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力文库001－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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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著，北塔译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7-11-1字数： 189000版次： 1页数： 533印刷时间： 2007/1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262630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揭示日本人的性格隐秘，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内容简介
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象征。本书提示了日本人的本质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使我们可直接、准确地把握日本人的“根性”。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狄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本书共分2册，一册为中文版本，一册为英文版本，买一送一，价廉物美。
目录
致谢
第一章 任务：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历史和社会的债务人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第七章 “最难承受”是报答
第八章 洗清名声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美德：进退两难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童蒙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书摘插图
第一章任务：日本研究
美国曾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发现日军与自己迥然不同。在与其他任何强敌的战争中，从来没必要考虑其如此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和沙皇俄国在我们之前（1905年）所遭遇的一样，我们与之战斗的日本是一个全民皆兵且训练有素的国家，这不属于欧洲的文化传统。西方国家业已接受的符合实际人性的那些战争惯例，对日本人而言，显然不存在。这使太平洋上的美日战争不仅仅是一系列岛屿滩头的登陆，或无法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我们得明白他们的行为方式，从而对付他们。
这很难。自从日本封闭的大门被打开，至今已有75年，在此期间，人们描写日本人时用的是“但是”和“也”之类的词汇；当这些词汇被用来描写其他任何国家时，会显得荒谬无比。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写其他民族而不是日本民族时，在说了他们前所未有地彬彬有礼之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可是，也很傲慢、专横。”当他说某个国家的人在为人处世上无比顽固后，不会再加上这样一句，“但是他们乐意调整自己，去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说某个民族温顺时，不会同时解释说，可他们不服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和宽厚时，他不会声称，“但他们也有背叛和怨恨。”当他说他们生来勇敢时，他不会又细数他稠的胆怯。当他说他们做事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时，他不会继而说，他们的心胸真宽广。当他描写他们的军队如何像机器一样时，不会继而描写那支军队的士兵如何像马咬着嚼子一样不服管救，甚至反抗上司。当他描写一个民族如何满怀激情地投入西方学术时。他不会夸大他们狂热的保守主义。当他写书论述一个国家具有普遍的审美崇拜，这种崇拜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很高的荣誉，国民在菊花栽培的技艺上愿意费时费力；一般而言，他不会另写一书补充说，那个民族也崇拜刀，并把最高的声望献他武士。
然而，所有这些矛盾的论述都是关于日本的书籍的核心。的确如此。刀与菊都是这一画面的组成部分。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有礼，既顽固又能适应，既驯顺又恼怒于被人推来推去，既忠诚又背叛，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好新。这些特点全都有极端的表现。他们十分在乎别人对他们行为的看法，但是，当别人对他们的错误一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罪恶所战胜。他们的士兵既被彻底驯服，也会反抗上级。
美国要了解日本。当这一点变得极为重要时，我们就无法把这些矛盾以及许多其它同样闹得让人心神不宁的矛盾推向一边。危机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打算干嘛？如果不进攻日本本土他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能有什么期待？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削弱日本那种宣誓要战斗到最后的决心，对日本军队和日本国民，在宣传上我们该说些什么？在那些精通日本的人士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一旦和平来临，为了让日本人遵纪守法，是否需要对他们实施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们的士兵是否得准备在日本的每一座山头的每一个要塞与那些顽抗到底的亡命之徒展开激战？在国际和平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步法国革命和俄罗斯革命之后尘，发生一场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消灭日本民族？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所导致的后果将迥然不同。
1944年6月，我被委任进行日本研究。我被要求利用一切我能利用的手段，以文化人类学家的身份，一一说出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刚刚开始显示其实力。美国人还在说，对日战争将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更长。在日本，人们说，它将持续一百年。日本人说，美国人虽然取得某些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他们的岛国尚有数干英里。他们的公报几乎不承认海军的失利，所以日本人还自以为是胜利者。
然而，到了6月，情况出现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辞了第二战场，两年半来，最高司令部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见效。对德战争的结局已经可以预见。而在太平洋战场，我们的军队在塞班岛登陆，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最终的失败。打那之后，我们的士兵经常与日本短兵相接。通过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斗，我们深知自己已深陷与劲敌的对抗。
于是，在1944年6月，要回答许多关于我们的敌人——日本的问题，变得十分重要。不管这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也不管提出这问题关乎高层决策，还是关乎将要撒在日军前线阵地的传单，重要的是要有洞见。日本在进行的是一场全面战争，我们得知道的，不仅是东京的当权派的目标和动机，也不仅是日本的漫长的历史，甚至不仅是经济与军事的统计数字，还包括他们的政府能从人民那儿期待到什么。我们得力图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的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落人的套路。我们得知道支持这些行为和观念的背后的因素。我们得暂时把我们作为美国人的行为前提抛在一边，而且得尽可能不要轻易地、武断地下结论——我们在某种情形下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难完成。美日正在交战。在战时，进行大规模的谴责是容易的，但是，力图要弄明白你的敌人是如何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待生活的，就难多了。不过，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假如我们处于他们的境况将如何行动。我得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当做有助于了解他们的有利条件，而不是不利条件。我得观察他们打仗的方式，暂时不把它看做军事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在战争中与在和平中一样，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点。在处理战争事务的方式中，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迹象昵？他们的领导入鼓舞士气、打消迷惑者的疑虑和在疆场上调兵遣将，所有这些方式展现他们自己认为的可资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得跟踪战争的细节，以弄明白日本人是如何逐步展露他们自己的。
然而，我们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严重的不利因素，即，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手段：实地考察。我无法到日本去，住在日本人的家里，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倾向和压力，用我自己的眼睛去辨别哪些是至关重要的，哪些不是那么重要。我无法观察他们在做出决定时的复杂情况。我无法看着他们的孩子成长。约翰F.安布雷所著的《须惠村》是一个人类学家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可是，在安布雷撰写那部专著时，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都没有被提及。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尽管有这些不小的困难，但是，我相信那些可以利用的手段和条件。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研究对象面对面的接触。至少，我可以不放弃这样的接触。在美国，有许多生长于日本的日本人；我可以就他们亲身经历的具体事情向他们提问，弄清楚他们是如何判断那些事情的，并且用他们的描述填补我们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对于我们理解任何文化，那样的知识都具有本质的意义。其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研究日本时，往往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跟踪书面或口头的日本宣传品在字里行间的演变情况。我相信，他们所索求的许多问题内含于日本文化的种种规则和价值，通过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来探究那种文化，会取得更加满意的效果。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或者我不用时时感谢那些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关于日本的文献汗牛充栋，曾经生活在日本的优秀西方观察家也数不胜数；这是我的优势。有些人类学家前往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原去研究没有文字的部落，他们全都没有我的这一优势。由于没有书面语言，这样的部落从未曾在纸上显露自己。西方人关于那些部落的介绍又少又肤浅。没有人知道它们过去的历史。实地调查者必须在没有前辈学者的任何帮助下，发现那些部落的经济生活是如何运行的，社会是如何分层的以及宗教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在日本研究界，我是许多学者的继承人。在好古者的笔下藏匿着对生活的细枝末节的描写。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男男女女记下了他们活生生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曾写下了真正不寻常的显露自我的文字。跟许多东方人不一样，日本人热衷于把自己写出来。他们写生活琐事，也写在全世界扩张的计划。他们的率真让人感到迷惑。当然，他们并没有将计划的全部和盘托出。没有人会那样做。日本人在写日本时，会略去一些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些东西像他呼吸的空气一样，肉眼是看不见的；但他熟悉它们。美国人在写美国时也是这样。日本人也同样喜欢自我表露。
我读的是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所读的文献，不存在我没办法弄懂的东两。为了弄懂国会演说中那些并列在一起的观念，我需要了解什么？他们会为某个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议案猛烈声讨，而对某个看起来令人难以容忍的议案则轻而易举就接受了；那隐藏在他们的态度后面的会是什么？我读着，一直在问：这样的情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了弄懂它，我需要了解什么？
我也看一些在曰本编写并制作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描写当代东京生活的都市片以及农村片。之后，我跟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这些影片的日本人讨论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以普通日本人的眼光看待男女主人公和反面角色，而我的看法则不同。当我迷惑不解时，他们显得很明白。他们对情节和动机的理解跟我也不一样，但他们是从结构方式上理解影片的。如同对小说的理解，我和那些在日本生长的日本人对同一部影片的理解比表面的差异还要大。他们中有些人会动辄为日本的习惯进行辩护，另一些则讨厌日本的一切。我从哪个团体了解得最多？这很难说。在日本，人们是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的？无论他们欣然接受，抑或痛加排斥，他们最终都同意给我描绘一幅隐秘的图景。
至于说人类学家在研究某种文化时，去寻访与那种文化中的人直接相关的材料和洞见，他只是在做所有曾经住在日本的能干的西方观察家所做过的事儿。假如这就是一名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一切，那么他就没有希望为日本研究增添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些留居在日本的外国人已经对日本做出了颇有价值的研究。然而，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所受过的训练必然要开花结果，因此，他是有一定的资格的；在一个已经拥有许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里，他力图添加他自己的贡献；这似乎也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太地区的许多文化类型。在日本，有许多的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某些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习俗和习惯何其相似乃尔。有些跟马来西亚相似，有些跟新几内亚相似，另有些则跟波利尼西亚相似。了解这种文化相似性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它们是否显示古代的迁移和接触？这问题当然非常有意思；不过，这种可能存在的历史关系问题并不就能说明，我对这些文化的了解是有价值的，而是有助于我了解风俗习惯在简单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并且使我能凭借我所发现的类似和差异找到线索，去了解日本的生活状况。对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我也略知一二，因此，我能把日本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那些国家的文化都是亚洲重要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部落时已经一次次地表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是如何价值非凡。一个部落可能与邻居分享90％的正式习俗，不过，它可能会对这些习俗进行修补，以适应某种生活方式和一套价值观念；它不与任何周边部落分享那种生活方式和那套价值观念。在修补过程中，它可能丢弃一些基本的习俗，尽管这些习俗占整个社会习俗的比例很小，但可能会使它未来的发展途径转到某个独特的方向上。某些种族在整体上相互分享很多特性，人类学家能在这些种族之间找到相互对比的差异；再也没有比研究这些差异史有助于人类学家了。
人类学家还得让自己最大限度地去适应他们自身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手段也得加以琢磨，以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他们由自己的经验知道，不同文化中的人必须面对的情景是迥然不同的，不同种族和民族在定义这些情景的含义时所用的方式也截然不同。在某个北极村落或热带沙漠里，他们碰见过血缘责任或财物交换的部落体制；哪怕是他们的想象力处于最大胆的时刻，他们也无法杜撰出那样的习俗。他们必得调查，不仅要调查血亲关系或交换关系的细节，还要调查这些习俗在部落的习惯中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以及每一代人是如何从儿童时期就被要求以此为条件传承那些习俗，就像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
人类学家关注差异及其制约性和后果，我们在日本研究中可以好好利用这种职业性的关注。美、日之间的文化差异根深蒂固，没有一个人不清楚这一点。在美国民间甚至有一个关于日本人的传闻，说无论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对着干。如果一个学者满足于简单地说，这些差异太奇异了，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去了解这样的民族；那么，这一对于差异的成见是危险的。人类学家自身的经验能很好地证明：即便是怪异的行为也无碍于我们对其有所了解。他从专业的角度把差异用作优势而不是劣势，这一点他比任何其他社会科学家做得都好。表象离奇的习俗和种族最能引起他强烈的注意。对部落生活方式的一切，他都不会想当然，这使他不仅关注一些挑选出来的事例，而且关注全部。在研究欧洲国家时，如果研究者没有受过比较文化研究方面的训练，那么他就会对某个习俗的整体性视而不见。他会如此地想当然，以至于不会去探索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小的习惯，也不会去探索所有那些被家庭成员普遍接受的、关于家庭事务的裁决。在一个民族的大屏幕上，这些习惯和裁决会被大面积地投射放映；比起外交官们所签订的条约，它们与那个国家的未来关系更加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