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登珠峰的经历——高铭和

1996年5月10日，珠穆朗玛峰上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山难，这是珠峰历来最大的一次暴风雪。在这场暴风雪中，各国登山队受困于海拔8000米以上的共有9人，最后只有一人生还。他就是“台湾珠峰远征队”的高铭和。在珠峰毫无遮蔽的冰壁上，高铭和度过了攸关生死、人生最漫长的一夜。获救时，他的手、脚和鼻子被严重冻伤，最后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切除。为了一日登珠峰的梦想，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黑夜出发

再过几十分钟就要向珠峰顶峰攀登了，我掀开帐篷，走到外面去，一阵刺骨的冰冷感觉马上传遍全身，温度真够低！不过酷寒对我有一个好处：头脑变得非常清晰。

我抬头望去，“啊”的一声不禁脱口而出，由南坳通往珠峰的冰坡上，有十几盏头灯所构成的光点正在缓缓蠕动，宛如一条大蜈蚣，在黑夜里蔚为壮观。原来新西兰队和美国队已经出发了。

这时，丹增开始帮我穿冰爪。在这种高度以及低温之下，夏尔巴人的动作还是比一般人灵活得多。

丹增又帮我在背包里放了一瓶新的氧气，明玛帮我把面罩戴上。一切打点妥当后，明玛便拿起无线电，用夏尔巴人话和下面营地交谈，我想是通知，我们要出发了吧。

当时已是午夜12点30分。因为是午夜，所以四周一片漆黑。幸好满天都是星星，天气非常好。就这样，我们一会儿拐向左边，一会儿又弯向右边，行行复行行。前面美国队和新西兰队员头灯所发出来的光芒，看起来非常遥远，至少离我们五百米以上，想要跟上他们，恐怕很不容易。

大概在清晨时分，明玛告诉我，该换氧气了。因为氧气是背在背后，我自己看不到，所以夏尔巴人常常会留意我的氧气还剩多少。

夏尔巴人把用完的氧气空瓶留在原地，等到回程的时候再带下山去。当我们上路走了没多久，看到一位美国队员坐在路边休息，我心想他是不是走不动了！我们三两步便越过了他。抬头往上看，只见头顶的斜坡冰壁上，全是一个个身着色彩鲜艳衣服的登山队员，不过有趣的是，他们的动作都是分解式的，好像电影中的慢动作镜头，我看到有点想笑。不过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何尝不是这副样子。

好不容易，我们爬到一处地势比较平坦的冰雪平台，看见已经有十几个人坐着休息，大部分都是夏尔巴人，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替美国队和新西兰队背氧气瓶，随时供登山队员替换。这时的高度大约是八千五百米。

登上世界之巅

公元1996年5月10日下午3点15分，我终于登上了全世界登山者所仰望的圣地——珠穆朗玛峰顶。

珠峰顶方圆不过3平方米，我四下打量，发觉这个让全世界登山者神魂颠倒的地方，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神奇，只不过是一个覆盖着白雪的石头而已。上面有十几面夏尔巴人留下用来祭拜天神的经幡，有金属杆子，还有一个相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东西了。

我想起了应该向大本营报告登顶成功的消息，便拿出无线电对讲机和大本营通话。话才讲到一半，对方就说：“知道了，我们早就知道你登顶了。”原来是走在我前面的明玛和尼玛在登顶时已经和他们联络过了。

我们在峰顶逗留前后不到十分钟，便匆匆下撤。我下峰顶的时候，美国队的史考特·费雪和另一名队友刚好要上来，他跟我说了一句：“恭喜，高！”

我也向他说了声：“谢谢，也恭喜你！”

我们循原路往下走。刚开始还算顺利，但一到希拉瑞台阶，麻烦又来了。这一次倒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挂在岩壁上那十几条绳子，在我下降时纠缠在我的身体上，我被困在绳阵中，每挣脱开一点点，都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风雪交加

在希拉里台阶上耽搁了不少时间，也耗费了不少体力。下到台阶下时，已风雪交加，我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在我前面的两名夏尔巴人速度很快，但我却不敢走快，因为下山的路线位于棱线上，只要稍有不慎，随时有可能被吹落到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冰壁下面。这时夏尔巴人已经不需要氧气了。但我却仍需背着笨重的氧气瓶，氧气面罩也挡着我不少视线，因为风雪一直刮着，让我的面罩和防风镜不断结冰、起雾，行动上也受到影响。

走了一段以后，尼玛便停下来等我，然后走在我后面。也许他想到若出人命的话，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吧。到了8500米那个平台时，天已经暗了，当时大约晚上六七点钟。我们稍事休息。尼玛身上还有一壶水，他倒了一杯给我喝。打从昨天晚上11点吃了一碗花豆以后，至今已过了二十多个小时，除了偶尔喝一点水外，连一粒米都未进。

休息以后，我们戴上头灯，继续赶路。两名夏尔巴人拼命在找路，因为上来的路此时已被风雪掩盖，东西方向难辨。我记得上来时，沿路都有些固定绳，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不见了。夏尔巴人告诉我，绳子已经拆掉。我心中纳闷，谁那么有闲工夫来收绳子。

就这样，明玛在前面找路，我则小心地跟在后面，偶尔会脚下打滑，后面的尼玛不断地叫我“小心”、“小心”。走了一两个小时后，路愈来愈难找，看两名夏尔巴人的举动也有点慌张。他们凑在—起，用夏尔巴人话叽哩咕噜地不知在谈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俩坐了下来休息，叫我也坐下来，但才一下子，他们又站起来，继续往下走。于是我也立刻站了起来，跟在后面拼命地追着。

我们在很陡的雪坡上找正确的路径，我非常渴望早点下到第四营，不然途中找个可避风雪的地方先躲一晚也行。

这时，两名夏尔巴人又都走在我的前头了，而且愈走愈快。起先，我以为他们是想先探路，再回过头来接我，便慢慢在后面跟着；可是越走坡度越陡，四周又是一片漆黑，我的头灯也不亮了，加上我对地形又不熟悉，所以就追不上他们。

“明玛！尼玛！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有点急了，而且觉得有点危险，便忍不住开口叫出。

可惜不知道是风声太大还是他们故作没听到，只看到仅有的一个灯光离我越来越远，最后，终于消失在黑暗中。

风雪非常大，光听声音身体就直发抖。我被强风吹得实在受不了，便就地坐在坡上。可是坐不到5分钟，我全身便不停地抖了起来。我向黑暗中看去，没有任何灯光出现。这时候我才猛然觉悟到：他们可能不回来了。

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的身体很冷，我的心更冷。

生死之间

我感呼吸有点困难，这才发现氧气已用完了。没办法只好拿掉背包，再将氧气面罩拿下来，因为没有氧气供应的氧气面罩，戴着比拿掉更难受。

气温很低，我想只有零下四十几摄氏度吧，我—直抖个不停。我忽然想到，赶快用无线电联络第四营，请他们想办法来救我。哪知从怀里掏出对讲机后，我才发现双手已冻得发麻，加上戴着多层手套，根本扭不开对讲机的开关，我直觉地把右手外层手套脱下，一股刺骨的寒风打在手背上，我赶紧套上手套，心中在想，就算扭开了开关，但电池在如此低温下，恐怕也起不了作用。

把对讲机塞回衣服去的时候，我发觉衣领的地方一片冰冷，原来落在上面的积雪已经凝结成冰，再一摸羽毛夹克上的拉链，也已经冻结起来，想拉开也很难。这时感到双手麻木，知道大概已经冻伤了，我猜双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用力睁大眼睛打量四周，想看有没有可避风雪的石壁冰洞，但好像都没有。我赶紧抓起冰斧想挖个雪坑躲进去，但冰斧才一碰到冰面就反弹回来，我知道自已挖不了一个雪洞。

这时，我的处境非常险恶，既没有吃的喝的，也没有帐篷睡袋，更惨的是，在8400米的冰坡上，已没有氧气可吸，只能靠山上稀薄的空气维生。要度过这个风狂雪暴的漫漫长夜，谈何容易？

不能睡觉

在一片漆黑中，除了冷，我似乎没有感到什么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只觉得全身软绵绵的有点想睡觉，我知道如果这个时候睡着了，一定会失温而死。可是我的睡意愈来愈浓，实在撑不下去。这时我就大声叫自己的名字，并警告自己：“高铭和，不要睡觉！”

我感到脸部有点冰冷，一摸，才晓得头上积雪已经结成了冰，眼睑上也是。我拚命用手抠掉这些冰块，可是我一边抠，它却一边结。到最后，连我的嘴巴和鼻子内外也全部都结满了冰。

我突然想到，何不把犀牛牌背包烧了，这样就可以生起火来取暖？一想到这里，我立刻动作。但手一碰到衣服，我才想起，打火机是放在第二层风衣的口袋里，而第一层羽毛夹克的拉链已结冰，要如何才能拿得到？我又试着从羽毛夹克的底部伸手进去找，问题是此时的手已经冻僵了。根本无法够得着放打火机的口袋。脸部愈来愈难受，羽毛夹克的头罩也无法盖住整个脸部，我就想拿背包来套在头部，哪知我一摸背包才发现里面也已积满了冰雪，风雪大得无孔不入！我无计可施，只好尽量侧着身体，减少脸部和风雪接触的面积。可是我人坐在斜坡上，侧着身总有点要向下滑动的感觉，所以不时又要把身体回转过来。我就这样在斜坡上翻来覆去，苦不堪言。

万念俱灰

我的心情愈来愈沮丧，自己知道大限已到，再也无法撑下去了。在我死之前，我惟一想做的就是写下遗嘱，可是我没带笔和纸，如何能写呢？天呀！我已经心甘情愿要死在珠峰上，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也做不成？我觉得自己很没有用。

想着想着，突然记起自己有一个小录音机，可以录下几句遗言，以便交代后事，便伸手去拿口袋中的录音机，这时才想到：录音机也是放在内层衣服口袋里，根本无法拿出来。再说，温度这么低，录音机大概录不了音了，想到这里，我的心完全碎了。

黎明来临

过了不知道多久，我模糊地看到东边有些微弱的红色光源，天呀！那是太阳快出来之前的晨曦，我心中顿时燃起一股生命的希望。

我知道只要太阳一出来，我也许就不会死了，便要求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撑下去，死撑活撑都要撑到天亮。就这样，我更努力地做着深呼吸，滚动身体，拍打大腿，完全不去想其他问题，一心只盼着太阳快出来。

终于，天空完全亮了，当时大概是早上七八点。我看看四周，发现我躺着的地方是一片巨大的冰坡，连大一点点的石头都没有，根本没有可遮蔽风雪的地方。雪坡和天空的颜色显得十分诡异，和正常的颜色完全不同，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产生了幻觉。这时，我发现在右后方不远处躺着一个人，原来美国队的史考特也在这里，他也在这里躺了一个晚上。我看到他仍在动。不多久，风雪似乎停了，阳光普照，身体也不再发抖。我心里觉得温暖，迷迷糊糊中，我昏了过去。

获救了

“马卡鲁先生！”

直到听到有人呼喊我的英文名字，我才醒了过来，并努力地想睁开眼，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一个氧气面罩罩在我脸部，我顺势一吸，一股清新的氧气顿时让我脑筋清醒过来，眼睛也马上睁开来，一看，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丹增，他的眼神里充满悲怜之情。

丹增连拖带拉地撑着我走了一两个小时，终于，在我们视野远处，出现了一些半圆形的黑点——是第四营的帐篷。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丹增也是。

一进帐篷，夏尔巴人马上帮我脱去冰爪、双重靴和手套。我感觉双手硬得像冰块一样，碰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会发出像玻璃杯相碰的声音。脱掉两层厚厚的袜子以后，我发现脚趾都已冰僵了。夏尔巴人都很热心，赶紧帮我把脚上的冰清掉，换上新袜子，又拼命帮我搓揉双脚，好让它们产生一点热量。这时我的头脑已逐渐清醒，马上要夏尔巴人烧热水泡手脚，并请他们拿下我挂在背包的温度计，把水温维持在摄氏四十一度左右。说真的，在海拔八千多米的高度烧水是件很困难的事，夏尔巴人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水烧开拿进来。

夏尔巴人又弄了一些热果汁，让我喝下，又拿来很多睡袋、衣服，把我团团裹住，让我身体保持暖和。这时夏尔巴人告诉我：昨天下午那场大风雪，不只把我—个人困在山上，其他队也有好几位队员至今行踪不明。我听了以后心中一震，只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夏尔巴人把—切事情料理停当以后，便离开了帐篷，让我一个人静静躺着。这时我的内心非常安详，想到自已被风雪折腾了一个漫漫长夜，竟然还能存活下来，真的是非常幸运又不可思议。我也没再多想，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后记：

高铭和获救后，被尼泊尔军方用直升飞机送往加德满都医院，后又转至美国阿拉斯加，最后在台湾台大医院做了截肢手术。他的十只手指、脚趾被全部切除，鼻子也被割掉，历经8次大手术，终于劫后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