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检察院三位老干部我们曾审判日本战犯(图)
三位曾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老人侃侃而谈。从左至右依次为王志杰、白明路、魏兆雨（申重重 摄）
那一年多时间，他们的工作对外严格保密，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亲人。
那时候，他们还不到25岁，面对的却是日军中尉以上的战俘。
在西安市检察院，有三位年过七旬的退休老干部曾亲历过这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三人被秘密派往北京学习
当接到领导通知的时候，白明路没有想到，他会在对日战俘的前期审讯工作中担任书记员重任。
“那是1954年元旦前后，领导让我们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去。”白老当时21岁，在西安市检察院工作。和他同去的还有检察院的魏兆雨，当年也才23岁。到达北京后，他们又遇见了同样从西安调去的王志杰。王志杰和魏兆雨同岁，后来也到西安市检察院工作。
当时参加对日战犯前期审讯的一共有近400人，到达北京后，全部住在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居民区里，接受40多天的培训。“主要是学习国际法、波茨坦公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后来中国人民*总参谋部日本科还向我们介绍了抗日战争在押战犯的情况。”白老说，“还有一项工作是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战争结束没多长时间，有些人或多或少‘惧日日’或者‘恨日’。用什么法律来审判他们，许多人心里没底。”
“当时要求对外绝对保密，住所附近的居民问我们来北京做什么，都只能说是来工作。对外都出示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的工作证。”王志杰老人说。
刚开始审讯时战犯拒不开口
在北京的培训结束后，他们三人前往抚顺中央直属监狱，对关押在那里的日军战俘进行前期审讯。
“刚开始的时候，战犯态度都比较横，拒不开口。”白老说，战犯认为，中国人没有资格审判他们。当时关押在监狱里的日军战俘都是中尉以上级别，而“我们都是些年轻人”。他参与审讯的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前三天都没有开口说话。
“当时很多战犯都剃了光头，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才知道，他们以为会直接被-。”魏老说。
白老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战犯，一个在拉煤车过河时从车上跳到河里，-身亡；另一个将头浸入尿盆里想-，被及时发现救了过来。
从战犯手中缴获-比赛照片
当时，白明路和魏兆雨参与审讯的是战俘中的警察、宪兵和特务，而王志杰则被分到“外调组”，“到东三省、山西、河北等地调查。主要是针对战犯初步交代的罪行，以及被他人揭发的罪行，到各地收集证据，主要是人证。”王志杰老人说，“比如一个战俘交代他在哪里杀了人，就到这个地方去查证杀的是谁。”
“还有一种证据是日军自己拍的照片。那些-比赛的照片都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白老说。
除此之外，审讯人员还从人格方面感化战俘。“我们会问战俘‘会不会说中文，想用日语回答还是用中文回答’。”在审讯后期，对于表现好的战俘，允许他们写信回家，让家人前来探亲。
一段时间以后，战俘陆续开始交代所犯的罪行。“当得知自己还有可能回家的时候，战俘们的精神就放松了很多，他们还自编自演了节目。”王老说。
1955年3月左右，魏兆雨和白明路完成工作回到西安市检察院。而王志杰老人又赶到太原协助太原工作团调查取证，后来还在太原特别军事法庭目睹了对8名战犯的审判。
“当时他们全部认罪。”王志杰说。
卫晓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