己的故土远隔千里。但柳元麟等“校长嫡系”是“撤军令”的积极执行者。“撤军”的最后结果，残军仍有3000余人滞留。蒋介石对“撤军”不力大为恼火，但又奈何不得“在外之将”，自此不再重用李弥，将其架空，让柳元麟担任实际上的总指挥，加强对剩余残军的掌控，对外则宣称残军已全部撤走。1954年年底，残部的番号改为“云南反共志愿军”。
至此，残军的实力大大削弱，柳元麟也大为收敛，不轻易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反攻云南。每当台湾方面要求上报战绩时，就以小股特务频繁地用“小偷小摸”的方式袭扰我边境，以此向上峰搪塞、邀功，暗地里埋头休养生息，保存实力。
缅政府由于再次应付国内反政府武装而无暇顾及残军。
“罂粟花”又一次残存下来。
屡战屡败的“反攻行动”
残军部队“光‘窜扰’，不‘光复’”的情形显然无法令“校长”满意。1957年夏，大陆开展整风运动，政治形势紧张。蒋介石乘势提出要对大陆进行“军事袭击”和“政治反攻”，指令逃缅残军在云南边境伺机组织武装暴动。
为此，残军蠢蠢欲动，制定了武装反攻云南的“雨季方案”，意图在当年的10月份——雨季结束前袭扰我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