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上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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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宗震著
出 版 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 2008-7-1字数： 260000版次： 1页数： 272印刷时间： 2008/07/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20306116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
一场失败了的光荣革命，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真相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深入展现1912年中国宪政的台前幕后
重新审视共和的经验与教训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我们现在知道，革命党人的所有计划都没有实现。宋教仁以合法的政党竞争猎取政权的计划，被袁世凯破坏。孙中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计划，由于没有基本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也无法实施。激烈派主张的二次革命由于革命党人的涣散遭到惨败，即使后来的三次革命也没有成功。但同样，袁世凯希望维护自己长期统治的计划，也没有实现。梁启超期望的开明专制更是遥遥无期。
内容简介
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本书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2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本书上册主要写1912年，下册主要写1913年，下册将在9月份推出。
作者简介
朱宗震，江苏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孤独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目录
序章 大人物
1.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袁世凯代表了体制内的权臣势力，梁启超代表了体制外民间的和平改革派势力，孙中山则代表了民间反体制革命势力。辛亥革命爆发，国家政治洗牌重组，他们如何分享变革的成果？如何规划国家前进的方向？
2.开国纷争：革命党的权力布局
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否决了章太炎、宋教仁的政府组织原则，企图贯彻革命方略。但章太炎提出的问题要害是：除了与袁世凯、立宪派等其他政治派系分享政权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推倒满清王朝呢？
3.妥协之下：共和三岔口
梁启超和袁世凯两大强人的合作，规划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使得孙中山被边缘化。袁世凯掌握行政部门，梁启超通过组织政党，掌握立法机关、分化革命党人，实行“开明专制”，让共和留下个躯壳而已。
第一章 短命内阁
1.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
唐原是袁世凯的幕僚和下属，按照临时约法的原则，实施责任内阁制，他能担负起责任内阁总理的责任吗？袁世凯是否能够尊重总理的宪法权力，而不再把他看成自己的僚属？
2.大借款风波
总统和银行团谈判借款，总理也和银行团谈判借款，总统权限和总理权限如何划分？对于借款风波，在位的和在野的，心态和利益关系不一样，态度也就大不同。
3.唐绍仪出走天津
民国统一后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正式成立不到两个月，就以搞笑的方式垮台了。北京政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唐总理为什么丢下总理职务去了天津？
第二章 练习民主，练习自由
1.风起云涌话政党
一个组党的急先锋成了一个无党分子，白疯了一场，章太炎愤愤地发表宣言说：政党已经为天下人鄙弃了，参议院也已成了培养坏蛋的地方。在民国初年的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梁启超。
2.手握重权参议院
这些议员，大体上在30岁左右，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多数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有新思想的新进人物，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但他们能承担起维护共和的重任吗？
3.言论自由惹冲突
在那些岁月里，言论自由，有没有尺度，到底还要不要，如何掌握分寸？谁也说不清楚。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的执政者，谁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言论自由”了。毕竟，中国社会并没有从暴力对抗走向文明对话的时代。
第三章 军权和多元化的地方政治
1.黄兴和南京的烂摊子
南京留守府一职，既是袁世凯安抚南方军队的措施，也是借黄兴这个厚道人之手，来消解南方的反对情绪。但是，对于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他们是把南京留守一职当成应变的手段，以便保存革命的军队。
2. 程德全、张謇联手稳定江苏
程德全既与同盟会高层维持着良好的关系，也表示拥护袁世凯。在江苏，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对立得到缓冲，同盟会和前清立宪派也相安无事，程德全小心翼翼地贯彻着走钢丝的平衡政策。
3.军民分治还是地方自治？
黎元洪带头呼吁军民分治，但他自己也是军政民政两手抓；李烈钧和胡汉民则公开要求地方自治，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中央政府对抗。分治还是自治，其实质是中央和地方两种利益集团的冲突。
4.梁公高足：云南都督蔡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立宪派似乎都是和平改革派，而同盟会则是武装革命派。其实不是这样绝对，如果没有蔡锷在云南的经营，后来梁启超又怎能发动武装起义的护国运动？
5.东南锁钥：陈其美在上海
沪军都督府承担着繁重的后勤供应任务，财政困难，不免使用威胁、恐吓的暴力敛财手段。他获得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又得罪了资产阶级，反对派也屡屡攻击陈其美任用私人，浪掷公款，污蔑他是个爱逛窑子的杨梅都督。一代奇侠，浓缩着社会动向的信号。
第四章 第二次内阁风潮
1.陆徵祥：不经意做了冤大头
陆徵祥本来对出任总理一职有所顾虑，毕竟他对国内政界人士并不熟悉，很难负起责任。不过，袁世凯答应可以为他负责，陆才接受下来。结果，组阁问题，陆徵祥就事事听命于袁世凯，。
2.参议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陆总理第一次出席参议院会议，发表的演说竟然遭到参议员的不信任，连累到他提名的内阁成员遭到全部否决。这位总理因为洋面包吃得多而获得信任，又因为上海话说得轻，受到怀疑。反复之间，参议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3.军警：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政治
袁世凯既要维持自己的权威，又要摆平参议院，手法也很细腻。一边与参议员在总统府谈话，非常融洽；一边却是剑拔弩张，北京军警两界由高级长官发起，召开特别大会，到会的人一个个正义凛然，愤激异常。
4.稳健与激进：同盟会在分化
同盟会稳健派陷入了奇怪的逻辑中：你如果不反对袁世凯吧，本来袁世凯就不是自己人，而且花样不断，又怎能不反对？你若反对袁世凯吧，整天闹风潮，国家无法安定，岂能不停地反下去？同盟会内的激烈派，则仍然采取了对袁世凯进行猛烈抨击的态度，甚至暗示动用武力反抗。
第五章 张案始末：民初政治生态的缩影
1. 黎元洪、张振武与湖北风潮
在民初的政局中，袁世凯一直在努力与黎元洪结成同盟的关系。袁世凯尽力支持和笼络黎元洪，黎元洪也一心支持袁世凯集中权力。如何利用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矛盾，来强化与黎的政治关系，利用黎来制约南方的革命势力，这是袁世凯所要考虑的课题。
2.张振武之死
武昌起义的三位领袖，已经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可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已经不敢去挑战黎元洪的权威地位。他们既然已经不能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系，最后被黎元洪各个击破，也就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3.不了了之的弹劾政府案
弹劾案流产了，张振武案也就不了了之。张案风潮的结果，在同盟会内部，加深了激烈派与稳健派的冲突，在参议院，加剧了共和党和国民党的对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参议院，更加信誉扫地，陷入了不死不活的境地。袁世凯、黎元洪坐享渔翁之利。
4.戴季陶和章士钊的分歧
章士钊从原来的激进的革命者，转向了和平的改革派，主张稳健的变革。戴季陶则相反，真正揭露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行为，对袁世凯集团不抱幻想。二人的分歧，并不是在理论认识上有什么分歧，即使在理论修养上有分歧，也不是分歧的根本，而主要是对客观政治局面的认识和对革命代价的考虑。理论和实践的背离，是文人的悲剧。
第六章 稳定、建设成了主旋律
1.宋教仁：有总理之才的年轻人
唐绍仪辞职后，同盟会很想把宋教仁推出来担任总理，而外面的人都窃窃私语说：“太少，太少！”他实在太年轻了，在同盟会之外，其实没有声望。在同盟会之内，也只是由于孙、黄对政治消极，才给了他机会。他的雄心毕竟有点自不量力。
2.国民党：迷茫时分的选择
宋教仁并不知道梁启超在和袁世凯的通信中提出的对付同盟会的策略，国民党的竞争对手，不仅是议会中的共和党，而且主要是袁世凯的军政官僚集团，尤其是他的武装力量。宋教仁把当时议会力量的对比，等同于实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在政治判断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3.孙袁会谈：合作背后有权谋
孙中山并非对袁世凯没有顾虑，但他作为领袖，在疑信掺半之间，必须作出决断，而这个决断具有押宝的性质。这是每个人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面临的局面，只是孙中山的决断，攸关国家大局而已。
书摘插图
大人物
100年前，清王朝的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4、15日两天内相继去世，朝野震动。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已经挣扎了大半个世纪，慈禧太后以她个人的强悍，掌控政权也长达半个世纪，支撑着这个满目疮痍的王朝。随着慈禧的去世，腐朽的满族亲贵中再也出不了强人，一个个昏庸懦弱，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惶惶不可终日。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光绪的侄子、年仅3岁的溥仪当了皇帝，光绪的弟弟载沣，也就是溥仪的父亲，当了摄政王。年轻没有经验的载沣，突然掌握了国家大权，真有点手足无措。在宣统皇帝举行登基大礼的时候，小小的溥仪，没有见过那么庞大的阵势，吓得哇哇大哭，抱着他登基的载沣哄他说：“不哭，不哭，快完了，快完了！”殿下群臣闻此不祥的话语，一个个都惊呆了。3年后，清王朝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把它送入坟墓的，是晚清社会升起的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当然，他们都是汉人。
在人们的印象里，把清王朝送进坟墓的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先行者是孙中山，梁启超是君主立宪派，袁世凯是窃国大盗，后两人与清王朝的灭亡似乎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单单依靠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是没有力量把清王朝送进坟墓的。正是由于袁世凯、梁启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势力，加入了反对清王朝的阵营，才会有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的社会历史成果。至于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动机，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操守，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在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是，辛亥革命中三个人所代表的派系的合作，出现了一个美妙的结果：共和民主制的中华民国，令当代人无限地怀念和向往。可惜，好景不长，昙花一现，不仅没有得到共和民主的好结果，中国反而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令人无限惆怅。
袁世凯握有清王朝体制内的军政大权，是个政治实利主义的君主立宪派。梁启超则是流亡海外的君主立宪派的领袖，君主立宪运动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孙中山则是一个共和主义的革命家。袁世凯和梁启超对于共和主义本不赞成，但孙中山也不认为共和主义能够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并予以实施，共和政治的贯彻，需要一个过渡时期。
命运很捉弄人，三个政治强人居然在1912年间，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合作推翻了清王朝，都接受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共和制度，但对这个制度的实施，又从不同视角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于是，在中国的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议会民主政治的实验时期。本来，在这个实验中，充满着波谲云诡、扑朔迷离的社会动向。一位懵懂、幼稚的共和主义者宋教仁，把一个应付眼前局势的政治设计，幻化成了一个政治理想。他抢了三位强人的风头，成了政治界飙升得最耀眼的明星。他勇敢地、积极地要把共和制度落实下来。他凭借的是什么呢?命运是可想而知的，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共和政治的喜剧、闹剧之后，悲剧终于来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袁世凯政府收买的暴徒暗杀。为此，孙中山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国的议会共和政治制度从此破灭，议会共和政治的实践，从此烟消云散。这段令人缅怀的历史，竟然只能供我们后人凭吊而已！
我们对这段悲情历史的叙述，就从上述三位政治强人说起。
1.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
袁世凯
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河南项城人，字慰庭（又作慰廷、慰亭）。当时社会习惯，避讳称人的名字，常常用籍贯（地望）来称呼，故当时发表的书信、电报中常称呼袁世凯为“袁项城”，或直接称作“项城”。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几代都是儒生，至祖父一辈开始发达。自然，他小时候就是一个富家子弟。但家族门风重视读书科举，并非是一个浮华世家。父叔辈对袁世凯督促甚严，但他生性顽皮，豪放倜傥，不爱读书，倒爱舞枪弄棒，骑马射箭，广交朋友。尽管如此，他既生在读书人家，书是不能不读的，仍然算是个文人。由于他不爱读书，文章写得拙劣，科举不第也是很自然的。科举成功有时候有偶然性，世上也因此多了一批怀才不遇的人，但袁世凯不属于这一类。在那个以科举出身为正途的社会里，他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不过，一个落魄的秀才徐世昌，一次在淮宁偶然与袁世凯相逢，对袁世凯很是赏识，认为他状貌伟然，很有气概，就殷勤地和他谈话，发现他能纵谈当前国家大事，非常惊奇，就诚心诚意地和他交为朋友。徐世昌不以科举标准衡人，也可以说是慧眼识才了。不久，徐世昌要赴京赶考，缺乏路费，袁世凯鼎力相助，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徐世昌1882年考取举人，1886年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按照科举的标准，自然是有才华的成功人士了，后来成了袁世凯十分重要的谋士和助手，官运也十分亨通。
度过了无知嬉戏的少年时期以后，袁世凯开始懂得功名的重要，力求有所进取。不过，他的八股文章做得实在没有水平，在科举的路上已经无法挽救，于是，他索性下决心丢弃八股文章，在实际办事的本领上奋斗。所幸的是，他的家族背景为他的仕途开拓着良好的道路。国家进入了动乱时期，文人大量地投入了战争。他的叔祖父袁甲三是进士出身，因在家乡组织团练武装，与捻军作战，成了淮军将领，官至漕运总督。他的养父也即他的叔父袁保庆，和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关系非常好，袁保庆去世时，袁世凯还年幼，是吴长庆帮忙办的丧事。中国社会非常保守，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淮军人多是些文人从军，以军功发达。但事过之后，社会风气仍然重文轻武，以科举考试为第一号出路，读书人都要过这一座独木桥。不过，毕竟是大乱之后，国家多事，文人人幕由保举做官的渠道比过去拓宽了许多。依靠先辈们开拓的道路，袁世凯科举不成，决心投笔从戎。这时，吴长庆也看到袁世凯仕途不顺，愿意关照老朋友的后人，写信给他，让他到军队中来，学习军事。1881年10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吴长庆安排他帮办文案，做了一个小小的幕僚。吴长庆把他安排为军中的文职人员，那是关照他，也是看得起他。
可是，袁世凯的文字功底实在不行，做文案并不称职。吴长庆又很关照他，特意让自己军中的著名幕僚张謇为他修改文章。张謇比袁世凯年长6岁，出身贫寒，加入吴长庆幕已有5年之久，当时也只是个秀才。但张謇是个在社会上已经有些名望的才子，文章屡称第一，只是科举考试非常不顺利。但他仍然坚持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做官道路，志向远大，亲人师友也对他寄托着莫大的期望，当幕僚只是为了谋生而已。同时，张謇是个君子，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修养，刻苦砥砺士的名节，讲冗士的“出处”，也就是要经由光明正大的途径出去做官，在加入官僚集团的问题上，要有严谨的道德选择，不受利益的引诱。由于张謇为袁世凯修改文章，袁世凯也就尊重张謇，把他看做自己的老师。不过，袁世凯对做文章实在缺乏兴趣，张謇也对改他的文章实在感到头痛。这段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尽管在为人处世上，他们不是一路人，但袁世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为人比较收敛，毕竟都是吴的幕僚，合作共事，总是朋友之交。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政局混乱，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支援。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朝鲜有事，作为“天朝上国”，当然不能不管，清政府当即派遣吴长庆率庆军6营入朝平息事变，袁世凯被委派负责前敌营务处。袁世凯作为一位年轻的文职官僚，初涉军务，办事却很有胆略，有机变，有权谋。这一职务给了他充分的机会，他面对行伍出身的骄兵悍将，整饬军纪，毫不手软，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才干和价值，并赢得了吴长庆的信任。从此，他的仕途一帆风顺。1884年5月，清政府调吴长庆率3营回国驻防，另3营仍留在朝鲜，袁世凯被委派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开始直接掌握军权。
袁世凯的才干并不是和道德联结在一起的，而是和权谋联结在一起的。《战国策》里苏代说燕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政治人物大多重权谋，轻道德，自古如此。袁世凯掌握军权后，开始疏离吴长庆，怠慢同僚，遇事张扬，并且直接向淮军首领、直隶总督李鸿章接洽投靠，引起吴长庆的反感。特别注重人格修养的张謇，实在看不下去，联合同僚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责备他的种种不是，最后说：希望你平心静气一个月不要出门，把以前我们劝你读的为人处世的书仔细读读，对照着自己去做事。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是傻瓜，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很软弱。你要脚踏实地，痛改前非，才能对得起你的叔祖父、你的堂叔和你父亲的好名声，才能符合吴长庆对你的器重和期望。那么，一切的好事善事就会跟着来了。
从此张謇和袁世凯绝交，不再来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謇在吴长庆病死后，不愿意投靠李鸿章，坚持走科举的道路，1885年中了举人，又经过10年的折腾，1894年终于考中了状元。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张謇终于明白，科举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对做官也不再发生兴趣，决心在
。原文为：“愿司马息以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人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
司马，指袁世凯，因为不愿意再作为朋友，也就不愿意再用朋友问亲切的习惯称呼，又因为袁世凯当时是带兵官，所以用“司马”来称呼他。筱公，就是吴长庆。民间为国家、社会经营实业和新式教育，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成为中国第一代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公司的领袖。而袁世凯则在仕途上扶摇直上。
袁世凯读了张謇他们的信，并没有什么悔悟之心，依然故我，用智慧，用权谋，立功立名。1885年，他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被委任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他两次被派驻朝鲜，处理朝鲜事务，都得到了实际事务的锻炼，开阔了眼界，也在朝廷大臣中赢得了声望，尤其得到李鸿章的重视和赏识。甲午战争前夕，他机敏地称病离开了朝鲜，在东北负责后勤供应。他办事井井有条，又赢得了上级的夸奖，为他的事功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割地赔款，李鸿章也被解除了直隶总督的职务。问题是，中国在战争中，主要的军队，淮军和湘军都失去了战斗力，国家没有了国防力量，必须重新组织军队。袁世凯因祸得福，以他的才华和官场的经营，获得了重要的机遇，受命在天津小站这个地方编练新军。当时，中国新式军事人才十分匮乏，新式的军事学校刚刚开始建设。袁世凯在朝鲜的锻炼和学习，使他比一般人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知识。中国的传统仍然是文人带兵，湘淮军的带兵将领，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上的士大夫，其中很多是穷苦的读书人，学习武术骑马，组织军队。而袁世凯正是出生在这样的世家，自己虽然连个秀才也不是，但在军中仍然是个文官。他以文人而知兵，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可以得到提拔。袁世凯也向清政府呈报了他草拟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主张仿照德国军制，编练新军。别小看了这一些，当时还没有几个人能草拟出来。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凯奉命到达天津小站，接管新组建的定武军，改名新建陆军，开始操练。后来这支军队就发展为北洋六镇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袁世凯成了这支军队的家长和领袖，这支军队也成了他的财产和政治资本。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受到慈禧太后的阻挠，光绪的帝位也受到威胁。袁世凯思想新颖，同情变法，练兵又卓有成效，受到维新派的重视。康有为认为：“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希望策动袁世凯发动兵变，拯救光绪皇帝。9月18日，谭嗣同秘密访问袁世凯，动员他“勤王”，也就是用武力保卫光绪，击败慈禧保守的政治集团。袁世凯当面慷慨地答应了谭嗣同的请求。但事实上，袁世凯依然依附当朝权贵，辜负了维新派对他的信任，并没有起兵勤王，坐看慈禧回到城内的皇宫，控制了光绪，策动了政变，并且把维新派的密谋告诉了慈禧的亲信、直隶总督荣禄。他的官运当然就畅通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奉命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尽管国家经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袁世凯却因为机敏处理复杂的政局，赢得了更高的声誉。李鸿章临终前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也就是说中国的人才，没有一个能够超过袁世凯的。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李鸿章是在推荐他的接班人。1901年，袁世凯就被任命为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第二年实授。因为加封太子少保，所以又称袁宫保。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清廷的权力衰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权力最重的职务，国家精兵强将和大量新式经济事业都归属于北洋大臣名下。一颗政治明星终于在晚清昏暮的岁月中升起了。他的政治生命直接延续了李鸿章洋务派的事业，这一派系的政治思想和变革，延续了传统，局限在现存的政治体制之内，已经落伍于时代。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廷在列强压力下，清除了顽固排外的保守派，不得不下诏变法，“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实行新政，在政治思想上，也不得不承认西学的先进性，同意向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袁世凯在这场新政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袁世凯在这段时间的主要贡献是军事改革。1903年，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成立了练兵处，庆亲王奕勖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当时的皇族亲贵大多腐败无能而身居要职，实际事务就往往由汉族的副手负责。这个练兵处实际上也就由袁世凯负责。他为新建陆军建立了一套规章制度，全国统一办理，规划编练36镇，奠定了中国新式军事体制的基础。至1905年，袁世凯在北洋任内编练了6镇新军，后来社会上称为北洋六镇，是北洋军阀的起源之所。除陆军第一镇由旗人组成，袁世凯不易控制之外，其余5镇都由袁世凯的亲信掌握。
袁世凯在新政中，在政治上支持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当时，立宪运动兴起，在海外，以梁启超为主，宣传君主立宪制改革；在国内，以张謇为领袖。张謇也积极联络地方督抚，敦促清廷实行。1904年，张謇接受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建议，不顾以往的恩怨，写信给很久没有来往的袁世凯，希望他出面奏请立宪。毕竟，现在袁世凯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已经不是当年的袁世凯了，张謇不能再以私人的怨愤而轻忽他。袁世凯一时还没有摸准清廷的意向，很礼貌地回复张謇，认为尚须待之以时，但毕竟双方恢复了沟通。1905年以后，袁世凯开始积极要求清廷预备立宪，一方面积极支持国内的张謇、杨度等立宪派成员，一方面设立宪法研究所，筹备地方自治。按照梁启超的理论，君主立宪制要经由开明专制的政治制度过渡，君主受到尊重，但实行责任内阁制，行政权力归于内阁。如果按照这个体制运转，袁世凯就是责任内阁总理的优先人选。而按照立宪派的设计。实行地方自治，袁世凯的地方权力也可以扩大。他们的目标是要削弱皇权和满族亲贵的权力。1906年清廷下诏预备立宪后，张謇对国家政治发展前景感到乐观，对袁世凯的努力感到欣慰，写信给袁世凯，完全消除了以往对他的怨恨：
自从七月十三日（阴历）朝廷宣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消息传布到了海内外。你的伟大功劳，明明白白地像太阳和月亮那样在天上运行。十三日以前和十三日以后，你的苦心和毅力，像长江、黄河那样归向大海，尽管历尽波折，但总是向着东方流去。只有我的心明白你的奋斗。国家亿万年的福分，四亿人民的生命，都依靠着你。小小的波折，是每件事情都会遇到的，以你的忠贞不变的心，以及应对变化无常的智慧，可以预知一定能够成功。多么伟大啊，你完全可以和日本大久保的功绩相提并论了。吴长庆如果知道你的功勋的话，一定在天上开怀而笑了。我们当年在朝鲜的争，我对你的看法，你的雅量一定是容纳得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