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评注版）（上下册） （评注者萨苏签名珍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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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本尼迪克特 著，刘锋 译，萨苏评 注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260000版次： 1页数： 全两册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大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900284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新浪最佳写作奖获得者，《国破山河在》作者 萨苏评注
★百余帧国内首次公开图片 数十万字生动直白论说
★美国政府研究报告 深刻揭示日本的民族特性
★金克木先生特别推荐 现代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读之作
日本为可要发动侵略战争？什么是日本精神的实质？
美国政府研究报告揭示面具后的日本人
拨开迷雾昭示真相“三国”演绎《菊与刀》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
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
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内容简介
《菊与刀》最初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1946年正式出版，1949年出版日文版，在美国、日本等引起强烈反响。金克木先生特别推荐此书，肯定了这位女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相应的反应与本书的分析基本一致。可谓是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指导书。这本书也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本次重新出版，除了在翻译上修订错讹，通畅语言，最重要的是加入萨苏先生的评注和提供的插图。萨苏先生是在日本工作的一名中国工程师，也有在美国生活工作的经验，因此利用了自己对两国的切实了解,对原文所涉及的历史、民俗、地理等各种读者不易理解的难点都做了评注，语言生动翔实，意思准确明了，为读者理解作者的意图扫清障碍。萨苏先生又从多年来收藏中，精选出进百余幅与文字内容相关的珍贵图片作为本书插图，很多都是国内首次刊发，既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收藏性，又更方便读者的理解、体会。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目录
第一章任务——了解日本
第二章交战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各安其位
第四章明治维新
第五章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
第六章回报万分之一的恩情
第七章情义“最难承受”
第八章维护名誉
第九章人情世故
第十章道德的困境
第十一章自我修炼
第十二章儿童教育
第十三章投降后的日本人
书摘插图
第一章任务——了解日本
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的所有敌人当中，日本人是最让人感到费解的对手。因为与这个强大的对手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对付它，而我们与其他国家交战时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正如1905年前的沙俄所面对的一样，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全副武装、受过训练的民族，但它又不属于传统的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认为，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应该遵循一些符合基本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人眼里却没有这些概念。因而，对于美日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而言，就不仅仅包括一系列在岛屿、海滩上进行的登陆，也不仅仅只是困难重重的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要与日本作战，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
困难可想而知。七十五年前，日本打开了紧闭的国门。可是，当人们在提及日本人时，仍然使用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等词句，而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描述却远非如此。一个严肃负责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以外的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不会说某一个国家的民族无比顽固，又说“但是，他们也极易适应激烈变革”；不会说一个民族温良恭顺，又进行过多的解释，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管理；不会说该民族忠诚、宽厚时，又声称“但他们又背信弃义，充满恶意”；不会既说他们英勇无畏，又细述他们如何胆怯；不会既说他们是依赖于他人的评价而行事，又说他们具有强烈的道德准则；不会既说他们在军队中遵守机械式的纪律，又描述他们是如何不服从管理，甚至作乱犯上。也不会既说该民族如何热衷于西方的文化，又渲染他们的顽固保守。他不会在一本书描述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沉湎于菊花的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补充说明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了日本论著中的论述脉络。的确，这些矛盾都是真实的，刀与菊便是这图景中的一部分。从很大程度上讲，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们过分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他们的劣迹不为人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压倒。他们的士兵恪守纪律，却又叛逆犯上。
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再对上述明显的矛盾置之不理了。我们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比如，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在不攻打日本本土的情况下，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有用的情报？我们对日军和日本本土人民应采取何种宣传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同时又能削弱日本人那种顽固抵抗的意志？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日本通”也会各持己见。如果战争结束，为了维持秩序，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部队是否准备要在日本深山老林的要塞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国际和平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谁将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呢？如果没有发生革命，那日本民族是否将会灭亡？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要求我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尽早了解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同年夏初，美国对日本开始了大规模进攻。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日战争可能还将持续三年，或许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而在日本，民众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会进行一百年。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岛、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之遥！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和媒体几乎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民众仍旧相信他们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然而，战争形势在6月之后发生了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在军事上置于优先考虑；现在由于对德国战争的胜利已经近在咫尺，这种战略已无必要。在太平洋战区，我军已在塞班岛登陆，这是一场预告日军最终将要彻底战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部队便逐渐与日军短兵相接。并且从以往在新几内亚岛、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比亚克等地与日军的战斗中，我们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端可怕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对于我们的敌人——日本民族，我们有许多许多疑问需要解决。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还为了在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单，我们需要获得有深刻的洞察力的答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正在全力以赴进行的战争，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有关它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统计数据，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的期望程度，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抛开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并尽量避免得出那些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出相同的事情的草率结论。
我的任务是艰巨的。美日两国正处于交战状态。15在战争中，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敌手是很容易的。但是，试图了解敌人的人生观却困难得多。然而，这也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标。我们需要搞清的问题是，日本将采取何种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做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不利的条件。我应该把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当做一个文化问题而不是一个军事问题来研究。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与和平时期一样，也自有其特点。那么，日本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呢？他们的领导者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在战场上调度士兵——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们把什么视为在战争中可利用的优势。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发现日本人的真实面目。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不利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而这种调查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工具。我无法到日本去，也无法居住在日本人的家庭中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并区分哪些是关键性的，而哪些不是关键性的问题；对于他们进行决策的复杂过程，我无法亲眼目睹；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培养下一代的。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所著的《须惠村》，这是他在实地研究一所日本乡村之后的成果。但是那本书却未能解决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我却相信，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还是可以利用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至少我可以利用文化人类学家最为信赖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面对面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我可以询问他们的自身经历，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判断的。而且，他们的描述能够极大地弥补我知识中的很多不足。17我想，这些知识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从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会学家则是通过图书馆，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并从日本人的书面或口头宣传资料中寻求其答案。但我确信，他们所寻求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如果不对生活在那种文化中的人进行研究，就很难有令人满意的收获。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去查阅资料，或者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请教。参考许多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曾经在日本居住过的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使我的研究工作具备了优势。对于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而言，他们不具备这个优势，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有文字。如果不能使用文字，这些部落就无法用语言来表现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的评述很少；-即便是有，也大都是蜻蜓点水，没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对于进行实地调查的学者们而言，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行学者的帮助下，探究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利用。在古旧的文献当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而生动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不少展示自身不寻常的书。与其他的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的自我描述的冲动，他们既写生活琐事，也描写他们宏伟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率程度实在令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进行全面描述，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民族一样，日本人对自己进行描述时，经常会忽略一些关键性的内容，可能他们太熟悉这些东西了，就如同呼吸的空气，已经视而不见了。美国人在描写美国时也是一样。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比较喜欢自我展示的。
如同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采用的阅读方法一样，我阅读这些文献时也特别注意分析那些令我费解的东西。比如我如何才能理解议会演说中那众多的概念？日本人为什么会对无足轻重的事情进行强烈的谴责，而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如此轻易地容忍？是什么心理在支持着这种态度？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地问自己，“这种场景的症结何在？”“要了解日本文化，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另外，我还看了不少在日本编写和拍摄的影片：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等等。之后，也和看过这些片子的日本人进行详细的探讨交流。与我不同，他们都是以日本人自身的眼光来看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19当我不甚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时，他们显然却不会如此。而且，我和他们对电影情节、动机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是从电影的构建方式来理解。这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和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在对内容的理解上就有很大的偏差。在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乐于维护日本的风俗习惯，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我从哪类人中获益最多。但他们所认定的规范自我的情形却是一致的，不论他们对这种价值观是欣然接受，还是痛加排斥。
如果人类学家直接从他所研究的文化中的人们身上搜集资料并寻求问题的答案，那么，他也就是重复所有有才能的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观察家们所进行的研究。如果这只是一个人类学家所有的工作的话，那他不可能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由于文化人类学家受过专门的训练，因此才获得了某些特殊能力。正是由于这些能力，所以花费一些时间试图对这个已经拥有众多学者和观察家的领域做出新的贡献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已对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文化有所了解。日本文化中有一些社会风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风俗和习惯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利尼西亚的相似。根据这些相似的内容来推测古代的移民或相互交流的情况是一项很有趣的工作，但我认为了解文化相似性的价值不在于研究这种可能的历史关联，而在于借助于这些相似点或差异获得了解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的暹逻、缅甸和中国文化也多少有些了解，正是这些民族创造了亚洲伟大的文化遗产，因而，我也常常把日本文化与这些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在有关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也反复说明，这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具有何等的价值。一个部落可能有90％的正式习俗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有可能对这些习俗进行修改，以适应与周围任何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修改过程中或许会排斥某些基本习俗，尽管他们在整体中所占的比率非常小，但也正是这一小部分差异最终决定着该民族的未来独特的发展方向。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最有益的就是研究这种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间的差异。
同时，人类学家还必须使自己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最大程度的差异。要解决这一特殊问题，人类学家必须改进研究技巧。他们凭借经验知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遇到某些情况并需要做出判断时，思考方式则因不同的部落和民族而不同。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我们会发现一些以血缘责任或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即使对于最具想象力的人类学家而言，也难以理解。人类学家必须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详尽的研究和调查，不仅要调查血缘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种习俗对部落行为的影响，以及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到这些习俗的制约，从而将祖先的传统世代相传下去。
应该对这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制约及其后果进行专业探究，并将其应用于研究日本的过程中。现在，人们都意识到了美日两国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异，甚至关于日本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认为凡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日本就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一个研究者也相信这种观点，并且简单地认为这种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了解这个民族，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人类学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能够充分证明，即使存在最奇异的差异，也不会阻碍研究者对这种文化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较，人类学家应更好地把差异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料来利用，而不是当做不利条件来看待。从表面来看，制度和民族之间的差异表现越是离奇，人类学者就应更加关注。在研究当中，人类学者不应只注意少数几个特别挑选出来的事实，而应该进行全面调查，对于所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当中的任何细节，他都不能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一个人未受过比较文化方面的训练，那么在研究西方国家时，他往往会忽视许多整体行为，并将很多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习惯以及人们对熟悉事物的一致观点却不进行研究。他不明白，正是这些习惯和普遍接受的说法渗透着该民族的整体特性，并且影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外交官所签订的各种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开发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被研究的部落中平凡的事情，也许会与研究者本国的习俗截然不同。人类学家如果要理解某一部落最恶毒的一面，或是另一部落最胆怯的一面，或是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如何应对、如何感受时，他就会发现必须进行认真观察，并认真对待细节；而人们在研究文明民族时却常常忽略这一点。人类学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细节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也要懂得如何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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