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索拉和姐姐、哥哥以及刘志丹遗孀的故事

刘志丹的遗孀是个纯朴的陕北农村妇女，名叫同桂荣，自刘志丹牺牲后，她在*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照料下，一直带着女儿独自生活。新中国成立以后，她从东北到了北京，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她安排的小院里默默地打发着余生，而女儿则留在西安从事医务工作，同桂荣身边只有一个娘家侄子和一个保姆。

“文革”期间，这位历经坎坷的老人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的纠缠，其主要目标还是小说《刘志丹》与西北干部的联系。这位文化不高，但却深明大义的老人，在那些造反派们面前，不是严词驳斥，就是装聋作哑，搞得那些自以为是的造反派们拿她这个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给予过高度评价的革命烈士的遗孀，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陕北妇女毫无办法。

1969年的深秋，在“疏散”的大潮中，她告别了居住了十几年的北京，迁往陕西省的三原县。临行前，她见到了从内蒙古回京的刘米拉(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大女儿)和刘都都(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儿子)，他们是回来为即将去江西干校的妹妹索拉(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小女儿)和老阿姨送行的。同桂荣一再叮嘱米拉和都都，在送走索拉和老阿姨之后，一定要去陕西三原看她。

同年12月，在北京无家可归的米拉和都都，终于来到了三原，在城关的一座颇为整齐的院落里，见到了他们的大妈。

1970年12月，都都千完了农村一年的活儿后，又来到三原看望大妈，由于当时已有知识青年再分配的传闻，所以同桂荣向都都提到想把他们姐弟两个转到三原来，都都没有表态，只说是要回去和米拉商量一下。其实，都都很留恋内蒙古的北国风光，也已习惯于那里的集体生活，他实在想像不出，将来在这个破旧而保守的小县城里，远离集体，远离高高的蓝天、辽阔的草草原以及那漫天的冰雪，他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滋味。所以，他对大妈的提议表现得并不积极。

就在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春，对于知识青年的大规模的再分配开始了。眼看着身边的知青一个个地走掉，米拉再也坐不住了，她在说服了都都之后，一个人来到三原，在大妈和表姐刘力真的帮助下，她办好了两个人调到三原、并给子安排工作的手续，于1971年夏返回内蒙古，稍事整理后，拿着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知青安置办公室开出的介绍信，于1971年9月正式从内蒙古转到陕西三原，就在米拉和都都转到三原不久，大妈一家在周恩来的关照下，被陕西省革命委员会转到西安去了，三原的那个小院里，只留下了米拉和都都。当时都都已经在体温计厂上班，而米拉还没有得到安置。大妈临走前，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是能把你们一起带到西安去多好，但是……唉!”

就是这样，他们已经非常感激大妈了，要是没有她老人家，他们只能坐在内蒙古农村的土炕上，眼巴巴地看着同来的伙伴们一个个地走掉，直到只剩下他们这两个无处敢要的人。而且，在当时那险恶的环境中，他们还能奢望些什么呢？

第三年，也就是1973年春，在大妈的关心下，米拉被招工到位于西安的陕西省重型机械厂，并且干上了会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