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后人畅游厦门 望能早日登上金门岛

凝神看金门 黄埔后人抢用望远镜

黄埔军校知名同学的亲属参观菽庄花园。

近日，20多位黄埔军校知名同学的亲属游览了鼓浪屿的皓月园、菽庄花园、钢琴博物馆，并乘坐“成功号”游船在海上眺望金门岛。他们有的是第一次来厦门，有的对厦门的印象还停留在20多年前，这一次，美丽的厦门让他们流连忘返，赞不绝口。而面对咫尺之隔的金门岛，他们共同的心声是：真想早日登上金门岛看看。

盛赞厦门山好水好人好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女士是第三次来厦门。她说，“厦门越来越漂亮，生活在这里的人太幸福了，气候好、环境好，建筑也很有特色，总之就像生活在画里。”

董必武的女儿董良20年前来过厦门，那时，厦门的建设刚刚起步，“特区建设25年来的变化很大，足以和香港媲美了。相对于香港，厦门的美是比较沉静的，更具东方城市的特色。”

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漫步于鼓浪屿的街头，望着大海，她无限神往地说：“相对于大城市的压抑和紧张，这里让人心情放松，住在这里的人想必更加长寿。”说完她哈哈笑了。这是她第一次踏上鼓浪屿。

“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和以前相比，厦门变得更繁荣了，人的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改观，现代建筑越来越多，有一种和谐之美。”黄埔一期学生李仙洲之子李德强这样评价厦门。

黄埔四期学生文强之子文定中还对厦门的发展说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厦门的经济发展应该未雨绸缪，向高科技产业转型。而且，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海域广阔，风景优美，可以下工夫做好文化产业，开发更多旅游项目来带动经济。

真想早日登上金门岛看看

海上看金门，对于这次来的黄埔军校知名同学的亲属来说，还是第一次。他们对此充满好奇。黄埔三期学生戴安澜之子戴澄东还带来了一个小型望远镜，在“成功号”游船上被大家抢着轮流使用，眺望金门，大担岛上的风物清晰可见。

“好近啊！真想上去走走。”黄埔十期学生曾繁悌之子曾祥炜也是这样的想法，他说，这么近却不能上去看，真是遗憾。

周秉德十分感慨，“为了祖国、为了统一，有多少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现在两岸距离这么近，却硬要分开，太可惜、太不应该了。这也不是我们先辈的意愿啊。”

戴澄东说，从小我们就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也包括宝岛台湾，统一是大趋势，统一可以让中国发展得更好。对于我们来说，要努力工作，还要多做台湾人民的工作，让他们更了解大陆，让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

如今，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已经开通，黄埔军校知名同学的亲属们都说，他们也希望能早日到金门旅游。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伯父要求我们低调生活

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的长女。周恩来夫妇无子女，在嫡亲侄辈中，周秉德年龄居长，与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来往最密切，时常在总理家中居住或去探望伯父、伯母。邓颖超说：“老大秉德和我们的感情最深。”

昨日，记者想采访周秉德女士，几次都被她婉言谢绝了。记者穷追不舍，她才道出缘由：“我小时候，伯父就对我们严格要求，让我们时刻牢记自己是普通百姓。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们从来不搞特殊，身边很多人不知道我和总理的关系，我也习惯了低调的生活。”

“当时我父亲调到北京的钢铁工业局工作，伯父和局里的领导再三强调：‘工资要尽量少、职位要尽量低，因为他是我弟弟’。”周秉德回忆，“当时房子是根据职位高低分配的，我们家有六个孩子，居住拥挤，我们已经上学的三兄妹周末和寒暑假就住到伯父家。他的家也不大，而且非常简陋。”

“伯父是个大忙人，平时很少见到他，而且他晚上常常工作到很晚，有时甚至通宵工作，白天才能小睡一会儿。经常是早晨我们要出门了，他才刚刚入睡，所以，从小我们都习惯了早上不在屋里、院子里大声喧哗。伯母还在屋外立个小牌子，上面写着：请安静。”

周恩来夫妇没有子女，周秉德说：“我们周家一直有过继的传统，家里本来想把三妹秉宜过继给伯父，但是伯父因为自己身份特殊，拒绝了，他还说，不用过继，他们也一样是我们的孩子。”

在周秉德记忆中，由于父亲工资低，家里负担又重，伯父每个月都拿出自己工资的三分之一来资助他们，一直持续了20年，直到所有孩子都长大成人。“其实伯父的工资也不高，他不仅资助我们，还资助其他部下和他们的亲属，而他和伯母生活非常节俭，甚至称得上清贫。”周秉德深有感触地说：“这一直令我很感动，伯父对我们一家可谓恩重如山。”

回忆起最后几次见到伯父的情景，周秉德心情很沉重，“1974年的5月31日，伯父让我回家吃顿饭。后来伯父才告诉我，第二天要去住院了，以后见面机会就少了，并且一直叮嘱我要好好工作，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还送我两张他和伯母的照片。”说到这里，周秉德双眼湿润了。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从西安回到北京，伯母打电话说，伯父回家了，让她过去看看。“当时我发现，一年来伯父清瘦了很多，脸上的皱纹、老年斑增添了不少，但是双眼还是炯炯有神，临走时我说，伯父，我们拍张照吧。当时家里来了不少客人，伯父说，以后吧，这里人多。没想到这成了永远的遗憾。”周秉德哽咽道。

董必武女儿董良(上羽下军)：父亲一心为国从未动摇

谈到父亲董必武同志，董良(上羽下军)沉思了一会儿才说，父亲的一生经历十分丰富，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这么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始终心系国家命运，站在历史大潮的最前头。在社会的激荡中，很多人会因为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做出不同的选择，但是父亲始终站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上，一心为国，没有动摇过。

“父亲的一生都注重学习，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马列主义他都认真研究和学习，这是值得我一生学习的。”在女儿董良(上羽下军)眼里，父亲董必武对子女的管教是民主的、开明的。“他从来没有对子女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也没有限制我们在哪个领域发展。”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老的党性非常强，然而在女儿的入党问题上，他却从来没有以父亲的身份对女儿的选择强加干涉。 据董良(上羽下军)回忆，董必武同志曾经对他们说过：“不论以后你们是干部、专家还是农民，都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有尽心尽力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董良(上羽下军)说，父亲对他们的教育就是：老实做人、老实做事。她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次，她将父亲的一个指甲剪掰坏了，两天都不敢见他，父亲知道后笑着说：“只要知道主动认错就可以了，其余都没关系。”

左权女儿左太北：11封家书让我泪流满面

左权将军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后先后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后回到中央苏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1942年5月25号，在日军大扫荡中，壮烈牺牲。左权将军是抗战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

左太北是左权将军的女儿。1982年，当左太北已经42岁时，母亲刘志兰交给她一件非常珍贵的宝贝，那是父亲写给母亲的11封信。“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些信。多少次我泪流满面地读着这些信，在睡梦中还高兴地见到了父亲。”

这11封信是左权将军当年送妻子和女儿去延安后，在21个月里陆续写下的，一共有12封（其中一封丢失了）。父亲牺牲时左太北还是个婴儿，因为这些信，父亲的形象在她心中渐渐清晰起来，从信中，她读懂了父亲对她们母女二人深深的爱。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这是左权将军在1940年12月23日晚所写家书中的一段话。

1941年5月20日，左权将军在另一封家书中又写道：“差不几天就整整一年了，太北也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每封信中，左权将军都关切地问到小太北，如今，已经满鬓风霜的左太北，感慨地说：“就在父亲牺牲的前三天，他给母亲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黄埔军校第十二任校长许历农：祖国和平统一是黄埔新使命

为人稳重、生活简朴的许历农先生在台湾素有“儒将”之称。昨天，86岁高龄的许老很耐心地和我们聊起了他的人生。

许历农先生是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员、第十二任校长。他回忆说：“我于1939年进入黄埔军校，读了一年多就毕业上了抗日战场。军校的求学生涯是很艰苦的，饭菜不一定吃得饱，饭里时常有沙子，天不亮就要起床训练。严格的训练为我的人生带来很大改变，毕业时才20岁，但已成熟很多。”

许历农说，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如周恩来、徐向前等等。黄埔是两岸的黄埔。黄埔的校训是“亲爱精诚”，黄埔的精神是牺牲的精神、奉献的精神、负责的精神、团结的精神。黄埔的师生都很尊重黄埔的校训和精神。黄埔子弟应牢记黄埔校训、秉承黄埔精神，携手共同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这是黄埔新的历史使命。

长期以来，许历农一直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呼吁。他于1993年发起成立新同盟会，并加入新党。现任台湾新同盟会会长、台湾民主团结联盟会长。他历来主张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对此，许老说，一个国家就应该统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立场。李登辉渐渐偏离了“一个中国”的理念，走起了“台独”路线；到了陈水扁，分裂中国的意图更明显了。在台湾，我被称为“统派”，统派就统派，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就是我要坚持的。

戴安澜之子戴澄东：起名澄东 志在打败日寇

戴澄东是抗日名将戴安澜最小的儿子。他说，按照族谱中的排行，应为“恒”字辈，但是父亲看到日寇在中国烧杀抢掠，对日寇恨之入骨，所以弃族谱排行不用，给大儿子取名戴覆东，二儿子取名戴靖东，小儿子取名戴澄东，意思是要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寇。女儿则叫戴藩篱，意思是修好篱笆，保卫家园。

戴安澜是黄埔三期学生。1942年3月，戴安澜率部赴缅甸参加远征军抗战。在同古保卫战中予敌重创，打出国威。战斗结束后，戴安澜在撤退过程中，身负重伤，壮烈殉国，时年38岁。毛泽东题赠了挽词“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题写了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父亲戴安澜将军牺牲时，戴澄东还不满周岁，他说，父亲也有普通人的情感，虽然一家人很少在一起，但他很关心家庭，很爱自己的孩子。听母亲说，有一年父亲派车去接哥哥和姐姐，哥哥和姐姐在路边采了很多花，把车打扮成花车，父亲见到，开心极了。

戴安澜一直以“黄埔精神”严格要求自己，他本来要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但是因为身体太瘦弱没有被接纳，于是报名参加了广州革命军，在革命军中，他不仅练就了健康的体魄，因为常常在停放尸体的祠堂站岗，胆量也大了。1925年，他成为黄埔军校三期学生。

戴澄东说，想到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真的很伟大。黄埔精神，就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最高处，而且为此可以牺牲一切。这种精神是一颗明珠，也是现在的青年人要学习的榜样。父亲牺牲后，母亲教导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教导我们人穷志不穷，现在，我也是这样教育子女。我对自己的孩子说，不能给你们的英雄爷爷丢脸。

侯镜如之子侯伯文：父亲考黄埔 毛泽东是主考官

在20多位黄埔军校知名同学的亲属中，黄埔一期学生侯镜如之子侯伯文是最活跃的一个，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爽朗的声音。

“我父亲11岁才认字，”侯伯文回忆说，“父亲的国文教员魏松声曾经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受其影响，父亲决定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军校。因为当时北方是军阀反动势力当权，父亲的介绍信写在一块白布上，然后缝在衣服里，赶了七天七夜的路，来到上海租界区一个女子师范学校考试。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身兼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是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委员之一。经毛泽东主考，他初试合格，领了路费从沪乘船经香港去了广州，再经过复试合格，被正式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

“我父亲打了一辈子仗，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他的一生极其节俭。”侯伯文说，家里屋子虽然不小，但一点儿摆设都没有，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父亲不喜欢任何装饰品，家里的竹椅竹桌坏了，都是用绳子捆一捆继续用。“连他的西装都是我从香港带回来的。”侯伯文回忆。

花絮

黄埔情缘烙下印记 两代将军一见如故

凯歌高尔夫俱乐部花园一隅，两位将军四手紧握，相谈甚欢。皓首白眉的老者是黄埔军校第十二任校长许历农上将，慈颜悦色的女士是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将。

此次来厦门参加海峡两岸联谊活动，许历农先生和聂力女士首次会面，却宛如老友重逢，气氛很是融洽。

聂女士说，父亲聂荣臻曾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受父辈的影响，黄埔精神在她心中也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许老现任台湾新同盟会会长、台湾民主团结联盟会长，他动情地说，“我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代，今天来的基本上是黄埔学员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我想，是黄埔精神让我们一见如故。”

趁着黄昏美景，聂女士和许老颇有兴致地合影留念。聂女士搀扶着许老的胳膊，微笑着说：“让我们为两岸和平统一祝福吧！”许老含笑点头。咔嚓声中，灯光闪过，这难忘的一幕定格成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