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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的决策 伟大的胜利

来源:互联网  宽屏版  评论
2009-11-08 01:25:27

1988年4月21日,是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40年前的今天,革命圣地延安在被蒋胡军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这一年,是最艰苦、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我西北野战军运用“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以少胜多,创造奇迹的一年。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用血与火写成的战争史诗,将载入中国革命史册,永放光辉。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辛岁月,就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那些驰骋疆场,无私奉献,长眠在陕北大地的英勇将士,怀念边区勤劳勇敢,信念坚定,忘我支援战争的英雄人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军遵照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经过8个月的战斗,共歼敌66个旅计7l万人。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计划遭到破产后,又集中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攻”。1947年2月中旬,蒋介石先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到南京,又于2月28日偕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策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共25万余人,由胡宗南集团从南线进攻,青(海)宁(夏)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及邓宝珊集团分别从西线、北线策应,并调集全国五分之三的空军进行配合,妄图一举占领延安,压迫我党中央和-总部到黄河以东,以便掩饰其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尔后再抽出胡宗南集团这支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加强华北或其他战场的进攻。

当时,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6个野战旅共2.6万余人和3个地方旅,而且装备极差,面对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把敌人拖在陕北,消灭在陕北,支援其他战场我军作战。

西北野战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同强敌“蘑菇”周旋,艰苦奋战,一年间,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个战役,共歼敌10余万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长、师长7人,少将旅(师)长、参谋长等25人。而我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1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近8万人。

在1947年3月13日至1947年8月12日的内线防御阶段,由于敌我力量异常悬殊,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尔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

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延安进攻,我军节节抵抗,经7天激战,予敌以5000余人的杀伤,胜利完成了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晨主动撤出战斗。此后,针对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状态,以独立第一旅一部,诱敌北进安塞,而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全歼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和一六七旅,毙俘敌1.43万余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麦宗禹和李昆岗,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紧接着挥师西进,大战陇东,北进三边,狠揍宁马,再歼青、宁马家军2400余人,生擒敌少将副旅长陈应权、上校团长马奠邦,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定边、安边、盐池等地。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三军(刘邓①、陈谢②、陈粟③)配合,两翼(陕北、胶东)牵制”的战略部署,西野主力于7月30日挥师榆林,以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迅速渡河,南进豫西。虽两次攻城未克,但却歼守敌邓宝珊部5200余人,达到了诱敌董钊、刘戡、钟松率10个旅北上榆林的目的。5个月的防御作战,共歼敌3个旅部、11个团,毙伤敌2.5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势,打开了胜利局面,为以后转入内线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7年8月,我军转入内线反攻阶段。这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继续牵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逐渐歼灭其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扩大与巩固解放区,为收复延安,转入外线进攻创造条件。

榆林战役后,南北我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南北约40里,东西约50里的狭小地区。胡宗南误认为我正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企图以7个旅南北夹击,结束陕北之战。这时,我们抓住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孤军突出的有利战机,以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警备第四、第六团,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持抗击刘戡所部西援;以第一、第二纵队迅速包围并攻击沙家店之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以教导旅、新四旅对西援进至常高山之敌一二三旅发动猛攻。经10个多小时激战,即于8月20日傍晚,全歼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取得歼敌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成为我军进入反攻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沙家店战役结束之第三天,我陈谢兵团即在晋南突破敌300多里的黄河防线,逼近潼关。胡宗南慌忙令绥德以北8个旅南撤,保卫其西安老巢。西北我军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兵团创建豫西根据地,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给南撤之敌以4000余人的杀伤,迫敌不得不将主力暂留延安、富县地区整补。趁此机会,我以二纵和四纵(9月25日由警备第一、第三旅和骑六师编成)南进黄龙山区,发起黄龙战役,先后攻克白水、石堡(今黄龙县)、韩城、宜川等县城,毙、俘敌宜川中将指挥官许用修以下3300余人。留在内线的一、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发起了延(延川、延长)清(涧)战役。迅速收复延川、延长县城后,于10月11日晨,攻克清涧县城,敌整编七十六师被歼,中将师长廖昂被活捉。此后,我西野领导为了巩固后方,保障党中央安全,于10月底,率部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敌城防坚固,我军缺少重火器,加之准备不足,马鸿逵倾巢迅速增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歼敌6800余人后撤出战斗,转入新式整军。

1948年2月至4月21日,是外线进攻阶段。我军的作战方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继向该线以南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拖住胡宗南集团并调回他支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针对胡宗南集团确保延安、洛川、宜川,阻我军南进和防御态势,西野指挥部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认为把突出方向选择在宜川更有利于围城打援,在运动中全歼守敌与援敌。2月12日至16日,野战军以5个纵队共8万余人,分别从保安(今志丹县)、绥德、米脂和晋南曲沃地区向宜川开进;24日至27日,二、六纵队完成对宜川的包围,并将敌压缩于城内。这时,胡宗南急令刘戡率2个整编师共4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28日进入瓦子街至任家湾的一个狭长小川道内。我军从公路两侧高地对援敌拦头截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3月1日上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全体官兵,斗志昂扬、顶风冒雪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5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随即挥师东进,迅速攻克宜川。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歼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共5个旅2.9万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11名,同时调回了胡宗南布防在豫西战场的5个整编师,策应了中原我军作战。

宜瓦战役大获全胜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于3月5日分三路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经一个多月作战,连克富县、中部(黄陵)、宜君、白水、澄城、合阳等县城,进逼蒲城,围困洛川。4月6日,正当我军向西府挺进,决心夺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宝鸡的时候,延安守敌整编十七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逃。被敌人侵占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21日宣告光复。至此,洛川以北的陕甘宁边区全无敌踪。

在艰难困苦的转战期间,西野广大指战员怀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意志,万众一心,团结奋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许多团营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4名团以上干部和1.1万名营以下干部、战士牺牲在这块土地上,而负伤者达3.6万多人次。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卓著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转战陕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同志英明指挥和领导的结果。在蒋胡军重兵压境,狂横不可一世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留在陕北,胸有成竹,运筹帷幄,指挥陕北和全国解放区的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党中央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敌人眼皮下转战了12个县,宿营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2100华里。在这371个艰难严峻、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胸怀大局,临危不惧,和边区军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历经风险,饱经艰辛,一次次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种胆略和气魄,完全基于对陕甘宁边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了解和无限信赖,基于对客观形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透彻分析。撤出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的驻地就遭敌机扫射,汽车座位被打坏。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角度考虑,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他还说:“哪里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是对人民群众何等真挚的感情。又是何等的信赖!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处处支援和保护下,尽管敌人在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下有重兵搜索,还有美国最新式的电台测向仪昼夜监测,却始终找不到党中央机关的踪迹。有时候彼此仅隔一道小山梁,一条小山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稳如泰山,在小小的窑洞里指挥着举世瞩目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坚持留在陕北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心系人民。在转战期间,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他们总是惦记着群众。党中央在王家湾时,数万敌人扑去。当时彭总和我正率西野主力远在陇东作战,急得坐卧不安,电令三边、绥德分区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顶住敌人。事后才知,敌人已进到距王家湾四五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还镇定自若地询问、指挥群众坚壁、转移,直到群众到达安全地带,才和警卫部队转移。沙家店战役前夕,党中央转移到佳县附近,前是滔滔黄河,后有l0万追兵,情况很危急。我们立即命令三纵侧击刘戡,掩护党中央,并劝毛泽东同志暂过黄河。刘少奇、朱老总等也来电坦诚相劝。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大家的心意我完全理解,可是我们-党人不能失信于民呀!”“现在是历史转折的关头,党中央要为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一仗打得好,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他毅然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由东折向西北前进,到达梁家岔后,亲自用有线电话指挥了沙家店战役。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始终坚持把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帅旗举在陕北,在-上有其重大的意义。它给全党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对敌人也是当头一棒,彻底打碎了他们企图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总部出西北的妄想。

转战陕北的胜利,还在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陕北战场制定了一条符合实际、克敌制胜的正确作战方针。正像彭总在一次会议上讲的:“这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的胜利;是毛主席‘蘑菇战术’的胜利。”早在蒋介石、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时,毛泽东同志就思考着是坚守延安还是主动放弃延安?以及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重大战略问题。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召集彭总、王震和我,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我军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分析了敌人的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便于我军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并且研究了兵力的具体部署和在青化砭地区打伏击战的意图。4月15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向西北野战军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要求我们继续过去诱敌“游行”的老办法,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还要求我们向全体指战员说明,“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以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作战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敌人尽管骄横一时,侵占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被我军用“蘑菇”战术磨得精疲力竭,断粮绝食,终于丧失大量有生力量而陷于绝境。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员10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甘宁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

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后,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立即动员和组织各级党委、政府和160多万群众迅速进入战争状态,一切工作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那时候,所有党、政、企业、学校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处处都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战的繁忙景象。

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2万余人的游击队和10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13个月就同敌作战128次,歼敌731人,缴获各种武器590支(件),击毁汽车2辆,破敌电线20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地后1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270人,缴获面粉991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1947年4月至6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520人,逮捕保长18人,完全摧毁了敌人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7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15日内行程不足100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4个整编旅,歼敌4100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218.2万人次,支援牲畜147.8万头次,做军鞋92.9万双,筹送粮食120余万石,柴草1亿2千多万斤,动员了4.2万名青年参了军。

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1947年10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5升麦种、3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给毛主席。

边区160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后,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9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岗像放羊似地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的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本文是习仲勋1988年4月为纪念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所写的文章。

注:

①“刘邓”,指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时任-委员的邓小平。

②“陈谢”,指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司令员的陈赓、时任-委员的谢富治。

③“陈粟”,指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委员的陈毅、时任副司令员的粟裕。

习仲勋

 
1988年4月21日,是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40年前的今天,革命圣地延安在被蒋胡军占领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这一年,是最艰苦、最严峻、最困难的一年,也是我西北野战军运用“蘑菇”战术,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以少胜多,创造奇迹的一年。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指挥下,用血与火写成的战争史诗,将载入中国革命史册,永放光辉。 每当我回忆起这段艰辛岁月,就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念那些驰骋疆场,无私奉献,长眠在陕北大地的英勇将士,怀念边区勤劳勇敢,信念坚定,忘我支援战争的英雄人民。 一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我军遵照党中央关于“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经过8个月的战斗,共歼敌66个旅计7l万人。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计划遭到破产后,又集中兵力,向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所谓“重点进攻攻”。1947年2月中旬,蒋介石先把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到南京,又于2月28日偕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策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共25万余人,由胡宗南集团从南线进攻,青(海)宁(夏)二马(马步芳、马鸿逵)及邓宝珊集团分别从西线、北线策应,并调集全国五分之三的空军进行配合,妄图一举占领延安,压迫我党中央和-总部到黄河以东,以便掩饰其全面进攻的失败,提高日益衰颓的士气,尔后再抽出胡宗南集团这支最大的战略预备队,加强华北或其他战场的进攻。 当时,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6个野战旅共2.6万余人和3个地方旅,而且装备极差,面对兵力、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决定,暂时放弃延安,运用“蘑菇”战术,把敌人拖在陕北,消灭在陕北,支援其他战场我军作战。 西北野战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同强敌“蘑菇”周旋,艰苦奋战,一年间,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个战役,共歼敌10余万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长、师长7人,少将旅(师)长、参谋长等25人。而我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壮大到11万余人,其中野战军近8万人。 在1947年3月13日至1947年8月12日的内线防御阶段,由于敌我力量异常悬殊,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尔后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运动中予以各个歼灭,以逐渐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求得战略形势的根本改变。 3月13日,胡宗南以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由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向延安进攻,我军节节抵抗,经7天激战,予敌以5000余人的杀伤,胜利完成了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晨主动撤出战斗。此后,针对敌人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状态,以独立第一旅一部,诱敌北进安塞,而主力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三战三捷,全歼敌三十一旅、一三五旅和一六七旅,毙俘敌1.43万余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麦宗禹和李昆岗,大大鼓舞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5月14日,在真武洞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紧接着挥师西进,大战陇东,北进三边,狠揍宁马,再歼青、宁马家军2400余人,生擒敌少将副旅长陈应权、上校团长马奠邦,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定边、安边、盐池等地。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三军(刘邓①、陈谢②、陈粟③)配合,两翼(陕北、胶东)牵制”的战略部署,西野主力于7月30日挥师榆林,以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谢兵团迅速渡河,南进豫西。虽两次攻城未克,但却歼守敌邓宝珊部5200余人,达到了诱敌董钊、刘戡、钟松率10个旅北上榆林的目的。5个月的防御作战,共歼敌3个旅部、11个团,毙伤敌2.5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势,打开了胜利局面,为以后转入内线反攻,奠定了基础。 1947年8月,我军转入内线反攻阶段。这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继续牵制胡宗南集团于西北战场,逐渐歼灭其有生力量,收复失地,扩大与巩固解放区,为收复延安,转入外线进攻创造条件。 榆林战役后,南北我军和党中央机关到达无定河以东,黄河以西,南北约40里,东西约50里的狭小地区。胡宗南误认为我正东渡黄河的后方机关是我军主力,企图以7个旅南北夹击,结束陕北之战。这时,我们抓住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骄狂至甚,孤军突出的有利战机,以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警备第四、第六团,在乌龙铺以南地区,坚持抗击刘戡所部西援;以第一、第二纵队迅速包围并攻击沙家店之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一六五旅;以教导旅、新四旅对西援进至常高山之敌一二三旅发动猛攻。经10个多小时激战,即于8月20日傍晚,全歼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取得歼敌6000余人的重大胜利,成为我军进入反攻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沙家店战役结束之第三天,我陈谢兵团即在晋南突破敌300多里的黄河防线,逼近潼关。胡宗南慌忙令绥德以北8个旅南撤,保卫其西安老巢。西北我军为继续牵制胡军主力,策应陈谢兵团创建豫西根据地,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给南撤之敌以4000余人的杀伤,迫敌不得不将主力暂留延安、富县地区整补。趁此机会,我以二纵和四纵(9月25日由警备第一、第三旅和骑六师编成)南进黄龙山区,发起黄龙战役,先后攻克白水、石堡(今黄龙县)、韩城、宜川等县城,毙、俘敌宜川中将指挥官许用修以下3300余人。留在内线的一、三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发起了延(延川、延长)清(涧)战役。迅速收复延川、延长县城后,于10月11日晨,攻克清涧县城,敌整编七十六师被歼,中将师长廖昂被活捉。此后,我西野领导为了巩固后方,保障党中央安全,于10月底,率部二次攻打榆林。由于敌城防坚固,我军缺少重火器,加之准备不足,马鸿逵倾巢迅速增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在歼敌6800余人后撤出战斗,转入新式整军。 1948年2月至4月21日,是外线进攻阶段。我军的作战方案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向延安、宜川线出击,得手后继向该线以南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拖住胡宗南集团并调回他支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针对胡宗南集团确保延安、洛川、宜川,阻我军南进和防御态势,西野指挥部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认为把突出方向选择在宜川更有利于围城打援,在运动中全歼守敌与援敌。2月12日至16日,野战军以5个纵队共8万余人,分别从保安(今志丹县)、绥德、米脂和晋南曲沃地区向宜川开进;24日至27日,二、六纵队完成对宜川的包围,并将敌压缩于城内。这时,胡宗南急令刘戡率2个整编师共4个旅的兵力,沿洛(川)宜(川)公路轻装驰援,28日进入瓦子街至任家湾的一个狭长小川道内。我军从公路两侧高地对援敌拦头截尾,形成铁桶包围之势。3月1日上午,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全体官兵,斗志昂扬、顶风冒雪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5时,将敌全歼,无一漏网,随即挥师东进,迅速攻克宜川。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歼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共5个旅2.9万余人,毙、俘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中将旅长张汉初等将级军官11名,同时调回了胡宗南布防在豫西战场的5个整编师,策应了中原我军作战。 宜瓦战役大获全胜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于3月5日分三路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经一个多月作战,连克富县、中部(黄陵)、宜君、白水、澄城、合阳等县城,进逼蒲城,围困洛川。4月6日,正当我军向西府挺进,决心夺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宝鸡的时候,延安守敌整编十七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逃。被敌人侵占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21日宣告光复。至此,洛川以北的陕甘宁边区全无敌踪。 在艰难困苦的转战期间,西野广大指战员怀着“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意志,万众一心,团结奋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许多团营干部始终冲杀在第一线,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4名团以上干部和1.1万名营以下干部、战士牺牲在这块土地上,而负伤者达3.6万多人次。他们的革命精神和卓著的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二 转战陕北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同志英明指挥和领导的结果。在蒋胡军重兵压境,狂横不可一世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留在陕北,胸有成竹,运筹帷幄,指挥陕北和全国解放区的军民,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胆略。 党中央从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敌人眼皮下转战了12个县,宿营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2100华里。在这371个艰难严峻、险象环生的日日夜夜里,中央领导同志胸怀大局,临危不惧,和边区军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历经风险,饱经艰辛,一次次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种胆略和气魄,完全基于对陕甘宁边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基于对人民群众的深切了解和无限信赖,基于对客观形势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透彻分析。撤出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的驻地就遭敌机扫射,汽车座位被打坏。有的领导同志从安全角度考虑,主张党中央东渡黄河,暂住山西。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长征后,我党像小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他还说:“哪里群众拥护我们,哪里就最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是对人民群众何等真挚的感情。又是何等的信赖!也正是在人民群众的处处支援和保护下,尽管敌人在天上有飞机侦察,地下有重兵搜索,还有美国最新式的电台测向仪昼夜监测,却始终找不到党中央机关的踪迹。有时候彼此仅隔一道小山梁,一条小山沟,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仍稳如泰山,在小小的窑洞里指挥着举世瞩目的人民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坚持留在陕北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心系人民。在转战期间,遇到危险和困难时,他们总是惦记着群众。党中央在王家湾时,数万敌人扑去。当时彭总和我正率西野主力远在陇东作战,急得坐卧不安,电令三边、绥德分区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顶住敌人。事后才知,敌人已进到距王家湾四五里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还镇定自若地询问、指挥群众坚壁、转移,直到群众到达安全地带,才和警卫部队转移。沙家店战役前夕,党中央转移到佳县附近,前是滔滔黄河,后有l0万追兵,情况很危急。我们立即命令三纵侧击刘戡,掩护党中央,并劝毛泽东同志暂过黄河。刘少奇、朱老总等也来电坦诚相劝。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大家的心意我完全理解,可是我们-党人不能失信于民呀!”“现在是历史转折的关头,党中央要为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一仗打得好,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就向西走,准备进沙漠。”他毅然同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纵队,由东折向西北前进,到达梁家岔后,亲自用有线电话指挥了沙家店战役。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为重,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始终坚持把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帅旗举在陕北,在-上有其重大的意义。它给全党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同时对敌人也是当头一棒,彻底打碎了他们企图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总部出西北的妄想。 转战陕北的胜利,还在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为陕北战场制定了一条符合实际、克敌制胜的正确作战方针。正像彭总在一次会议上讲的:“这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的胜利;是毛主席‘蘑菇战术’的胜利。”早在蒋介石、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时,毛泽东同志就思考着是坚守延安还是主动放弃延安?以及如何对付敌人进攻的重大战略问题。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召集彭总、王震和我,一起研究了撤离延安后我军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分析了敌人的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和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复杂,回旋余地大,便于我军机动作战的有利条件,胸有成竹地提出了诱敌深入,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牵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并且研究了兵力的具体部署和在青化砭地区打伏击战的意图。4月15日,毛泽东同志正式向西北野战军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要求我们继续过去诱敌“游行”的老办法,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还要求我们向全体指战员说明,“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是最后战胜敌人的必经之路”。以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作战方针是完全英明正确的。敌人尽管骄横一时,侵占了我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被我军用“蘑菇”战术磨得精疲力竭,断粮绝食,终于丧失大量有生力量而陷于绝境。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员10万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甘宁边区,落了个“人地皆失”的悲惨结局。 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怀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三 “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转战陕北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开始后,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立即动员和组织各级党委、政府和160多万群众迅速进入战争状态,一切工作服从战争,男女老少都为战争服务。那时候,所有党、政、企业、学校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就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处处都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战的繁忙景象。 蒋胡军进攻延安前后,全边区共组织了2万余人的游击队和10多万民兵,活跃在整个陕北的沟沟岔岔,山山峁峁,断敌交通,打敌据点,伏击车队,缉查敌特,配合主力作战,搞得敌人昼夜不宁。仅延安游击队13个月就同敌作战128次,歼敌731人,缴获各种武器590支(件),击毁汽车2辆,破敌电线20多公里,以至拔除了敌长官部设在枣园的特务机关。南泥湾垦区游击队,在敌人攻占该地后1个多月,就在延(安)宜(川)公路两侧七战七捷,毙、俘胡军270人,缴获面粉991袋,临真区政府很快恢复了工作。延川游击队在1947年4月至6月,共捕捉敌侦探和逃兵520人,逮捕保长18人,完全摧毁了敌人刚刚搞起的保甲统治。沙家店大捷后,敌7个旅南逃,沿途民兵和游击队设置路障,连续出击,使敌15日内行程不足100公里,我追击部队迂回敌前,击溃4个整编旅,歼敌4100余人。在敌后游击战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集体和功臣模范,许多同志光荣献身,他们被边区人民永远敬仰。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边区的男女老少,都紧急动员起来,勇敢地参加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做鞋洗衣、带路送信、救护伤员、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据1947年3月至1948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边区参加抬担架、当向导、后勤运输、看押俘虏、修筑工事的民兵民工达218.2万人次,支援牲畜147.8万头次,做军鞋92.9万双,筹送粮食120余万石,柴草1亿2千多万斤,动员了4.2万名青年参了军。 广大群众宁肯吃糠咽菜,也要把仅有一点粮食送给自己的军队。1947年10月间,我在绥德、米脂、清涧一带,亲眼看到许多乡亲把还未完全成熟的高粱、豇豆采收回来,连夜炒干交给部队。清涧县东区直川山,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主席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难受得热泪直流,把坚壁在后山的5升麦种、3升豌豆种取回,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给毛主席。 边区160万群众都是人民军队的耳目,自动探听敌情,传递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了如指掌;而对敌人却严密封锁消息,守口如瓶,使敌人像瞎子一样乱撞乱窜,不是跳进我伏击圈,就是被我小部队牵上到处“游行”。羊马河全歼敌一三五旅后,为了攻打蟠龙,我三五九旅诱敌北进绥德。董钊、刘戡率领的9个半旅排成纵横几十里的方阵,从我军隐蔽集结的地区通过。当时西野指挥机关就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敌人在山岗像放羊似地搜索前进了三四个小时,却丝毫没有察觉。 人心的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有全边区的人民竭诚至亲的拥护我军,无私无畏地支援我军,必然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遭到灭亡。 *本文是习仲勋1988年4月为纪念转战陕北胜利40周年所写的文章。 注: ①“刘邓”,指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的刘伯承、时任-委员的邓小平。 ②“陈谢”,指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司令员的陈赓、时任-委员的谢富治。 ③“陈粟”,指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委员的陈毅、时任副司令员的粟裕。 习仲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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