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谁推动了中国改革

分类: 图书,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
作者: 李肃著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9-1-1字数:版次: 1页数: 479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80234306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土咨询大师倾情披露30年企业改革一线真相。
内容简介
在技术创新领域,我国企业与世界的差距很大,特别是大公司的创新体系,我们与国际跨国公司确有天壤之别。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风险投资热潮,大大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中国的巨大市场为创新型的企业准备了极好的投资条件,聚合了大量风险投资基金。
最近,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波及实体经济,国外大公司的衰退与解雇风潮,给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创造了难得的人才流动机会。从目前国内外产业基金的动向看,股市低迷推动大量产业基金向风险投资和股市抄底的领域转移,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潮面临再一次重大的资本投入机会。
由此可见,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的中国,一定要确立技术创新的升级战略,在全球创新人才与创新资本的接轨中实现中国企业的能力超越。
在品牌创造领域,我国企业的最大弱点是品牌短板。特别是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的企业明显存在品牌缺位和品牌空白的问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中国企业品牌做了最好的全球市场铺垫,而全球经济危机,又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重组提供了最大的整合机遇。因此,我们力主将国家的外汇储备投放给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推动企业走国际化道路,与国外品牌企业重组整合,取得全球市场渠道和品牌运作经验。
由此可见,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的中国,一定要确立跨国经营的品牌战略,为中国经济超越奠定品牌基础。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源于通过“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创造了对西方资本最有利的‘招商引资’条件”所致。所以才会出现不仅欧美国家、而且长势生猛的亚洲四小龙们也对中国的低成本竞争招架不住的强大趋势。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几分道理,但却无论如何无法解释:仅仅凭借这些消极性的低成本高矛盾的方式,哪一个国家能够持续高速发展超过30年而不乱?
作者简介
李肃,自从有了新时期的咨询业,就有了一个叫李肃的咨询师。20多年来,这个人纵横四海,驰骋五湖,为中国企业的 战略提升纵横捭阖,运筹帷幄;先后为联想、德隆、中远、中外运等近千家大中型企业出谋划策并屡见奇效。凭自学成才,而跻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之名校殿堂授课;仗侠肝义胆,而挺身为唐万新、龚家龙、顾雏军等悲情企业家声辩;借独辟蹊径,而屡屡展现惊世手笔,挽狂澜于既倒。人称“经济界大侠”、“传奇式顾问”、“中国咨询业管理咨询+投资银行模式的开创人”。
胸中丘壑,眼底江山,三十年来企业改革的不传之秘,尽付此书!
李肃先生现任和君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目录
写在前面
第一篇进退轮回的探索性改革
引言
第一章承包制:从起步到没落
1.政治悲剧:福州二化的承包制改革与苏乃熙冤情
2.二汽改革:陈清泰现代企业制度的思想精华
3.坐失良机:北京汽车工业的行政性改造与改革思路纷争
4.借助钟馗:周冠五为何如此钟情承包制
小结:承包制的历史功绩与致命局限
第二章股份制:艰难的探寻之路
5.北旅王金权:东风难与周郎便
6.鸿雁断翅:孙超为何不越雷池半步
7.上海飞乐:中国股市首次增发股票
8.嘉陵摩托:条块分割,孙寿彭梦断
小结:股份制改革的五个关键阶段
第三章权宜之计:横向经济联合
9.丽源之殇:条块分割勒住了重组的咽喉
10.长城计算机:十字路口的国企重组
11.北齿和北内:文化冲突的解决之道
12.中化集团:战略+人才:领袖
小结:中国特色十足的横向经济联合
第四章在治理整顿的寒流下颤抖
13.华青公司: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4.上海电缆厂:紧缩中的无奈与遗憾
15.天府可乐:在腹背受敌中陨落
16.化蛹为蝶:温州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
本篇结束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两起两落的转型性改革
引言
第五章南巡讲话与二次开放
17.展望计划与火炬计划:中国的风险投资初探
18.海南机场公司:投机大潮下的产业杰作
19.灵山大佛奇迹: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0.华能集团:五世同堂的企业谁生谁死
小结:海南大潮会冲向哪里
第六章紧缩之后的霜降
21.蒙妮莎:猝死于紧缩后的肃杀
22.重钢试点:传统国企到底能改变什么
23.玻璃产业整合:洛玻与耀华失之交臂
24.太平洋机电:黄关从为何弃商从政
小结:慎用“紧缩”这柄利剑
第七章国退民进,改革大潮再起
25.西安国旅:经营者持股的初步尝试
26.苏州格雷(宝时得):电动工具行业的三驾马车之一
27.天歌科技:跌宕起伏的重组大戏
28.收购徐工:群雄逐鹿的精彩博弈
小结:民营经济任重道远
第八章仇富潮起改革延搁
29.金杯公司:民营体制的二次败落
30.惜乎唐万新:德隆大手笔的成与败
31.功败垂成:产业巨子顾雏军为何落难
32.龚家龙:能说服穆沙拉夫,惹不起地方政府
33.苏威孚:MB0完美改制归于流产
34.华源之死:国企转型有一道过不去的坎
本篇结束语:在大起大落中顿悟
全球竞争的接轨性改革
引言
第九章应对入世与市场国际接轨
35.京棉集团:面对棉纺业产业转移的大趋势
36.新中基:把西红柿酱卖到全世界
37.未雨绸缪:中外运成功实现战略转型
38.横空出世:国美的战略升级与市场竞争力
小结:入世催熟中国企业
第十章基金涌动与资本国际接轨
39.华宇易主:荷兰人甩出13亿人民币
40.东方奇迹:新东方的价值分析与老虎基金的惊人定价
41.旭阳化工:文化提升与国际资本的进入
42.伽玛星:国际融资与灵顿科技的国内风投
小结:资本国际接轨的意义
第十一章宏观调控与政策国际接轨
43.浴火重生:浙商的危机与转型
44.突破紧缩:隆基泰和的三大战略
45.铁本悲情:河北钢铁业的重组整合
46.奋起还击:牵手果汁与天府可乐的危机公关
小结: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
第十二章中国崛起与企业国际接轨
47.中远修船:“顺势而行”的产业提升与资本运作
48.北汽福田:“借势而为”的宏大战略构思
49.娃哈哈:“造势对抗”,搅动国际竞争
50.联想集团:“强势融合”的跨国发展
中国的崛起之梦与复兴之路
书摘插图
第一篇进退轮回的探索性改革
引言
中国改革在起步环境上有极强的“政治破冰”色彩,由此决定了我国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十年,是政治型企业家的天下。一代探索者在意识形态争论之中摸着石头过河,并因其中必然的政治化特征,走过了一个从进到退、由热至冷的改革轮回,这前后分为四个阶段——反行政控制起步的承包制改革、深化制度变革的股份制改革、回避意识形态冲突的横向经济联合、反改革思潮主导的治理整顿。
凡是经历过的人都决难忘记,80年代是一个让人欢欣鼓舞、心情舒畅的年代。经受了漫长而严酷的思想禁锢,人们一下子迎来了打碎锁链的春天,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极左教条的禁区,中国大地上演着一幕又一幕令人激动不已的“思想解放”和“理性启蒙”的人间活剧。被奴役已久的思想的权利终于挺起了腰杆,在突如其来的自由天地间旋舞,向着个性解放的大路上欢歌。一切都曾经无比美好,一切都曾经无比灿烂。
这十年中的前五年当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黄金时代”。如同希腊时代对整个人类文化长河之比形成文明时代的“童年期”,1979~1986年可称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童年期”,甚至是“童话期”。唯有在那个时期中,改革进程受到了除顽固左派之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一致欢呼。后来一系列的“改革共识破裂”的痛苦争论,还为当时的人们所不能预知。一代先行的探索者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之中摸着石头过河,在起步点上肆意燃烧着改革的青春期激情。
关于中国改革的起点,一直有着不同的说法与界定。但准确地说,我国城市的企业改革应当是发端于1984年的“福州55家厂长经理松绑呼吁书”事件。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联合发表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文章,文章中提出:“计算机图形功能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在基层企业”。《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这份呼吁书。仅仅两个月之后的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即著名的“扩权十条”),明确规定企业拥有更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旧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是我国企业改革吹响的第一声号角,更是企业家作用的首度集体展现。
然而,中国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十年,毕竟是有厚厚的政治坚冰亟需打破、有重重的体制碉堡有待冲决的特殊年代。从步履蹒跚的农村改革延伸到进退维谷的城市改革,从联产承包的星火燎原到城市企改的围城突破,随时随地都可能会触及到大量传统“左”派的意识形态壁垒,引发“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等上纲上线的殊死之争。那时的人们不得不与那些现在看起来极其陈腐可笑,但在当时却是绝对不容触犯、不许置疑的思想观念斗智、斗勇、斗力,耗费掉现在看来简直是太过无谓的大量时间精力。不断爆发的意识形态冲突与争议的一个个焦点事件,构成了前十年改革图景中的第一个鲜明特征。
由于极“左”思潮意识形态大山般的顽固阻挡,改革又必须为自己赢得自我证明的机会,因而邓小平所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成为当年包括企业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的必然选择。“实践检验真理”,先干、先试、先不定论,只做不说,摸一步走一步,由此形成当年的企业改革第二个特征,即有很大程度非理性的“试错”特征。“试错”的结果,一定不可能是从正确到正确,而必然显现出“之”字型曲折的改革道路。从江山一统的计划体制逐步走向百花齐放的市场体制,本来就前无古人,缺少成熟经验、缺少前车之鉴和缺少明确的理论引导,因此“改革副作用”自然也就在所难免。加之旧体制与旧思想无所不在的惯性拖累,更是导致大量负面因素的形成与积累,由此引发出比人们的乐观预期要早得多的“发展轮回”。
改革进行了仅仅十年,就出现了巨大的动荡,并以“六四风波”作为其标志性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中国改革史上第一次宏观紧缩自此登台,改革热浪一度全面回冷,反改革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大规模的治理整顿与改革倒退的强大寒流就此骤然袭来。这就是企业改革前十年的写照。正是在此背景下,第一个十年的改革痞过了一个从进到退、由热至冷的改革轮回,前后分为四个阶段——从反行;控制起步的承包制改革,到深化制度变革的股份制改革;从回避意识形态的橫向经济联合,到反改革思潮主导的治理整顿。
第一章承包制:从起步到没落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承包制已是一个恍同隔世的名词了。而我们这一代亲身参与的人现在来总结这场改革,也常常会面临着各种困惑与迟疑。难以精确地概括出准确的定义。
在改革初期,承包制是企业家反行政权控制的一柄利刃。他们从放权让利人手,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撤销行政性公司的改革浪潮。可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人,承包制本身的弊病开始暴露,最终形成了一场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之争。在本书中,我选择了四个案例,让人们对这一现象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把握。
福州二化的承包制以反行政控制为起点,这是一场体制革命;二汽集团的承包制是用放权让利的方法管理企业,这是一次管理转型;北京汽车工业公司的承包制是资源分配的途径,这是一种短缺经济时代的运营方式;首钢的承包制则被上升为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成为意识形态的争论焦点。总之,这四个承包制企业咨询案例,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承包制的改革全貌。
第一,承包制首先是一场体制革命,是对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管控企业的否定与冲击。
承包制改革的启动初衷是挑战政府的行政控制,是企业家的松绑解放运动。因此那时的企业家是把改革当做权利结构变化的政治操作来推动的。福建55家厂长的领军企业——福州二化是我们的服务客户,那儿的企业家回忆起当年的上书事件,就像在描述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变法。这场由当时的福建省省委书记项南发动的企业家群体行动,完全可以贴上“激情燃烧的改革岁月”的标签。当时的企业家心态充满了这种政治变革的冲动,使承包制改革很快从企业放权让利,波及到撤销行政性公司和政府职能转变,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最先受到了来自企业家的挑战。
第二,承包制又是一次管理转型,是用放权让利的简单方式进行的企业管理方式转型。
承包制不仅极具政治体制的改革色彩,也被人们当做一种企业管理方式运用,并为中国企业带来过巨大的经营活力。1986年,我在二汽集团亲历过各分厂承包喷发出的火山岩浆,一批行政控制下的工厂厂长,冲进市场经济大潮,释放出巨大的商业能量。但是,这种能量一旦代替大公司的协同管理,也会出现严重的市场冲突。黄正夏与陈清泰之争,正是推行承包制企业管理所遇难题的一个缩影。
第三,承包制还是一种运营方式,是短缺经济时代争夺资源的主要手段。
在北京,承包制之初造就出的企业家郑焕明,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的问世,并进行二次创业,完成了北京汽车厂与北京摩托车厂的合并。这时,他开始梦想一统北京汽车工业,创造中国的第三大汽车工业集团。但是,放权让利带来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惯性,使得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此后的深层次改革步履维艰,直到20年后的徐和宜任内才得以走上坦途。
第四,承包制最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公有制条件下的企业制度安排。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承包制竞还会成为一种近乎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主张。首钢的周冠五是推行承包制的最大受益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首钢开始把承包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创新”,把承包制提升到制度、机制、管理的完美境界和最终形态来膜拜。于是,首钢卷入了一场政治性的理论之争。
承包制盛行的几年里,我们看到了它的变异过程,从政治松绑到经济让利,从利益安排到体制设计,如同抽丝剥茧一般,承包制改革的深层矛盾逐渐地开始凸现出来。
1.政治悲剧:福州二化的承包制改革与苏乃熙冤情
初识苏乃熙
在上世纪80年代,苏乃熙与他领军的福州第二化工厂名气很大。福建二化是一家始建于1958年的地方国企,1995年作为“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进行了公司制改革,更名为“福州二化集团有限公司”1998年,由福建石化集团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把二化集团公司的主要经营性资产进行重组,组建成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我初识苏乃熙是在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组织的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面的谈话,他就向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福建55家企业“斗胆”联名上书中央,要求松绑放权,并得到项南大力支持的故事,言谈之间,苏乃熙慷慨激昂、神采飞扬,令我颇受感染。
苏乃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有精明与干练的商人特质,又有强势与激情的政治偏好,带有政治家与商人二位一体的个性。他在谈论企业发展之余,对北京高层与福建上层的政治生态也表现得十分关注。这时的福建省,著名的改革派、省委书记项南已在“反自由化”之中去职,而国内围绕改革的各种争论正此起彼伏。
承包制的围城
福州二化的咨询项目于1989年3月正式立项的,我们为企业做了全面诊断,最后聚焦在以下几个难点上:承包制到底有没有两面性?应该局部改良,还是需要全面推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结构以解决现实难题?
承包制启动的城市改革,实质上是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是企业家冲破行政束缚、要求松绑的一次政治解放运动。当时,为企业松绑就是削弱、甚至剥夺政府机构直接干预企业的行政权力。特别是福州二化这样的原材料企业,在短缺经济时期处于极为重要的位势,集重点改革的政治地位与商品紧俏的经济地位于一身,企业与苏乃熙本人都如日中天,这种炙手可热的良好感觉使得他们对行政干预难以容忍。
然而,我在与苏乃熙私下的谈话巾,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尽管他身处事业之巅,但内心已深深地埋藏着高处不胜寒的恐惧与战栗。在苏乃熙看来,承包制固然带来了很大程度的经济解放,但正是这种体制,使得企业家依旧受制于政治,处于政治附属品的不利地位。承包制改革越往下推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怎样长期稳定规范,行政权力与企业家之间如何完全脱钩和真正分离等等悬而未决的深层次问题就越会凸显。特别是支持苏乃熙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去职之后,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都变得微妙起来。今后的政治走向会如何拨弄企业的命运起伏,令人忧虑重重。
从企业的现状看来,二化的最大优势恰恰也是其面临的最大矛盾,就是产品供不应求。80年代中后期的福州二化,在承包以后正逢鼎盛期,化工集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资源服务于福州二化的扩张,怎样在全社会融通资金扩大再生产,成为福州二化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换而言之,由于承包制只能依靠自我积累追加投资,因而此时二化面临着是继续推进承包制,还是直接转换为股份制的重大抉择。
福州二化项目的焦点,是承包制改革的领军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承包制达到顶峰且显出局限的时候,开始预感到冲破这一局限的必要,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一要求不仅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因而也是风险极大的。
“承包已死,股份当立”
二化直接否定承包制,一步到位地推行股份制,进行产权多元化的全面改革,涉及到三大困难。
一是当时整个社会上很难找到多元投资者;二是用多元的投资屏蔽政府所有权,隔离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阻碍太大;三是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企业可以享受很多承包制的优惠政策,可以通过包死基数降低税率,并将所有者的产权收入全部留存。
经反复调研和深人探讨,我们对二化的咨询方案正式出台。
首先,我们给企业制定了一条继续向大型化工企业升级的规模化发展战略,把二化变成立足福建、走向全国的国家级大公司。由于这一扩张战略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我们主张企业的发展仍以承包制为前提。
其次,咨询方案推到突破性的第二步,让福州二化在自己的子公司里试行股份制,通过对各个关联企业集资融资的手段来扩大再生产,以超越承包制的局限性。股份制试点的争论除了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障碍外,另一大客观不利是当时民间资金匮乏,无法解决实施股份制的投资来源问题。
但是,对福州二化而言,那些短缺经济时代的下游企业,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和充足的购买原材料冲动,福州二化可以借助产品短缺的优势地位,将分散企业的分散资金通过股份制的入股方式,聚合到子公司的项目平台上来,加速二化的市场扩张。
这种不完整的股份制推进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再次提升,考虑由二化与国内其他企业互相换股,推进大企业集团互相持股方式,如日本的大企业集团三菱、三井采用的模式。
最后,由于股份制方案涉及到企业未来的框架和管理模式,因此我们又深入研究了怎样将二化变成企业集团,建立科学的企业决策机制和分层管理体制的问题。
改革献祭者的悲情血色
1989年5月,我们在福州召开了一次由省体改委、省经委参与的“福州二化深化改革研讨会”,请到了国家体改委的司长孙效良和股份制专家刘纪鹏参会。我在会上做了改革思路的全面阐述与推介,方案得到省里各方领导机关的全面支持与肯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召开研讨会之际,也正是北京的政治风波的高峰之时。“六四”之后,改革的形势大变,中国政治结构中出现了明显的反改革思潮。苏乃熙一年前的忧虑无情地变成现实,福州二化的发展最终沦为一场改革的悲剧。1989年底,苏乃熙被捕人狱。究其原因,福州二化的改革是在前任省委书记项南的支持下进行的。随着项南不再担任省委书记,特别是“六四”风波以后,社会政治风向骤变,新的省政府领导对福州二化以及苏乃熙本人的看法产生了重大的偏移,福州二化局部突破式的改革变成了保守派攻击的口实和靶子,前任领导项南支持的企业家自然也成为了保守派政治重点攻击的对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