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桑拉姆的雪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登山队员龙雨田、徐漪、王翀、吴亮、柯佳、刘晓利、刘戎及藏队的教练和高山协作队员
——为什么去登山？
——因为山在那里。
——山只是山，而你又为何如此执着？
——因为山是上苍落在人间未曾化解的一滴泪，我爱它的洁白与晶莹，以及那深藏在其中的无穷的奥秘。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崇高理想，也没什么豪言壮语，像是冥冥中注定的事，一听到召唤，背起行囊我就去了。没有想过能否登顶，也没有想过是否会遇到危险，只是带着一颗平常心，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就这么简单。
活着的人没什么可炫耀的，因为每一位成功的登顶者的背后都有许多人的支撑，由于这些人的帮助与支持，登顶者最终才能成功。而死难的山友才值得人们去纪念与尊重，他们将自己作为礼物献给了雪山，他们是真正的爱山者。
席勒曾说过：“人应该忠于年少时的梦想。”我很欣慰的是，我做到了。
去年登山归来，我知道我命里注定是属于那雪山的，不是为了去征服，而是去追求。生命是一个过程。结局是怎样的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只是希望能在生命这个由开始到结束的过程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于是，我选择了登山。
年初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几乎使我的梦想破灭，但凭着良好的心理状态和身体素质，我度过了那段令我烦恼的日子，最终在一个半月内恢复了健康，使医生下的至少要一年才能恢复健康的决断成了错误。虽然不能按原计划在七月份去登慕士塔格，但十月份的西藏登山节就不成问题了。
6月29日，西藏登山队的尼玛次仁来上海做“2001西藏姜桑拉姆登山节”的宣传活动。由于当时我正在南京做“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宣传活动，没有办法亲往。但我还是让队员龙雨田和刘晓利去了，以便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小龙回来后告诉我现场的情况显得很焦急，因为当场就有80多人报名，而这次活动的规模也不过就是80—100人，而且是面向全国的，小龙担心报不上名。刘晓利却是另一种态度，认为什么样的人都来参加，会是这项活动成为一个闹剧，使登山变了味道。而我对此的态度较为冷静，一来我明白人受鼓动后会变得冲动，二来上海人的脾气秉性会使得他们在冷静思考后做出理智的选择，加上大多数上海人缺少冒险精神，肯定会有很多人退出的；第三个原因是我曾致电给西藏登协，了解了一些情况，因而我很有信心。7月2日，我再次致电西藏登协，他们让我们7月10日报名，并写上登山经历，这样一来，我把握更大。因为去年玉珠峰成功的登山经历是我们的筹码，而且“白浪户外”又是做这项运动的，我们的加入能使登山这项运动在上海地区普及起来，我坚信西藏登协是不会拒绝我们“白浪登山队”的。
之后，我便开始招募队员，以去年的队员为主，只是这次将丁丁换成了刘晓利。
7月20日上午，打电话到西藏登山队问情况，值班人员说不清楚，因为措姆书记出去了，叫我下午再打电话去问。那天正好是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因而登山队也在忙于此事，登山节的事看来要暂时放在一边了。原本想下午再打电话去询问的，但一忙到别的事后就给忘了，也只好等到7月23日了。
7月23日一早，徐漪就打电话来，说据上次去听宣传的人回来讲西藏队这次只带我们I峰，不是登顶主峰，如果要攀登主峰则要另外交钱。胖子让我去问一问。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既然有人提出来了，我也就问一问吧，但愿这不是真的。
电话打到西藏登协，措姆书记不在，其他的人员并不知道，也只能再等了，希望一切都好。
7月24日下午4：45分，终于和西藏登协的措姆书记联系上了。询问有关情况，她告知要到9月10日正式发函确认。我表达了我们队的想法，因为一经确认，我们就可以做各方面的准备了包括体能训练、装备、资金等等。措姆书记说她看过我们的资料，了解到我们都有高山经验，可以确定我们队的参加，让我们着手准备就行了。同时我又问了有无另外收费的可能，她说没有，按七天计算，如果延长时间（由于队员自身的问题），则另外按天计算费用，所有的收费都有详细的费用清单。这样一来我们就放心了。其实从登山协作来看，请背夫、向导都是应该付费用的，只是我国的民间登山活动和商业登山的运作才刚刚开始，因而我们对这种付费方式还不习惯，总是参照官方的做法，于是便会有许多的问题。
7月27日，登山队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还有一些对登山有兴趣的爱好者。金晴宇因出差在外未能来，其他人员全部到齐。这次主要讲的是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物质、体能、心理上等等。董劲松听了也很有兴趣，表示要参加。然而29日他来电话告诉我说由于他夫人的反对，加上女儿刚满周岁，他有可能放弃。我告诉他我女儿刚满月，他表示要去说服夫人，然后跟我们一同去。不过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是没有办法的，登山本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家庭的阻力极大，所以很多队员都是瞒着家人的。
7月31日中午12点，我与西藏登协通了电话，告知我们队要增加一名队员。措姆书记很热情，说没有问题。随后我将董劲松的资料传了过去。至此，白浪登山队已经组成了一个有6人参加的团队了。
7月份的主要工作是为一些商业品牌做广告宣传，同时我还印制了330件“白浪户外”的T恤衫，这一切都是为了筹集登山经费。
整个8月几乎都是令我沮丧的消息。首先是《运动休闲》杂志将我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改成《山上的雪，埋了我吧》而发表出来，我和队员们看了以后很不舒服。虽然那题目很煽情，虽然我们不很迷信，但登山毕竟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我们还是有所忌讳的。
8月14日，董劲松来电告知他不去了，因为他夫人及其他家人极力反对，于是他只好放弃。虽然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但当它真的发生时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失落。我也知道探险在这个城市是被人敬而远之的，去登山不但个人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金钱和家人的支持。然而目前除了勇气外，其他的一些我们都没有，很多队员都是瞒着家人出来的。我的心情很复杂，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队员对我的支持，难过的是他们为了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却要承受如此的压力。
8月17日，和叶子、小龙、晓利通了电话，将各种信息相互交流了一下，希望彼此多努力，争取将赞助拉到。晚上回到家中，看到了西藏登协发来的传真，我们被获准参加西藏登山节。于是我立刻通知了队员，对先将登山费用交付一事大家没有异议。同时我也开始了收集资料，安排这次活动的整个行程。
8月18日中午，金晴宇来电话，说他不想去姜桑拉姆了，因为没有太多的钱。他想和丁丁一同去四姑娘山，我也不能强求他。但他的退出，使我们队少了一位随队的医生，这使我们损失很大。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我们现在没有钱，而且还没有任何企业愿意赞助我们，想来也够惨的，上海地区唯一的一支民间业余登山队怀有着勃勃的雄心，却为钱所困扰，真是没有办法。8月20日，又有一个坏消息。徐漪说他可能去不了了，因为没有时间和充足的钱（又是钱在作祟）。但我劝阻了他，我对他说我不希望现在还有人退出，因为这样对“白浪户外”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胖子最后决定辞职，但不与我们一同乘飞机，他先坐火车到格尔木，然后搭汽车进藏。8月21日，小龙来电话说他的假期也可能会出现一点问题，但他表示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休假，以便成行。目前我们遇到的困难也实在是太多了，但我不能抱怨，那样根本没有用，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定他们的信心，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8月24日，藏队来电话询问我们编组情况，我要求安排在第一组，这样在时间上我们的队员可以利用国庆休假，而无需再去请假了。26日，吴亮来电话说他也要去姜桑拉姆，可能王翀也要加入“白浪队”。听到这消息我很高兴，退出两人，现在又有两人加入，我们还是六个人的队伍。我个人实在不喜欢四人组队，因为“四”与死谐音。（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四一直与我相伴着。）随后立刻给藏队发传真，将这些情况告之。30日上午，将进山费汇出，并电传通知藏队。将这些做完后，前期的工作也就算是完成了。
9月份的工作是做准备，装备上的、体能上的，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为此，我向朋友借了7500元。登山是昂贵的，但谁让我爱上了它呢，既然是这样，我只能无悔的去付出。
由于美国“9·11”恐怖事件的影响，购买机票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光身份证的复印件就传了不知多少份，更不用说其他的。徐漪和王翀于9月20日从陆路先行前往西藏，他们这么走一来为省钱，二来可以适应高原的情况。
出发前两天，董劲松来电话问我们从哪个机场出发，如果是浦东机场他将开车来送我们。我告知是虹桥机场，在谢过他之后还告诉他去登山是不能送的，那有“送别”的意思。我们这些人有时很迷信。
9月25日我让小龙住到我这来，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一来他不用赶早，二来又可以省钱，多好的想法。晚上胖子打来电话，告诉我他们所住的宾馆，道时候在那聚首。26日清晨6点出发，出门之前给刘晓利打了个电话，叫她起床，以防她睡过头，这是她昨天关照我的。到机场后又给吴亮打了个电话，他还在睡觉，一点也不急，真够稳的。在等他们俩的时候，我和小龙都看见了一位与我们一样背着帐篷的小伙子，而且与我们乘同一班飞机，我们估计也是去西藏登山的。因为只是猜测，也就没有去打招呼，我们还要等人，当时也没想哪么多。
两位姗姗来迟，让我和小龙好等。这些都不计较，赶紧登机是大事，或许是我太急了，差一点上错了飞机，闹了一个大笑话。
飞机经西安、西宁飞往拉萨，当降落在西宁机场时，第一次看到了大西北荒凉土地的刘晓利有些不敢想象这是真的。我告诉她这就是西北，广阔而又荒凉。
当飞机飞越青藏高原的时候，我望着窗外机翼下的雪山，心中突然涌现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坐上飞机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开始忐忑不安起来，总有些莫名的担心。一会想到是四人出行，一会又想到那篇《山上的雪，埋了我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虽然很煽情，但对我们来讲却总有些不祥之感。登山的人多少有些迷信，尤其是我。出发之前叶子等人一定要我去庙里进香，以求平安。这些我都做了，只是未能集中所有的队员一起去进香。（后来到了拉萨，我是逢寺便进，见菩萨就拜，进山前我还特地跑去买香，准备在山里求“智慧女神”保佑我们一路平安。）我总是盼望着时间过的快一些、再快一些，早一点到达拉萨贡嘎机场。而小龙他们因为太累了，上飞机后就开始了睡觉。
时间过得很慢，这符合相对论的观点（速度越快，时间就显得越慢）。而我心理上的负担越发使我感到时间缓慢，仿佛停滞不前了。当机长通过广播通知乘客飞机将于14：35分降落时，我的心才安定了下来。
我坐在弦窗边看着飞机下的大地，树叶已经变成了金黄色，田野中还有尚未收割的青稞，藏民的房舍顶上四角的彩色经幡在随风舞动……从色彩上已经感觉到了秋天，真的很美。
飞机在俯冲，周围都是荒芜的高山，感觉上它是在向山里飞。雅鲁藏布江在大地上蜿蜒的流着，激越，但不张扬。我也等待着降落，急切，但不紧张。终于降落在了跑道上，巨大的降落声让我回到了平实的大地。再一次到达了西藏，再一次感受到了灼热的阳光，再一次要与藏族同胞交往，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地方，我的心开始变的平和了。
走下飞机，看见从机舱里卸下一笼笼的乌骨鸡和鸽子，他们的待遇虽然不低，但仍然逃脱不了被宰割的命运。它们有翅膀却不能飞，真是可悲。抬头望着天空，希望能看到一些自由飞翔的小鸟，但这里是机场，不可能有飞禽。望着蓝天，突然间有一种想飞的冲动，我真希望自己有一双翅膀，在广袤的天空下，像鹰一样的自由飞翔。
在机场等行李等了很长的时间，而那些登山包出来的时候还伴随着一股鸡粪味。开始我们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是装完那些鸽子的行李车又装了我们的包，所以包上面都粘满了鸡粪。我们三个男同胞倒还不在乎，拿出湿纸巾擦一下就背上了，而刘晓利感到受不了，到厕所去清洗了一番。
上了开往拉萨的车，我们又是最后四个。在车上遇到了那位早晨在虹桥机场看见的小伙子，通过交谈的知他也是去参加登山节活动的，名叫柯佳，是一个人来的。我邀请他加入白浪队，他欣然同意，我很高兴。
下午5点，我们到了拉萨，车就停在布达拉宫的边上。我给王翀打了电话，问恒盛宾馆离布达拉宫有多远，王说走5分钟就到，我们信以为真，结果走了20多分钟都未走到。向藏胞打听，说还要走很远才能到。得到这样的答复真想暴打胖子他们，而胖子也正好来电话，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幸灾乐祸的说是骗我们的，没想到我们真会相信。这两个混蛋真把我们给害苦了，因为有些人已经走不动了。还好最后他俩来接我们了，花了3元钱每人叫了一辆三轮车送我们到住地。
放下行李后立刻前往郎赛宾馆报到，登协在那设了一个接待处。将一切手续办妥后，领了登山证和一份纪念品，算是结束了当天的头等大事。天津的刘戎是晓利今年五月独龙江探险时认识的朋友，我邀他加入我们的队伍（刘戎是上海同济毕业的，与上海有着联系，加入我们的队伍也顺理成章）。他表示愿意，我们一行有了八个人。
从宾馆出来以后就开始了在大街上的闲逛。到处可以看到穿着冲锋衣和抓绒衣的人，全国各地的“驴”（旅）友差不多都到了拉萨。在一家川菜馆吃饭，由于朋友越聚越多，我们的餐桌也是越拼越大，最后老板娘只好从别的饭店去借桌椅。那场面也够壮观的，成了拉萨夜晚的一道风景。
晚上在宾馆洗了个澡，差点没冻死我。可能太晚了，宾馆已没有了热水。出来后我还冷得直打哆嗦，怎么忍都忍不住，高原的凉水真是寒冷。
9月27日天不亮就在胖子和王 翀的“高低音”的合奏中醒来，于是就等天亮。
上午去逛了木如寺和下密院，然后就住进了朗赛宾馆，下午和队员们去色拉寺看辩经。晚上看球赛，那场球咱中国队赢了。这一天主要是适应。
9月28日上午出发前在宾馆拍了一些合影，那些照片上我们的形象还比较好，以后的照片就无法给人看了。
在布达拉宫广场，西藏登协举行了盛大的壮行会，自治区的领导也来了不少。
下午到达大本营。在公路边，卡车将装在大客车上的行李和队员送到了河对岸的营地。藏队的教练和高山协作队员在营地夹道欢迎我们，让我们都感到有些受不了，太隆重了，我们担待不起。吴亮在拉萨已经感到不适，在大本营便出现了严重的高山反应，头痛欲裂，呕吐不止，连动都不想动，现在情况比在拉萨时更糟。最后不得已只能放弃与我们一同上山的计划，留在大本营休息一天，随后同第二组一起上。我给了他一些人参片，让他含服，因为这样可以减缓一些头痛的症状。我们都不忍心看他那痛苦的样子。
我们的帐篷是由藏队的教练和高山协作队员搭起来的。我们自己带帐篷是为了休息得更好一些，也更卫生一些。安顿好住宿之后，又忙着帮队员去借他们所租用的技术装备，接着又去领餐具。这些餐具我们后来又背到了C1，也算是做了一次登山旅行吧。胖子和王翀一直在用他们自己所带的军用水壶中的饭盒，这已成为了习惯。
晚上在大本营，刘晓利在与小龙的谈话中流露出想放弃登山的念头，甚至连ABC都不想上。她说她要好好考虑一下她今后的生活方式，登山显然不是她的选择。我拍拍她的肩膀对她说：“好好睡一觉吧，明天醒来时再做决定。”
半夜，我起来方便，在月光下望着远处的雪山，我有些为自己担心。因为到西藏已经 好几天了，队员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而我到现在还没有任何迹象，我怕这种反应来得慢，从而影响我和我的队员一同出发。想到这，我就将手伸进嘴里，用手指压迫咽喉，强迫自己呕吐，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自己进入状态，否则我就无法按计划上山。
29日清晨，当阳光将姜桑拉姆周围的雪峰染成金黄色时，白浪登山队的队员也一个个从帐篷里钻了出来。当时，刘晓利还在犹豫。我对她说：“我不劝你，爱山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我相信，早晨的阳光会将昨日的阴霾一扫而空的。而我也坚信我的队员除了吴亮因身体不适不能随我们一同前往外，其他的队员都早已拥有了凌云的壮志。
出发之前我给每个队员发了一块从美国带来的高山食品，另外还有大白兔奶糖和一些牛肉干，让他们以备危急之需，同时灌满水。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两个水壶，一个LAKEN水壶，一个PLATYPUS水袋。刘戎最省事，背了一个2L的PLATYPUS带吸管的水袋，这样他就可以一边走一边补充水分了。一切停当之后，正好看见潘多老师过来，于是赶紧和潘多老师合了影。可以说我爱上登山是因为潘多老师他们在1975年攀登珠峰成功后给我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潘多老师是我登山的偶像。
上山的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藏队的教练说4—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前进营地（ABC），但那是以他们的体力为标准的。他们中有许多人多次上过珠峰，有些还是攀登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主力队员，我们的体力又怎能与他们相比。
上山的途中要经过一个美丽的高山湖——拉错湖，蔚蓝的湖水映着白色的雪山，真的美极了。那是山上冰川融化的雪水汇聚而成的，而我更愿意相信那是上苍悲悯世间卑微的人们而落下的一滴泪。
沿着山脊线不断的向上走，即便边上是悬崖峭壁也不会感到恐惧。我们心里的念头只有一个，那就是早一点到达营地，然而那营地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
我们的高山靴和冰爪由藏队的高山协作队员先行背到了山上，这样我们的包虽然轻了很多，但心理负担却加重了。自己的装备本该由自己来背，怎能由他人代劳。藏队这回着实让我们“腐败”了一回。
上午9点多从大本营出发，下午1点多才到了换鞋的地方，这几个小时的路是怎么走上来的我都不敢去回想，这一路的艰辛又怎是一个“累”字了得。换好技术装备后，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冰雪路程，走在那到处是冰裂缝的冰塔林中，只是凭着自己对冰雪的一点经验去寻找上山的路。当时也真的不知道害怕，那个高度完全没有高山反应，大脑清晰得很。冰裂缝下有冰水流动的声音，我仔细地看了看那些冰裂缝，都是蓝色的冰。这样我心里有了底，因为蓝冰是最为坚固的冰，最怕的是碎石与冰的混合地形，走在那上面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快到ABC的时候遇到了雪崩，就在我的右前方不远处，巨大的冰雪层断裂声伴随着大量的雪雾升起，巨大的雪块沿着冰坡向下滚动。我连照相机都来不及举起，因此也就无法拍下那雪崩的场面。事后想想也真有些害怕。如果雪崩出现在我的正前方，那又会怎样呢？
下午五点，终于走出了冰塔林，上了一道较为平缓的雪坡，我们终于看见了设在海拔5300米的前进营地（ABC）。这一路我走了8个小时，感到体力严重透支。王翀和柯佳来接我，最后几步几乎是他们驾着我上去的。
我们在ABC的帐篷虽然是设在冰雪中，但白天灼热的阳光将表面的冰雪融化，使得我们三人只能在冰水浸泡的帐篷中渡过黄昏，希望夜晚的寒冷能使之结成冰，或许是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了太长的时间，是我最终得了高山肺水肿的原因之一吧。
在ABC还发生了一件让我让我尴尬的事。ABC的营地很平坦，建营固然是个好地方，然而对于“方便”问题，这却是个麻烦。到营地不久，我想去解决一下“内存”问题，于是走上了山坡，刚要开始，就听见小龙在那大叫：“古董，那可不是撒尿的地方，那是取雪烧水的地方。”就他这一叫，硬生生地将我的一泡尿给憋了回去。当时有很多女队员在外面，我又不敢放肆，只能硬憋着，那滋味，真是他妈的受罪。事后小龙告诉我，他先前也有同等“待遇”，因而很能体谅我，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我们都是这样的不方便，对女队员来说，就更难过了。由于地势平坦，找不到屏障，女队员要“方便”的话就要走的很远，那样才不至于被人看见。那里到处是冰裂缝，又在风口之中，去那地方，真是受罪，但又不能不去。
在ABC人已经变得很懒，什么也不想动，勉强去炊事帐篷吃了几口没有被泡开的方便面，然后坐在雪地上和队员聊天。我对背包小虫（刘戎）说：看来人不得不服老，你的心态保持得再良好，你的心理年龄再年轻，在这种环境下，你无法抗拒你的生理状况所告诉你你的真实年龄。而且，我还不得不相信医生的话，年初病愈后，医生曾建议我不要做太剧烈的活动，一年之内最好不要去登山，但我没听，现在看来，的确有些力不从心了。小虫说他也累得很，体能已大不如从前了。因为我们俩年龄一样，都快奔四十了，所以他也有同感。
由于和胖子住一个帐篷，三个人就显得特别的挤（还有一个是小龙），本来帐篷就小，还要加这么一个大胖子，真够受的。背包是没法放在帐篷里了，只能放在前门厅，而冰镐和冰爪只能扔在冰雪中了
第一天就走了这么长的路，大家都很累了，于是天一黑就躺在了帐篷中。夜晚，尼玛次仁教练不停地在营地的帐篷间走来走去，问上海白浪队的情况如何，我告知一切很好，没有问题。因为当时深圳队的队员中有队员患了脑水肿，正在高压氧舱中抢救。王翀和刘晓利都去帮忙，但他俩也实在帮不上什么忙，顶多去安慰一下深圳队的其他队员。藏队的教练怕我们有危险，因为脑水肿患者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尼玛次仁会不停地询问我们。这一夜，白浪队的七名队员都安然无事。而深圳队有四名队员被连夜送回了大本营，藏队有数名教练护送他们下山。深圳队的队长也陪同他的队员一起下山，因而错过了登顶的机会。今年5月在玉珠峰，他也因护送患脑水肿的队员下山而放弃了登顶，这一次又是这样，他有着太多的遗憾。而我却幸运多了，由于队员的身体状况良好，我们得以第二天继续上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