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脉：胡雪岩的那套方法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类: 图书,成功/励志,财商/财富智慧,商道/经商,
作者： 赵凡禹 编著
出 版 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7-1字数： 301300版次： 1页数： 312印刷时间： 2010-7-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121108877包装： 平装
作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黄马褂红顶商人”，胡雪岩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美名的同时，亦建立了一座举世瞩目的白银帝国。但是，因为时势的变化和自身的缺陷，他的巨额财富又顷刻间化为乌有。那么，这种天与地的差别为什么会发生在胡雪岩身上？本书主要分析了胡雪岩的坎坷一生以及他游走于官商两道的深谋大略。我们重点把胡雪岩的思想、性格、成功谋略的细节放大，力求挖掘出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动人的情感故事、跌宕的成功历程、战胜命运的谋略，把一个鲜活的胡雪岩呈献在读者面前。
第一篇 胡雪岩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第一章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
一 大清出了个胡雪岩
二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三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第二章 财富生命远胜于伦理纲常
一 官老爷尽入我彀
二 天生的交际家，朋友遍天下
三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亲人
第三章 放宽肚皮装气，夹起尾巴捞钱
一 人生总有不平事，虚怀纳之
二 赚钱是商人的天职，无可厚非
第四章 小商做事，中商做势，大商做人
一 小商做事，朴实勤奋是关键
二 中商做势，灵活变通才能赢
三 大商做人，诚实可信立于世
第二篇 他在官场商场上的那些事儿
第五章 先舍后得：靠大树就得先把树养大
一 倾心竭力，辅助何、王成长壮大
二 呕心沥血，势成左宗棠的左右股肱
三 搞定帮派，操纵江湖势力
四 多管齐下，壮大商场势力
五 中西贯通，培植洋场势力
第六章 舍小得大：领导们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
一 以情感人，全凭一片真心
二 以利诱人，金钱是神通广大的
第七章 放下成见：生意场没有绝对的朋友或敌人
一 生意场上没有绝对的朋友或敌人
二 为人存厚，和气才能生财
第八章 钩心斗角：两个帝国的对弈
一 耍耍朝廷这个冤大头
二 胡雪岩也是个冤大头
第三篇 胡雪岩的成功可以复制
第九章 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大富翁
一 自信、有志向，总有崛起的一天
二 “仁义”当头，为富而仁
三 为人圆通，办事滴水不漏
第十章 智、勇、神、强，一个通天入地的狠角色
一 做生意要同时局脉搏共振
二 智勇神强，无往而不利
三 只要稳准狠，生意场上任驰骋
第十一章 冷、热、捧、赠，胡雪岩这样笼络人心
一 烧冷灶，趋热门，借势为用
二 捧场面，赠财物，借人为用
第十二章 三教九流尽精英，胡雪岩这样识人用人
一 辨识人才，独具慧眼
二 以诚待人，用人之长
第一篇胡雪岩做到了最好的自己
在封建皇权时代，为了一个红顶子，读书人要皓首穷经多少年，即使侥幸中了进士，还要熬资格，小心翼翼不出纰漏地熬到须发皆白，顶子才可能红。这还只是贵，至于富，还需能放出去做实缺、肥缺的地方官，还要敢于贪污受贿。而胡雪岩没读过多少书，但他叱咤商场，写尽人间风流。更令后人称道的是，他“为富且仁”，乐善好施，做出众多义举，在赢得“胡大善人”的美名、黄马褂加身的同时，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钱脉：胡雪岩的那套办法
第一章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
第一章 驾驭时代的胡雪岩
105
第二章 财富生命远胜于伦理纲常
纵观历史，我们就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特殊时期容易造就特殊人物，而特殊人物又能在历史画卷上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冲击。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这个时候，胡雪岩适时出场，他驾驭时势的能力堪称绝代，因此占了先机，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一 大清出了个胡雪岩
在一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在大清这座大厦即将倾颓的时候，胡雪岩却如霹雳一样横空出世！
在我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成功商人”寥若晨星，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经商是“贱业”！
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古代的四大行业，士农工商，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迁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史记•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贱商”思想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然而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那几颗“晨星”至今仍闪耀着万丈光芒。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1. 先辈们开创了“仁义经商”之路
据史籍记载，在胡雪岩之前，我国曾出现过几个极具影响力的巨贾，他们是商祖陶朱公、儒商鼻祖端木子贡、治生祖白圭、白衣天子沈万三。
在民间的商界，范蠡被公认为是“商祖”，受到经商者的参拜。在历史上，经商成名的人颇多，比范蠡早的经商者也有不少，但是“商祖”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陶朱公，即范蠡。
范蠡是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好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儒商鼻祖端木子贡，即孔子的学生子贡，他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叮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之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白衣天子沈万三，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人。关于沈万三发财致富的原因，大致有“垦殖说”、“分财说”和“通番说”三种。
沈万三“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后得到了汾湖陆氏巨资，更由于“治财”有方显示了他出色的“经济管理”的才能，有了致富的本钱和关键。沈万三在致富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助筑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在南京还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
这些人或有名，或有利，或“名利双收”，他们如恒星一样散发着智慧的光芒。然而，天上的恒星即使再明亮，当它离我们太过遥远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不如月亮看起来更真切。胡雪岩就是这个月亮，他的出现，让那些如恒星般的先辈们的光芒霎时暗淡了下来。
2. 胡雪岩的侠义经商之路
古人认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意思是“一个农夫不种地，就有人挨饿；一个农妇不织布，就有人挨冻”。还认为商人“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彼此倾轧，出奇制胜，甚至坐地分肥，不劳而获，比比皆然也”。因此，封建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甚至于规定经商的人永世不得为官。到了明清，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种状态也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阴霾之下，霹雳一声震天响，来了小胡做“侠商（左宗棠谓之侠义）”！胡雪岩的横空出世，不仅延续了古代巨贾们的仁义经商理念，而且把它们发扬光大，集仁义礼智信于一身，并一举打破了“经商不得为官”的桎梏，阶至二品顶戴，服至黄马褂。
从“布衣白手”到“红顶巨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现在，就让我们抱着探奇的心理重新梳理一下胡雪岩的奇迹历程。
胡雪岩1823年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幼时家境贫寒，为了养家糊口，作为长子的他经推荐，进钱庄做学徒，从扫地、倒“夜香”等杂役干起，三年师满后，就因勤劳、踏实成了钱庄正式的伙计。这一时期，胡雪岩认识了已捐了浙江盐运使但无钱进京的王有龄。
胡雪岩慧眼识珠，认定王有龄前途不凡，便资助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叫王有龄速速进京混个官职。后王有龄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经其推荐到浙江巡抚门下，当了粮台总办。王有龄发迹后并未忘记当年胡雪岩知遇之恩，于是资助胡雪岩自开钱庄，号为“阜康”。之后，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钱庄外，还开了许多店铺。
庚申之变成为胡雪岩大发展的起点。在庚申之变中，胡雪岩处变不惊，暗中与军界搭上了钩，大量的募兵经费存于胡的钱庄中，后又被王有龄委以“办粮械”、“综理漕运”等重任，几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王有龄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失掉城池而自缢身亡，之后胡雪岩又结识了左宗棠。
1862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一职。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时“饷项”已欠近五个月，饿死及战死者众多。此番进兵浙江，粮饷短缺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左宗棠，令他苦恼无比。急于寻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岩又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他雪中送炭，在战争环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内筹齐十万石粮食的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赏识并被委以重任。
在左宗棠任职期间，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他设立粥厂、善堂、义垫，修复名寺古刹，收殓了数十万具暴骸；恢复了因战乱而一度终止的牛车，方便了百姓；向官绅大户“劝捐”，以解决战后财政危机等事务。胡雪岩因此名声大振，信誉度也大大提高。这样，财源滚滚来也就不在话下了。自清军攻取浙江后，大小将官将所掠之物不论大小，全数存在胡雪岩的钱庄中。胡以此为资本，从事贸易活动，在各市镇设立商号，利润颇丰，短短几年，家产已超过千万。
胡雪岩在经办粮台转运、接济军需物资之余，还紧紧抓住与外国人交往的机会，结识外国军官，为左宗棠训练了千余人、全部用洋枪洋炮装备的“常捷军”。这支军队曾经与清军联合进攻过宁波、奉代、绍兴等地。
在同太平天国战争中，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要性，迫切地要求向西方学习、自强御侮，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不便与外国人打交道。这样，与左宗棠联系极为密切，诸通华洋事务的胡雪岩在洋务运动中又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甘肃织呢总局；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西洋新机器开凿径河。
1876年，胡雪岩筹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于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以一个熟药局为基础，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
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自设养鹿园，且制招牌为“真不二价”。胡庆余堂现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国药号，饮誉中外，对中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短短四年，胡庆余堂的资本就发展到280万两银子，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相辉映，得到了“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美称。而胡雪岩也因其不耻下问、勇于探索，以一个钱庄出身、不熟悉药业的人在中国药业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使他的声名不致被时间所冲淡。
除了创办胡庆余堂以悬壶济世的义举之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的西征举借洋款，为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结束阿古柏在新疆十多年的野蛮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书写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笔。
1866年，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奉命出关西征。西征军经费虽然由各省共同筹集，但为数不多，且经常拖欠。为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只好奏请借洋款救急。这样，具体经办借洋款事务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岩肩上。
胡雪岩通过在上海汇丰银行一个帮办的安排，打算向英国渣打银行借款。双方很快就利息、期限、偿还方式等细节达成一致。胡雪岩为西征筹得第一笔借款。此后，为助左宗棠西征，胡雪岩先后六次向洋人借款，累计金额为1870万两白银，终于帮助左宗棠收复了新疆。
在功成名就之后，胡雪岩并未忘记他的发迹之地——杭州，为杭州百姓做了许多善事。他开设钱塘江义渡，方便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并设船，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还极其热心于慈善事业，乐善好施，多次向直隶、陕西、河南、山西等涝旱地区捐款赈灾。到1878年，除了胡雪岩捐运给西征军的药材外，他向各地捐赠的赈灾款估计已达20万两白银。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轰动朝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声誉活动京官，赞助钱财，为此案最终昭雪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借此案使他的义声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还两度赴日本，高价购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国文物。从这一切举动中可见他行侠仗义的仁厚之心和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胡雪岩在商场驰骋多年，紧紧把握住“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精髓，先借助王有龄开钱庄，又以左宗棠为靠山创办胡庆余堂，为收复新疆筹借洋款，恢复因战事而终止的牛车，为百姓、为国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而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二 胡雪岩时代之大势
时势造英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一个最适合英雄大展身手的平台已经搭设完毕。
如果我们撇开胡雪岩个人的经营谋划，看一看胡雪岩所不得不置身其中的时代背景，或许更有助于我们欣赏胡雪岩所独有的经商能力。
因为胡雪岩的时代，客观地讲，是一个老朽的秩序突然断裂，世人忽然坠入一片混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代。胡雪岩之所以特殊、引人注目，就在于对混乱的时代有一个清醒的想法。坚信帮助官府维持秩序，帮助官人做好守护秩序的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信念最终证明是正确的。
那么，混乱的秩序是怎样一种混乱法呢？别的人做了一些什么呢？为什么相比之下，胡雪岩的信念和手段是正确的呢？
1. 纵看历史：经济发展势不可挡
明代晚期，中国江南经济已经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自发地反对管制、要求更多的商业自由权（包括自由择业、自由流动、减少赋税、减少关卡）的斗争已经出现。如果这种斗争有了一个较好的反应，管理体制的王朝和官僚阶层能对这种要求做一妥善之安排，一种较新的社会生存方式极有可能自然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满洲人的铁蹄飞奔入关，整个社会的文明萌芽突然受到阻扼。北方游牧的生活方式，一下子打乱了南方的商业生活。
清朝初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圈地，圈地的目的不是用做放牧、养畜、交换，而是用做休闲、娱乐，这一现象一直延伸到清朝中叶。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皇家狩猎场承德就是其代表。
这种圈地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新兴的商业不可能有自己舒展的发展条件，一切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新的帝国，而不是服务于一般市民。
上述现象，就是史学界公认的清军入关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清军入关后中国经济近代化迅速被切断，为了加强其统治，清政府又祭起了中国封建时代的黄老之治，并不时佐以大棒。
但是商业的生机总是无孔不入的，只是这一时间中央集权也无孔不堵。所以，所有的商人都必须面临同一个问题：如何保证自己赢利的活动不被这个官僚机制所堵。
要想保证自己的商业活动能正常地进行下去，有两种办法：一是时时提防，二是打通关节。
总的来讲，纯粹用第一种办法，其生意一定做不大。这就是我们所说集权干预和官僚腐败的坏处。因为所谓的提防，无非是提防能够管着你的人，一不要影响你做生意，二不要瓜分你的利润。集权干预体制却正好保证了几乎所有相关的当权者（哪怕最小的哨卡营官）都有权来干预你。
只有第二种办法，介入集权体制中，以一定的利润换取保护，保证你在一定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由。只有这种办法，才是集权时代唯一可能行得通的办法。
说它是可能，那是因为，必须保证这种集权不至于因为非常状态而使你力所能及的投靠者无力保护你。也就是说，必须保证，一个商人以利润所换取的保护能够有效。
当然，我们会很明白，只要一个商人投靠的保护者管辖的范围、能力足够大，那么在其管辖半径内，商人的赢利活动就足够自由。
这一点事实上是经济学中的计算问题。不过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的大商人中，大部分都是官商、买办商人或两者兼而有之。
而同一时代的西方，因为近代商人自治运动的兴起和长期的斗争，已经使商人和权力掌握者、权力执行者的关系有了一个大致妥当的安排。当商人从事经营活动时，可以依据王国的法律保证其财产、其经营活动不受干扰。也就是说，你身边的小哨官没有权利随便剥夺你的财产，占你的便宜，损耗你的利润。
这是近代中国商人所不得不面临的体制问题，不得不为之寻求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清朝对工商业的阻扼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整个帝国处于农业耕作、自给自足状态，因为没有战事，国家的开支仅限于皇宫、官僚和镇压叛乱，而且大部分官僚的开支也不用中央政府划拨，而是在其任内从当地老百姓的上贡和赋税中直接抽取，所以国家并没有掌握足够的实力。
2. 横看世界：西方势力蛮横入侵
相形之下，西方近代的发展已经使其国家以一种崭新的面目出现。
首先，他们通过发展，有了相对有效的法律体系，基本划定了各行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使得商业活动可以除法律外基本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其次，商业的发展使其国家有了相对稳定的赋税收入，国家也开始有意进行各式国防、教育建设，整个国家有了雄厚的财政实力。
再次，国家也丝毫不拘泥于在西方体制内的相互尊重。当西方的商人入侵非西方的未发展地区时，西方政府一向采取强硬的武力姿态保证他们的商人能有效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活动。对于一个不懂法律和平等为何物，也没有能力去维护自己应有权力的民族，西方从来都毫不客气地以大棒换利润。
自18世纪中后期起，从英国开始，各西方主要国家纷纷进行了工业革命，钢铁机器制造、军械、纺织等工业迅速发展。
进入19世纪，轮船业已下水，蒸汽火车已经出现。从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短短20年的时期，这两样东西已经取代了所有传统的水陆交通运输工具，成为西方争霸世界的两件利器。
西方之迅速发展，与清王朝之缓慢自给的经济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不过西方人漂洋过海，初来中国时，他们并不是一下子就以一种赤裸裸的姿态出现的。
首先在贸易上，中国的丝茶瓷器深受西方人欢迎，成为中国与西洋贸易的大宗货物。西方商人大获其利，因而对公平贸易并无异议。
至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逆差问题，一开始时并不突出。西方既然喜欢中国的货物，也就不在意付出那一点钱来购买。
只是随着交往的增多，西方商人逐渐发觉中国是个比较好的商品倾销市场，尤其是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当西方商人满载货物回国，又空着船来中国时，他们总觉得这种空闲是不合适的，于是就开始携带鸦片。
一开始，这种携带是少的。随后，中国商人也发现这种商品很容易脱手。而且，许多地方官吏也逐渐喜欢上了这种商品，他们自然也就很容易为从事这种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方便。
很快，这样的贸易扩展至全国。大清的银两迅速外流，大清的官吏和军队也都染上了这种能够让人陶醉的毒品。整个国家陷于鸦片的烟雾之中。
当清朝政府听从大臣的劝告，正视到这种商品的危险时，他们就派出官吏，对此采取严厉的措施。
这就是林则徐主持的著名的虎门销烟的由来。
到了这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官僚机制、国家体制都有了了解。根据他们的经验，只要用武力相威吓，清朝政府就必然放弃强硬的禁烟政策。
事实证明他们的经验是正确的。当轮船开近帝国的港口，炮轰帝国的城市时，西方人受到的抵抗是轻微的。清兵此时还在使用大刀和长矛，土制的大炮只能瞄准静物轰击，而且也架不住西洋大炮的进攻。所有这一切，对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来讲，却是那么微不足道。当帝国的信使五百里加快、日夜兼程地传递消息时，洋人坐着轮船，和他们几乎同时由帝国的南方到达北方。
这样的实力悬殊，使得清帝国受尽侮辱，不得不答应西方的各项要求，开放港口，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中西之间的这种接触，只能进一步暴露清帝国的弱点。一开始帝国视其为“夷人”、“性如牛羊”，后来却发现西方人手持神物，无可抵御。再往后，西方人已经可大胆地进入帝国的首都，让帝国的皇帝闻风丧胆，落荒而逃。西方人不但可以抢掠，而且可以烧杀，对此清帝国却毫无办法，既无力还击，也不能抗议。
3. 审视大清：羸弱之躯高烧不退
清朝从嘉庆帝开始，后面君主的才能都比较平庸。既缺乏康熙、雍正、乾隆的雄才大略，又无作为守成。乾隆盛世留下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清朝已经危机四伏。正如一个不会保养健康的老人，身体如此羸弱，以致患上一点小病小灾也会高烧不止，更何况，这次它患上的是来势汹汹的“禽流感”——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从其后来施行的政策来看，仍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它已经置身于一个东、西方冲击的大背景下，所以其起事和过程都显得有些特殊。那就是，它祭起了西方“拜上帝”的旗子，却又行农民起义之要求。结果它两边都没有讨好，注定成为一个不了之局。
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家庭为中农，略有几亩薄田。年轻时不甚得志，屡试不第。这一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后来的行为稍显异常，流露出欲望太强、志向破灭后不能自持的轻度变态心理。这一点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经历这个时期，随后平平安安地过去。但是这时他遇到了几个非常虔诚和热心的传教士，在听了传教士的几次宣讲，阅读了几本他们的小册子后，他忽然认为自己开悟，领略到了上帝的真谛。
于是他就回到广东老家，组织了几位志同道合者，创立了拜上帝会，并且砸毁了中国人的偶像——孔子——的塑像。随后他的几位跟随者在两广活动，借传教之名，秘密收罗会众。
洪秀全的经历非常特殊，他自认是上帝之子。这一点绝非基督教所愿意承认的。而且为了真实起见，他还乐意接受中国民间都普遍相信的方式——显灵。而正是后一点，差一点害了他。
洪秀全起事后，大举北上，起先颇有直捣黄龙府之势。随后在攻下武昌后，改变主意，挥师东进，沿长江顺流而下，夺取了六朝古都金陵。
洪秀全起事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有很大影响。这一影响不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而是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对社会经济和整个社会制度的架构毫无建树。但是，洪杨乱起，整个帝国的全部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这一方面。为拯大厦于将倾，应时事之激而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这批人物的典型代表就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旧有的天道性命空谈已不实用，必须以新眼光、新手段解决整个社会的困顿，以维持一个民族在内困（洪杨之乱）外扰（洋人攘扰）之时的最基本的秩序。其目的，直接是为了朝廷，间接是为了民生。
洪秀全的困难一开始尚不明显。但随后，曾国藩以护孔教的名义征伐，逐渐使所有的地主、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所奉行的东西，是一个与五千年传统所决然不同的异教。
地主、知识分子的这种意识，事实上把洪秀全置于一种不利地位。历来的农民起义，凡最终成事者，必须有地主、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单纯的农民没有对国家建制的认识，也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新国家的建设。地主、知识分子不参与，洪秀全的农民起义就只有陷入无序状态。
另外一种不利是在洪秀全集团内部。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严格以基督教的等级制度治军。整个军队不许结婚，不许男女同营，一旦发现通奸者，必处以极刑。而洪秀全自己，一进入天京，就以封建帝王之制，搜罗天下美女，供己享用。为了表示宽容，他还允许按官阶与妻。管理者的这种特权和兵士阶层的受压迫，反差甚大，最终导致下层对天王的怀疑和不满。
同样是在天国内部，洪秀全本来为了显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默许了东王杨秀清以上帝显灵的方式迷惑众人。但是到了后来，杨秀清不仅自己不再相信上帝这种骗人的鬼话，而且公开向洪秀全的地位发起挑战。其结果，天京内部发生大的变乱，洪秀全的上帝说受到了怀疑。影响所及，整个天国的运动从此进入了下坡阶段。
到了天国后期，洪秀全又面临另一种尴尬。各西方国家与清政府再次签订条约后，东南各省成了其势力范围。为了防止东南各省被洪秀全割据，构成对西方国家列强利益的危害，各西方国家纷纷与清政府合作，出兵出枪，镇压太平天国。同为上帝的子民，却相互厮杀。这一措手不及，使洪秀全的教义再次受到冲击。西方国家的参与，也使太平天国面临一个强劲的敌手。常州失守，太平天国的将领就曾经轻蔑地对李鸿章说：“要不是戈登洋枪队参与，你休想从我手中夺下常州。”西方参与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是胡雪岩所处时代大的形势。影响所及，整个国家一直处于内困外患的夹击中。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上海又是近代洋人之集散地，所以对这种夹击，从一开始就感受得十分强烈，而且其事业的各个方面，也无不与这些夹击的处理有关。最显赫的人物都是在这时涌现的，平定内敌和抵抗外患，也就是在这时进入了胡雪岩的视野。胡雪岩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大背景，在这两只灾难的巨轮间辗转，帮助了消弭这两只灾难巨轮的世纪伟人。并因为这些伟人的范围所及，扩展了自己的商业活动空间。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看胡雪岩所处的地域。
胡雪岩老家是安徽绩溪，绩溪属徽州管辖。自古以来，徽州因为地瘠人多，不得不向外迁移，以商养农，所以徽州以商业著名。明清以来，淮扬商业，尤其是盐业发达。而淮扬商人的主体，就是迁移出来的徽州人。
徽州人经营最多的是钱业和当铺。而其他各业，凡可赢利的，徽州人也从来不吝参与。
胡雪岩因为祖上经营沙船事业，小有成就，所以全家就从绩溪老家迁到了杭州。后来沙船失利，破了产，胡雪岩一家经济陷于困顿中。
但是杭州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既指它的风景，也指它的物产。杭州背靠杭嘉湖地区，自古农田肥沃，丝蚕业发达。而向南向西，整个山区种植茶叶，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对外供应地。
杭州以北，是新近发展起来的上海和历史同样悠久的苏州、扬州、常州及太湖地区。自两晋以来，整个上述地区就成为我国著名的产粮区，宋以来，又是我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明朝末年，正是以这一带丝织业的发展为核心，出现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商业的萌芽。
由于商业的需求，这一带的地产转卖、钱业汇兑等制度性建设发展迅速，整个地区的商业气氛非常浓厚。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而这一带虽然受大的背景影响，商人的地位仍然不是特别高，但是人们对商业的看法却远比北方人的看法要客观、中肯。
三 胡雪岩对时事的特殊驾驭
敢揽瓷器活，必有金刚钻。
特殊的时事变化，并非所有人都能看得很准，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有一合适的对策。至于驾轻就熟，运筹帷幄，就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我们说胡雪岩特异独出，就是因为胡雪岩对时事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其应对也正合了时势之理，从而能为他的商业活动开一新的领域。
这里倒不是说胡雪岩有异于常人的眼光，事先就有了一个特殊的筹划。和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胡雪岩对各种纷乱局势的认识也是逐步渐进的。当他刚接触洋人时，他心目中的洋人同样非常神秘、新奇。
但是随着交往的增多，他逐渐领悟到洋人也不过是利之所趋，所以只可使由之，不可放纵之。最后发展到互惠互利，其间的过程都是一步一步变化的。
但胡雪岩的确有一天然优势，就是对整个时事有先人一步的了解和把握，所以能先于别人筹划出应对措施。有了这一先机，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当我们说胡雪岩对时事有特殊驾驭能力时，我们的意思正是，胡雪岩因为占了先机，故能够先人一着，从容应对。一旦和纷乱时事中茫然无措的人们相比照，胡雪岩的优势便显现出来。
1. 时势剧变，官老爷们焦头烂额
清朝发展到道咸年间，旧的格局突然受到激荡。洋人的坚船利炮，让一个至尊无上的帝国突然大吃苦头，随之而来引起长达十几年的内乱。
这一突然变故，在封建官僚阶层引起分化。面对西方的冲击，官僚阶层起初均采取强硬措施，一致要维护帝国之尊严。随后，由于与西方接触层次的不同，引起了看法上的分歧，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西方在势力上的强大，主张对外一律以安抚为主。务使处处讨好，让洋人找不到生事的借口。这一想法固然可爱，但又可怜可悲。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为一味地安抚就可笼住西方人，这无非是隔了一层的主观愿望。当然这些人用心良苦，不愿以鸡蛋碰石头，避免一般平民受更大损伤。
另一部分人坚持以理持家，对洋人采取强势态度。认为一个国家断不可有退缩怯让之心，以免洋人得寸进尺。这一派人以气节胜。但在实际事情上仍然难以行得通，因为中西实力差别太大，凡逢交战，吃亏的尽是老百姓。
这两路人都是站在帝国的立场上看洋人，所以可以说都是“隔”了一层的做法。
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和洋人打交道日多，逐渐与洋人和为一家，一方面借了洋人讨一己私利，另一方面借了洋人为中国做上一点好事。这一部分人就是早期的通事、买办商人以及与洋人交涉较多的沿海地区官僚。
对于洋人的不同理解，必然产生政治见解上的不同。在早期，薛焕、何桂清、王有龄见解接近，持利用洋人的态度，这与曾国藩等的反感态度相对，形成两派在许多问题上的摩擦。利用洋人，这是薛、何、王的态度；表示担忧和反对，这是曾国藩的态度。胡雪岩因为投身王有龄门下，自己也深知洋人之船坚炮利，所以一直是薛、何、王立场的策划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
到了中期，曾国藩、左宗棠观点开始变化。左宗棠由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和欣赏，进而积极地要开风气之先，胡雪岩之洋人观得以有了依托。但这时由于对洋人势力之分析、见解不同及集团和个人的利益所在，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最终使胡雪岩成为牺牲品。
对于洋人的冲击，下层百姓的反应大多是被动的。真正与洋人打交道者，均是从谋私财入手的，因而对大局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下层的代表，在经过长期的打交道后，逐渐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力量，为中西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清廷旧格局转变的另一冲击力量是太平天国运动。不过，由于太平天国信奉变了种的基督教，自身的封闭过强，因而其感召力基本上限于下层之老百姓。大多数的地主知识分子，既未感到清朝政府有何特别需要变动之处，也感受不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感召力量。
相反，由于曾国藩等一批优秀分子应激而出，地主知识分子阶层很快就聚拢于其周围，最终形成一支维系旧制的中坚力量。
太平天国运动对下层商人来讲，冲击较大。因为商人的本性在逐利而不在建制，所以太平军一起，许多商人便趁了乱世，进行自己为所欲为的经营活动。
以上是旧格局受到冲击后不同层次人物的一般反应。
2. 助剿内乱，胡雪岩建立大秩序
时势的剧变让大清不知所措，然而，胡雪岩的反应却大有不同，可做如下之分析，以见其对时事把握的特殊之点。
清廷旧制受到冲击，朝廷自身惶惑，一般老百姓更是不解。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需要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它必然能生发出一种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之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而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有利，也只是对江洋大盗、对野心家、对流贼无赖有利。
基于这一认识，当洪杨之乱来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趁着浑水摸鱼，只是因为鱼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首先应该替官府维持秩序，秩序建立起来了，你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长毛，而不是今天从长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胡雪岩很清楚，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在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长毛会怀疑他与官府有勾结，官府会怀疑他替长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一个信用，信用丢了，他的生意就做不大。因为老主顾知道他并不敢保证自己是一心为别人的，所以他们可以和他打一两次交道，但是绝对不会三次、四次地长久下去。那他就只好不断地换主顾。这样就无异于每一次要重新搭房建屋，成本大大提高，积累的机会就大大减少。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洪杨变乱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做保证。
替官府打长毛，这既是一种风险，也是一种投资。投进去的是眼光，得到的是巨大利益。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业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除非发生特殊变故，使得混乱比平安更能减少成本。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健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却并非致命一击。
基于这种考虑，胡雪岩才紧紧依靠官府。从王有龄开始，运漕粮、办团练、收厘金、购军火，到薛焕、何桂清，筹划中外联合剿杀太平军，最后，还说动左宗棠，设置上海转运局，帮助他西北平叛成功。由于帮助官府有功，胡雪岩得以把自己的生意从南方做到北方，从钱庄做到药品，从杭州做到外国。官府承认了胡雪岩的选择和功绩，也为胡雪岩提供了从事商业所必须具有的自由选择权。假如没有官府的层层放任和保护，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帝国，胡雪岩必然处处受阻，他的商业投入也必然加大。如果投入过大和损耗太大，他的商业也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商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也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所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之流转金作为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最后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以最小投入，完成最大产出。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阻。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方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洪杨之乱，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在洪杨乱起时，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没有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知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长毛也不信任他们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们了，因为他曾暗通长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长毛的口号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必须帮助官府打长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乱起而自己纷扰不安的一般人却有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长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了长毛。又比如蒋营官，长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长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就是投奔了长毛做了小头目的，或者因为长毛压过来了，投顺了长毛的富户，也大都有难言之隐，不得不这样，我们可以说他们糊涂，不过大凡老百姓，没有几个是不糊涂的。他们又不是有所图，只是东风来了，他们不得不往西倒；西风来了，他们又不得不往东倒。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之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在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和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长毛有染的。
胡雪岩是这么看的，与长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如果不吸收他们的存款，他们就不得不把存款给长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而且这还牵涉对商人和官府的关系如何看。商人都得从官府的角度看问题，还是商人有商人的原则，官府有官府的目标。假如商人都从官府角度看，效果会好吗？肯定不好。因为士农工商，各有各的位置，各遵从各的原则。乱了位置，变换了原则，就是乱名。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遂”。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官府对朝廷讲良心。商人只管自己是否说了话算数，是对着自己的服务对象——客户——来讲的。官府只管自己做事是否对得起朝廷。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于事无补。
这是胡雪岩超前一层的想法。因为封建化的社会是各业不分，各业的职业原则也不并列与独立。士处于社会的最核心层，一旦做官，便有了凌驾于农工商之上的特权。这个时候，他便经常以他的特权来强制要求其他阶层。社会表面上有了秩序，但这种秩序是一种纵的服从性的秩序，而不是一种横的平等、平衡性的秩序。农工商在这种秩序下必然陷于上述的管制中，不能有一个客观的地位。商人在这种秩序下，也就极为费力，极为提心吊胆。
各业分工意味着各业遵从原则的相互独立。各业在一种更抽象的原则之下平安相处，相安无事。若依这种原则，官府就无权干预商人的正常活动，上述吸纳存款也就有了一个客观的依据和保证。
胡雪岩的这种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大清权臣文煜愿意存款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至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3. 利用洋人，胡雪岩纵横捭阖
对于洋人和洋务，我们在上边已经有所交代。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船坚炮利，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长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之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的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宁，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尽力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他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能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赢不了你，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以上所述，就是胡雪岩所处的时事以及他的特殊应对。我们这里并不是说，胡雪岩起初就有过人眼光。而是说，胡雪岩在其商业活动中，锻炼出了一颗敏感的心。他善于利用自己的商业经验，不断用心去体会各方发生的巨大变动，及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方法。其实在商业活动中，绝对的先见之明是没有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每一个商人都是宿命论者，他们被一双（胡雪岩时代还有另外几双）无形的手所拨弄，在似乎人力，又似乎天意这种说不清的情况下不断成功或者失利。但是一个有经验的生意人，他总是能从自己的见闻中寻出蛛丝马迹，做出自己认为合适的选择。一个人积累的经验越多，他遇到事情时对事情的处理就越有信心。这一点不用多说，每个生意场上的人都有体会。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我们叫它封建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带有封建伦常的色彩，人们还习惯于遵从“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即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胡雪岩出身于这样的时代，自然会受到这些伦理纲常的约束。然而，胡雪岩就是胡雪岩，他把笼罩于伦理纲常之下的社会关系看得非常透彻，并巧妙地利用这些关系为自己的财富大厦添砖加瓦。
一 官老爷尽入我彀
封建社会实行官本位，什么事都是当官的说了算。要想一展身手，唯有得到官家的支持，胡雪岩深谙此道。于是在他的筹谋之下，一个又一个手握行政权的朝廷大员纷纷钻入他的彀中。
在封建社会制约中，商人在社会中处于末流，士农工商的次序十分明显。因此，这种体制就与商人的活动相矛盾。所以官吏对商人的危害十分大，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阻挠一个小商贩做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商人要想把生意经营进行下去，必须采取适当的策略。一般来说，商人会设法避开官吏，但这是一种消极的策略。一些聪明的商人会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很明显，所争取的官吏职位越大，能给商人提供的发展空间就越大。
胡雪岩是何等的精明，他很清楚官路就是财路，官越大，财路越广。利用官府为自己办事，这是成大事的基础。
1. 资助王有龄，第一棵树靠得很“有才”
有些人做梦都想捡到金元宝，而醒来后才发现自己手中仍旧是两手空空。有些人不等不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硬是把一坨牛粪变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胡雪岩就有这样的本事。
这坨蕴藏着无尽财富的“牛粪”叫王有龄，本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候补道台，分发到浙江，王有龄也随父亲到了浙江。老王到杭州并没有得到过什么有实惠的实缺职位，反而因为心情抑郁、老病侵扰，不及一年就客死他乡。王有龄无力送父亲归里安葬，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亲友，也就只好客居杭州了。王有龄的父亲在世时，也曾为他捐了一个盐运使的官衔，但也从未放过实缺，自己想进一步再捐个县令、道台之类的正经官衔，又苦于没有一文钱的资本。到胡雪岩与王有龄相识的时候，王有龄实际上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副不肯放下的穷酸读书人的架子，每日里到茶馆穷泡的绝望境地，丝毫不亚于牛粪仗着自己的金黄色硬装金元宝一样。
机缘巧合，一次在茶馆，胡雪岩与王有龄偶遇。交谈之中，胡雪岩得知王有龄的心事。空有一腔抱负，却无钱捐得前程。
胡雪岩顿时警觉起来，这个穷酸书生不可小觑，在他身上隐藏着一股非一般的力量，日后必成大器。只要我帮助了他，那么我的人生就有可能发生剧变。
胡雪岩说到做到，自己没钱，就从公款里“借”出了500两银子，交与王有龄使用。
有了资本，“牛粪”开始发烧了！王有龄不负胡雪岩所望，通过打点，得到户部右侍郎何桂清的举荐，被委任浙台总办之职。上任后，王有龄加息还清了胡雪岩的银子。随着王有龄官位的提升，胡雪岩借助王有龄的势力，一手办粮饷军械，一手办钱庄业务，拉开了他一生亦官亦商的序幕。
2. 笼络何桂清，经营得便利
何桂清（1816—1862年），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编修，历迁至内阁学士、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在太平军打击下，库帑空虚。当时何桂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赏事务，推行钞法，竭力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同年秋，何桂清督江苏学政，疏陈兵事，谧督抚之畏葸怯懦者，无所顾忌，为朝廷激赏。
王有龄与何桂清家本为世交。王有龄在接受胡雪岩资助北上之时，重遇何桂清。在何桂清的支持下，王有龄得以青云直上。
王有龄吃水不忘挖井人，把因挪用“公款”而被革职的胡雪岩招至帐下，一切事务俱交与胡雪岩处理，并把胡雪岩介绍给何桂清认识。
胡雪岩听说浙江巡抚黄宗汉有去意，就抛开繁忙的商业生意，置办了一船土特产，带着美妆阿巧专程去苏州拜访何桂清，劝说他进京活动，调往浙江任职。何桂清被胡雪岩的分析所打动，就同意早日动作，胡雪岩则趁机进献一万五千两银子，作为何桂清各处打点活动的费用。
为了自己一派势力的人再掌高位，胡雪岩不仅出主意出钱，而且投其所好，忍痛把自己的爱妾转赠何桂清。
何桂清得偿心愿后，对胡雪岩是言听计从，把江南大营事务全部交给胡雪岩打理。胡雪岩利用何桂清的关系，参与出谋划策，在苏淞等地区赚得盆满钵满。
胡雪岩早期经营上能迅速扩展，与何桂清对这一带的控制不无关系。
3. 结识蒋益澧，迎来人生转折点
蒋益澧（1833—1875年），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随克黄梅、广信、义宁州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部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蒋益澧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旋即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猛，连败太平军，得以陆续官复原职。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率所部入浙参加对太平军作战。两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蒋益澧率军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杭州的时候，曾经被胡雪岩收服的张秀才父子因开城迎接清军有功，获得了一个七品官的奖赏，被委派为善后局委员。张秀才趁机进言，杭州的善后工作，必须把胡雪岩请回来主持不可，蒋益澧竟信以为然。
胡雪岩当时正在上海筹措粮食，闻讯随后便押着一万石粮食沿运河南下直达杭州城。蒋益澧闻知大出意外，这些大米真如从天而降，令人惊喜交集，当即允诺胡雪岩抚慰官军、整饬军纪、严禁骚扰杭州百姓。作为胡雪岩筹粮有功的奖赏，藩库的所有收支，蒋益澧均交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代理。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
在胡雪岩的协助下，蒋益澧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的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都办得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结识蒋益澧，让胡雪岩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
4. 依附左宗棠，攀登人生最高峰
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家境清寒。21岁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留心农事。
太平军起事后，左宗棠曾两次入湖南巡抚幕府，先后服务于张亮基、骆秉章门下，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他招募人马，组成一支约5000人的“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李秀成部攻袭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接任浙抚。
胡雪岩与左宗棠关系甚密。终其后半生，胡雪岩都在忙于为左宗棠筹饷购械、运粮、买机器、办洋务。左宗棠依赖胡雪岩的采办而能安心做大事，镇压太平军，围剿捻军，平复新疆叛乱等。胡雪岩依赖左宗棠的庇护而能成为“红顶商人”，获得巨大的商业发展机会。左宗棠性高傲而自然成威严，胡雪岩善恭维而又善经营。从胡雪岩“虽破产而未曾稍有贬抑，气概光明磊落，不愧为杭铁头”来看，二人骨子里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5. 是官就有用，入彀者多多益善
胡雪岩深知官路就是财路，除了巴结王有龄、何桂清、蒋益澧、左宗棠外，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辈以及士大夫文人，胡雪岩也极力拉拢，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他“时出微利以饵杭士大夫。杭士大夫尊之如父，有翰林而称门生者”。胡雪岩的曾孙胡亚光先生在《安定遗闻》中记述：“有贵人王军门献玉屏风一座，值千金以上，置厅，事仆失手坏之，时大亨宾客莫不震惊，而公竟面不改容，反曲意慰仆不置。”
甚至，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权臣奕、文煜等人拉上了关系。
事实证明，胡雪岩为结交官府所做的努力是绝对值得的投资。他后来所得的巨大财富，绝大多数是倚靠官府而来的。在官本位的晚清社会，有了官员做靠山，胡雪岩转粮购枪、借款拨饷等无一不可放大胆子、堂而皇之地去做，即以十一之利计之，由此而聚集的财富也是一般商贾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二 天生的交际家，朋友遍天下
一个人也许可以忽视别人，又或许选择与人对立，但若想在事业上获取伟大的成就，就必须与人和睦相处，互为资源。
朋友，实在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漂亮词。人是群居的生物，只要有交往，就会产生朋友；只要称朋友，就意味着人格的平等、情感的亲近、关系的密切，因此“朋友”一词不仅兼收并蓄、包罗甚广，而且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词儿。
朋友，就意味着友谊、合作、帮助、平等、信任，等等。它容易使双方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从而为交往与合作创造良好的人际环境。可以这么说，大凡能成大事者，必然是朋友四面环绕，处处都见友情赞助。在这个意义上说，“朋友是个宝”，“多个朋友多条道”。
朋友多，事情当然好办，真正应了“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话。然而人心诲诲，人性难测，凭什么别人孤寡单独，就只有某某人到处受欢迎？理由无他，盖因其人平常爱交朋友，所做之事但凭交情罢了！
胡雪岩天生就是个交际人才，喜欢处处交朋友，时时帮人忙。并且，胡雪岩交起朋友来，生冷不忌，水陆并陈，没有三六九等的界线，真正是什么人和他都有缘分。
1. 把同行冤家都变成生意上的朋友
我国有句老话，“同行是冤家”。盖因同行都是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圈子里的资源是一定的，你多得一点，他就少得一点；他多得一点，你就少得一点，大家都想多得一点，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竞争。虽说有竞争才会有进步，才能有发展，但竞争更多的时候是恶性的，于是，同行成为冤家。
再则，同行容易相轻。都干一件事，就存在一个干好干坏的问题。谁干得好，谁干得坏，除外人的评价外，同行自己往往存在一个谁也看不起谁的问题，容易相互拆台，团结不起来。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同行业者之间除了相互的竞争，还有相互合作的一面。胡雪岩是非常注意同行间的相互合作的，他说：“同行不妒，什么事都办得成。”
湖州南浔丝业“四象”之一的庞云缯就是胡雪岩过从甚密的合作朋友。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各国把中国当做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供应地，南浔辑里湖丝大量外销，胡雪岩在同治年间也开始做蚕丝生意。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写信给胡雪岩说：“近与俄人谈及伊国意在销售湖茶及川丝、大黄等物，若能办通，亦中国一利源也。”经此鼓励，胡雪岩决心把丝业做得更大。
但是，钱庄出身的胡雪岩对丝业是外行，小打小闹尚能应付，要想把丝业做大做强，非要有一个内行做帮手才行。于是，他寻求居湖丝产地、对生丝颇为内行的庞云缯合作。
庞云缯，字芸皋，祖籍绍兴，“童年十五习丝业，精究利病……镇中张氏（张源泰）、蒋氏（三松堂蒋家）初与公合资设丝肄，大售，众忌其能，斥资以困之。公遂独操旧业……数年舍去，挟资归里，买田宅，辟宗祠，置祀产，建义庄，蔚然为望族。”可见，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没费吹灰之力，两个人就达成了共识。如此一来，强强联手，资金充足，规模庞大，联系广泛，从而在丝业市场上形成了气候。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里说：“光墉所营丝茶叶……丰财捷足，操纵江浙商业。”《光绪实录》上也说：“光墉（胡雪岩）所营以丝业为巨擘，专营出口，几乎垄断国际市场。”其实，当时蚕丝的国际转运和行情操于洋商之手，这里所谓的“垄断”当指胡雪岩在华商中把持蚕丝的国际业务。当然，合作是互惠的，胡雪岩做丝生意得到庞云缯的帮助，反过来，他也向庞云缯传授了经营药业的经验，后来，庞氏在南浔开了镇上最大的药店——庞滋德国药店，与设在杭州的胡庆余堂关系密切。
实际上，胡雪岩生意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也得自同行同业的真心合作。胡雪岩的每行生意都有极好的合作伙伴，而几乎他的每一个合作伙伴，都对他有一个“懂门槛”、够意思的评价。
胡雪岩发迹之后，他也时刻不忘记对同行特别是对下等商人的提携。浙江慈溪人严信厚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严信厚（1828—1906年，一说出生年份为1837年），字筱舫，浙江慈溪人。严幼时读过几年私塾，后在宁波鼓楼前恒业钱肆当学徒。17岁时，经乡人介绍，到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后又到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
同治初年，胡雪岩在上海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军需、款项，因此结识了严信厚，那时，他只在杭州信源银楼任文书。胡雪岩对他颇为赏识。因严信厚爱好书画，“鉴藏书画，类多精品”，常临摹名家书法，尤善画芦雁，遂以自绘芦雁团扇赠予胡雪岩，胡称赞严信厚“品格风雅，非市侩比也”。
1872年，胡雪岩特将严信厚推荐于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督军镇压捻军，于是委派严信厚在上海囊办转运饷械。由于严信厚办事干练，深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保荐严信厚为候补道，加知府衔。当时因晋豫饥荒，遂又令严往来于津、沪间筹办赈抚，并负责督销长芦盐务。光绪十一年（1885），又令其担任天津盐务帮办。
在经办盐务的同时，严信厚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他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经营汇兑和商业拆放业务，同时在京津等地设立十余处分店，由此建立起当时比较新式的钱庄网。由于当时币制复杂，各地通用银两成色互异，汇兑行市凭票号操纵；再加上交通迟滞，票号所出汇票往往时隔数月，持票人方来兑现，源丰润票号因此获得厚利，在旧式金融业中号称信用最高、资力最雄厚，堪与外商银行匹敌。
严信厚发迹之后，时刻不忘胡雪岩的提携，两人在生意上合作比较紧密。
胡雪岩渐渐将生意做大的过程中，总是不忘记照顾同行朋友的利益这一准则。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形势下，各地纷纷招兵扩军、开办团练以守土自保，尤其是江浙一带直接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更是大办团练扩充军队。有了兵就要有兵器。胡雪岩便开始做起军火生意。他决定先买枪。在买不买炮的问题上，他却考虑得很多。
胡雪岩犹豫、踌躇了很久，最后放弃买火炮。原因是浙江已有一个炮局，由龚振麟、龚之棠父子主持。浙江炮局主要就是制造土炮。他们制造的土炮自然赶不上西洋的“落地开花炮”，但毕竟是自己造的炮。胡雪岩认为，如果他买进西洋炮，由于西洋炮威力大，质量好，必然要顶掉浙江炮局制造的土炮，因而也势必侵害炮局的利益，引起炮局的妒忌。龚氏父子本来就得浙江大吏黄抚台的重用，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利用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影响，大肆挑剔买洋枪洋炮的弊端，反对浙江购买洋枪洋炮。如此一来，不仅洋炮买不成，连洋枪恐怕也买不成了。胡雪岩基于对这种世故人情的考虑，决定舍炮而不买，只买洋枪，这样就避免了对炮局利益的触及，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经营项目，另辟市场，不至于引起同行的反对。
龚氏父子对胡雪岩的做法大为感动，视胡雪岩为真心朋友。
虽是同行，却能做到和平共处，这是胡雪岩为了生意的成功而寻求的外部环境。他的以枪舍炮的做法，看似缩小了自己的市场，却是为了开辟另一市场而做出的必要让步，在这一新市场上，他不会遭到反对，也没有竞争，从而营造出良好的经营空间，更大地赢得利润。
一行生意，同行之间由于经营内容的相同，也就意味着要分享同一市场。对同一市场的分享，也就是利益的分享，因此同行间的竞争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为了各自利益，同行间互相忌妒到倾轧、竞争，成了同行间的常事。在竞争中或者一方取胜，另一方被迫称臣；或者两败俱伤，第三者得利；或者一时难分胜负，双方维持现状，酝酿新的一轮竞争。这似乎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也似乎是我们大家也都能认可的市场规律。
然而胡雪岩走的却是第三条路。他时时顾及到同行的利益，既为别人留余地，也给自己开财路，保持了稳定的经营，达到了双赢的局面。
2. 保证漕粮北运，义交江湖朋友
在胡雪岩生活的时代，经商必然要面对一种特殊的势力，那就是江湖帮派力量。在晚清乱世中，江湖帮派力量因社会管理的混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复杂而生，逐渐成为社会上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当时的时代，要行商，一定要与江湖势力打交道。
胡雪岩面临的帮派势力，既包括漕帮这样的旧势力，也包括像小刀会这样的新势力。胡雪岩从来没有以改造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对小刀会，则像对待太平军一样，通过帮助官府来镇压他们，以保证自己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害。对漕帮，以取得信任、共同活好的态度处之。
胡雪岩是如何结交江湖力量的呢？他善于对症下药，抓紧一个“义”字，给予对方充分尊重，并晓以利害，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
王有龄初到海运局，便接到漕粮北运的任务。粮运关涉到地方官的官声，所以督抚黄宗汉催逼甚紧，前一年为此还逼死了藩司椿寿。
按照胡雪岩的主意，这个任务说紧也很紧，说不紧也不紧。办法是有的，只需换一换脑筋，不要死盯着漕船催他们运粮，这样做出力不讨好；改换一下办法，采取“民折官办”，带钱直接去上海买粮交差，反正催的是粮，只要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通过关系，胡雪岩找到了松江漕帮管事的，名叫尤五。
谈生意过程中，胡雪岩发现，虽说漕运渐衰，漕帮势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地方运输安全诸方面，还非得漕帮帮忙不可。这是一股闲置起来有待利用的势力，运用得好，自己生意做得顺遂，处处受人抬举；忽视了这股势力，一不小心就会受阻。
况且各省漕帮互相通气，有了漕帮里的关系，对王有龄海运局完成各项差使也不无裨益。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王有龄也不至于受捉弄，损害官声。
所以和尤五打交道，胡雪岩不但处处留心照顾到松江漕帮的利益，而且尽己所能放交情给尤五。加上胡雪岩一向做事一板一眼，说话之际特别留意，给尤五的印象是，此人落门落槛，值得信任。
有了这个印象，“民折官办”购粮一事办得很顺手，尤五也把胡雪岩尊为门外兄长，凡事请教。
后来表明，尤五这股江湖势力给胡雪岩提供了很大方便。胡雪岩在王有龄当任时做了多批军火生意，在负责上海采运局时，又为左宗棠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式枪械弹药，假定没有尤五提供的各种方便和保护，根本无法做成。
胡雪岩也很注重培植漕帮势力，和他们共同做丝生意，给他们提供固定的运送官粮、官方物资的机会，组织船队等，只要有利益，就不会忘掉漕帮。
有了漕帮的认可，胡雪岩也就在乱世中有了“黑”社会力量的靠山，这也是胡雪岩保证其商业能顺畅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3. 学西人之长，洋人也值得一交
晚清社会是一锅大杂烩，复杂得很。晚清之际，正是中华帝国的多事之秋，国势的颓微，洋人的入侵，把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搅成了一锅粥。
但是，不管世道怎么乱，一个商人总是免不了要和洋人打交道的。
对于洋人和洋务，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中。
胡雪岩最密切的一个洋人朋友叫日意格。他是一个法国军官，曾就读于法国瑟堡海军预备学校和法国海军学院。后在炮兵部队服役，参加过与俄国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同治五年（1861年）十月，日意格被任为浙海关（宁波）税务司。刚一上任，宁波即被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日意格关闭浙海关，前往上海。
在上海，日意格作为翻译人员参与了“中外会防公局”的策划，介入镇压太平军天国的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胡雪岩结识了他。
同治六年（1862年）春，日意格担任一支小炮队的指挥官，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的计划。随后，日意格重开浙海关，同时向当地官府和法国海军基地司令建议，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以清除宁波周围的太平军。
日意格把自己的想法说与胡雪岩后，胡雪岩非常赞同，于是二人联手，募集华勇几百人，组成“常捷军”，日意格任副班领。
“常捷军”参与了攻占余姚、奉化、上虞、绍兴等的战斗。1864年，日意格统率“常捷军”前往湖州助剿太平军。于八月底攻占湖州。后又参与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胡雪岩与日意格和左宗棠会晤，提出法中在宁波合伙办造船厂。后左宗棠入闽，他们又参与了左宗棠和德克碑酝酿的造船计划。
1866年7月，清廷批准于闽省开办造船厂。胡雪岩邀请日意格前往福州，同左宗棠酌定保约一件，条议十一款，合同规约十四条。后择厂址于马尾，开始建造船厂。
在此期间，胡雪岩与日意格同心协力，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做了如下事务：一、筹建了一座近代化的船舶制造厂；二、负责招募海员，采购机器，设备和材料；三、造成近代舰船十五艘，兵舰十艘，商船五艘；四、开设船政前后学堂，培养造船、设计、驾驶、轮机四个专业的学生和艺徒。
作为左宗棠的最主要助手，胡雪岩充分吸收西方办海军的先进经验。马尾船政学堂采用法国教育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是一所按技术分设专业的近代高等院校。该局设立前后学堂，前学堂学制造，由法国人教；后学堂学驾驶，由英国人教。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一说629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一说111名）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其中包括中日甲午海战英雄邓世昌、林永升等。
4. 行商天下，朋友遍及四海
在胡雪岩的商业帝国内，他的朋友遍及各行各业，有几个重要人物是非常显眼的。官员如郁四、刑师爷、王有龄、左宗棠、何桂清、徐用仪等；商界名流如庞二、德国人福克、英国人凯密伦等；优秀员工代表刘庆生、古应春、陈世龙、黄仪、老张、裘丰言、周一鸣、周少棠、汪惟贤等。
胡雪岩的朋友，都是能够对他的生意提供帮助的朋友，为着各自的或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双方互惠互利，互兴互荣，以利益为纽带，谋求对方的支持与帮助。这就是胡雪岩的所谓“靠朋友”。胡雪岩一向认为生意场中，无真正朋友，但也不是到处都是敌人，既然大家共吃这碗饭，图的都是利，有了麻烦，最好把问题摆到桌面上，不要私下暗自斗劲，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他的“替朋友着想”，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充分揣摩对方的需要，照顾对方的利益，并对对方施以恩惠。在他看来，自己的生存发展靠的是朋友，为了赢利还需为朋友着想，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比如罗尚德存钱一事便是胡雪岩赢得朋友，又获得朋友支持的一个例子。
胡雪岩为了赢得朋友，在阜康钱庄开业的时候，自己垫钱给一些大官的太太、小姐、少爷等各存了二十两银子，也给黄巡抚的仆人刘二存了二十两银子。刘二拿到存折，不仅马上在阜康钱庄存进一百八十两银子，而且向他的朋友罗尚德宣传胡雪岩的为人——守信用、讲义气。罗尚德本是清军绿营的一个小军官，利用各种手段攒了一万一千两银子，听说胡雪岩的为人厚道，连夜取出全部银子拿来存，且声明不要存折、不要利息。
胡雪岩对于罗尚德，不仅话说得漂亮，而且条件优惠：三年定期，期满后本利共一万五千两银子。这样，如果罗尚德回乡，正好可以还清他借的一万五千两的债务。
胡雪岩这样为朋友着想，也是有考虑的：军营官兵们马上就要开往前线打仗，他们身上的钱往哪儿放？一听罗尚德的宣传，定会拿来存入阜康钱庄。
罗尚德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了，他死之前交代了两名军中的同乡，拜托他们将钱转给老家的亲戚。胡雪岩查证这两名同僚的身份后，没有任何刁难就把本金加上利息悉数交出。
胡雪岩的举动经由罗尚德两名同僚转述后很快就在军中传开了，于是绿营军的官兵纷纷将积蓄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从一个钱庄的小伙计发展成雄踞一方的老板，其成功的因素固然很多，但依靠朋友却是不容忽视的一条。
三 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亲人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够帮助他的人越多越好。但是，很多人都把握不好任人唯才还是任人唯亲。胡雪岩的做法是，尽量不让亲属插手生意，除非他有特殊的才能或财势。
中国人有一种保守思想，自己发达不是真本事，让亲人朋友都能沾上光才是一种荣耀。所以才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原本是一个带有讽喻意味的成语，是对“一人得势，与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跟着得势”的不良的社会风气的一种讽刺。例如，霍光当权之时，把儿子霍禹、两个侄孙、多个女婿，还有数名堂弟、外孙等都安排在重要岗位，分别把持各方面权力，以至于“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王政君当了皇后，结果王氏一门全都飞黄腾达，把持朝政几十年，甚至弄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王莽新政”；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李氏皇朝差点易手武氏家族；杨玉环“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
官场与生意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很多人生意一旦做起来，在用人方面首先想到的就是起用自己的亲戚，尤其是一些与钱财相关的工作，更是非自己人不用。还有些人则认为自己做生意赚了钱，应该帮衬一下亲戚们，给他们找份差使就是最好的帮助。因为是自己人，所以自己对他们格外放心，认为他们绝对不会背叛自己。
可很多时候，恰恰是这些人让他们在生意上栽了跟头。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胡雪岩确实高明，他没有犯“任人唯亲”的错误。即使最亲的人，他也要戴上“有色眼镜”细细地察看，对自己的事业没有帮助的人，会让他们站得远远的。
1. 亲属再亲也要明算账
胡雪岩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县东南的湖里村。家有弟兄四人，胡雪岩是长子。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到了母亲那柔弱的肩上。胡雪岩很孝顺，看着母亲受苦受累心里难受，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就到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他机敏勤勉，深得老板的器重，以后就逐渐地发达起来。
在胡雪岩的白银帝国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掌柜的到跑堂的，一水儿的外姓，居然没有一个胡氏本家的人，这是因为胡雪岩最不喜欢在亲戚中选拔用人。或许是历史的教训太过深刻，或许是现实太过残酷，让胡雪岩产生了决不能使自己的亲人蹚进这种浑水之中的想法。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胡雪岩这样做都是极具智慧的。
胡雪岩弟兄四人，有的务农，有的做小本生意。三弟胡月乔还算有经商头脑，与胡雪岩的感情也最好，但两人单独立业，胡月乔一辈子没有在“胡氏大厦”里任过职。
胡雪岩初做生意时，本来没有打算跟官员打交道，并不像一些文学作品形容的那样，处心积虑巴结官吏。不过，当地衙门对生意看好的外乡人比较欺负，处处刁难，胡雪岩才被迫与官府攀交情。胡雪岩的脑子比弟弟胡月乔灵活，在军火匮乏时期，他从洋人那里购得一批军火，和某个官吏有了交情。没想到另一个官员眼红，借故把无辜的胡月乔囚禁起来，在水牢里关了三天。胡雪岩凭借第一个官吏的关系，不仅救出了弟弟，还把那个官员问斩了，这才慢慢确立自己的地位，不再受人欺负。
胡家是没有任何家底的破落户，从安徽逃难到杭州，艰辛创业。胡月乔一直做人参、鹿茸等生意，常跑东北，比较辛苦。胡月乔是胡雪岩的供货商之一，但是弟兄俩从来都是明算账的，如果胡月乔供的货不好，或者价格不合适，胡雪岩照样不要。
胡月乔没有任何借口，反而很感谢哥哥，借胡雪岩迎娶第三房姨太太之机，送了一份大礼。胡月乔特意向手下强调，“做生意的人，要么不送礼，要送的话，必须吓人一跳。”多少礼物才能让胡雪岩吓一跳呢？胡月乔用了八个人，挑着两担黄金，一次性把所有家底全部送出！这时他已经和哥哥有了生意往来七八年，“把所有从他那儿赚的钱，当做礼物还给他”。胡雪岩当时笑着回应道：“你的所有家底都是凭自己本事赚来的，跟我没有关系，你还是拿回去养家吧。”
另一件是胡雪岩与堂伯的事。有一年，胡雪岩看到市场上的珠宝生意很好做，想投资珠宝行业，但投资额太大，别人不肯借他。于是他想到了他的堂伯，堂伯当时是著名的茶叶商人，家资万贯。胡雪岩直奔堂伯家，说明了来意，并且会分三分红利给堂伯。堂伯动了心，便拿出了三百万两银子给他，后来，这笔珠宝买卖进行得非常顺利，胡雪岩净赚了几百万后，他便将本钱与红利一并还给了堂伯。胡雪岩之所以能借到钱，不仅在于投资项目好，与堂伯又有血缘关系，还在于胡雪岩答应分三分红利给堂伯。
“让亲属靠边站”、“亲兄弟明算账”，或许让一些庸人很不齿，但是当胡雪岩钱庄关门、生意倒闭之时，亲属们却未受直接影响，这才是大商人胡雪岩的最高明之处。
2. 不抛弃，把“败家子”变成得力帮手
“胡庆余堂”是胡雪岩名下的另一个享有盛誉的老字号，还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这家药店与他娶的一个妾有关。这个妾叫芙蓉，祖上开了一家很大的药店，后来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她的叔父外号“刘不才”，本来就是一个纨绔子弟，极尽挥霍还特别好赌，药店无法维系后，落得以告贷为生，典型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不过这刘不才“瘦驴不倒架”，还有那么一点硬气，因为芙蓉做妾，不愿认胡雪岩这门亲戚，他手里握着几张祖上传下的秘方，心里还想着有一天要重振家业。
胡雪岩娶了芙蓉姑娘，对这门难缠的亲戚刘不才，胡雪岩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送刘不才一笔银子打发了，不再与他发生任何关系；二是按芙蓉的想法，由芙蓉劝刘不才拿出那几张祖传秘方，胡雪岩帮忙卖它万把两银子，让他自己去生活，由他去得了。
虽然在大家眼中刘不才不过是一个败家子，胡雪岩看刘不才的眼光却与世俗不同。他认为，刘不才即使赌得再凶、再落魄也未曾出卖祖上的秘方，可见此人的本性不坏，还没有赌到欺师灭祖的地步。他更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分析认为，刘不才出身上等家庭，非常了解公子哥的习性，加上他好赌好玩的“专长”，可以带动交际场合的气氛，将是一个帮着他交际应酬的高手。
当时胡雪岩正筹划开药店，刘不才手上的秘方对他极有用处。他认为刘不才尚堪造就，于是决定将他留在身边为己所用。
胡雪岩开药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乱世当口，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兵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的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的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胡雪岩认为自己不懂药店生意不要紧，刘不才懂，只要能够将他收服，迫他改掉身上的毛病，他就可以当家，而且他手上的那几张祖传秘方也正好可以充分利用。于是胡雪岩摆了一桌“认亲宴”，给足了刘不才面子，就在这场宴席上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给他的其他生意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胡雪岩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而且想到就做，决不犹豫拖延。”刘不才从小就是一个纨绔子弟，嗜赌如命。胡雪岩却能将他收服，担当特殊的“清客”角色，培养他专门和达官阔少们打交道。他不负众望，为胡雪岩赢得了很多朋友，为其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书摘与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