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种不同的洋务运动(图)
图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纺织工厂图
在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都大力地推进了工业化政策，“明治维新”政权和“同治中兴”政权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集中在军事工业、海运业和棉纺织业三个部门。同时也有着相异点。
一
清朝在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事工业有李鸿章等人于1865年设立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于1866年设立的福建船政局、1867年由上海迁往南京的李鸿章的金陵机器局和崇厚的天津机器局等。它们都是从事于船舶、枪炮和弹药的制造。这一系列的活动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其本质是镇压人民，因而必然要始终由当权者亲手来推进。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是从扩大和增设从幕府和各藩手中接收过来的造船厂和兵工厂开始的。这些部门在日本也始终由政府亲自掌握。1880年向民间抛售官营工厂提上日程时，军事工厂和造币局仍列为“不可放任人民营业”的项目。所以这一部门在日本当时仍需要政府亲自掌握，未能发展为民营企业。
中国的“官督商办”一词，源于“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1872年李鸿章在设立招商局时也说：“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由此看来，这一意图从初期就已经存在。并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是一贯所采取的政策。1842年的南京条约使中国事实上放弃了对沿海运输的垄断；1858年的天津条约使外国进一步夺取了至汉口的长江航行权；1860年的北京条约终于被迫把长江向外国船只全面开放。其结果是各开放港口之间的水运量剧增，随之海运也成为极其有利可图的事业，据说上海至汉口之间的运费每吨可获40余两的利润。所以当时很多人都向垄断中国沿海航线的外国企业投资，在旗昌和怡和等外国轮船公司的资本中，旗昌100万两的资金中的1/3和怡和137万两资金中的45万两均为中国商人(主要是买办)的投资。面对这样的事态，李鸿章说：“若由官府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由此可知设立招商局的目的是进入这种有利可图的事业和回收华商资本。由于华商的支持，各公司的船舶拥有量是：怡和为13只、1257吨，太古为5只、8361吨，招商局为33只、23967吨。招商局确立了优势。那种民间资本希望活动的要求遭到遏制，结果中国在整个19世纪未能存在一个民间轮船公司，并最后连招商局本身的事业发展也受到阻止。
为对抗当时正控制沿海航线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日本政府决定扶植三菱。三菱最初是在1870年从土佐藩租借了三只轮船，组成九十九商会。第二年，随着废藩而收买了藩的轮船，成立了三菱商会。1875年9月开始全面扶植三菱。当时把委托给三菱使用的13只官船无偿地交给三菱，接着又无偿地将旧邮政轮船公司所拥有的24只船交给三菱。“第1号命令书”还答应每年给三菱25万日元的补助金。另外还用81万美元收买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在上海航线上航行的船只和陆上设备，租借给三菱使用。三菱因此而在当时日本轮船总数149只、42304吨位中占有45只、31000吨位。
可以看出，中日共同的因素是外国船只在初期的沿海航线上占优势，因而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公司与其对抗；但在以下两点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即第一，中国的政策是与外国公司妥协，而且企图与其共同维持对沿海航线的垄断；与此相反，日本一面扶植拥有特权的公司，同时企图把外国船舶公司赶出沿海航线。第二，中国始终维持半官半民公司的垄断，终于未能产生民营企业，而日本则产生了民营企业。
二
中国的生产力在明清两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封建统治者希望维持这种小农经济来维护封建制。如江苏省南部的松江府(上海附近)，当时的生产力在中国是最高的。它盛产棉花，是棉纺织业的中心。但同时也是中国租税最重的地区。而且这种重租税随着棉纺业的发展而增大，据明末的徐光启说，纳税额为宋代的10倍。
中国的社会经历了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被迫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开放。棉制品的进口税在鸦片战争之前曾由13%达到32%。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下降到6%一7%，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下降到5%。从此中国经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经济，中国变为国际商品市场。
机器纺纱的效率约为手工纺纱的80倍，而且能纺细纱，所以中国的手纺业根本抵挡不住机纺业。如果以1872年的棉纱进口量为100,1890年则为2164，几乎增加了21倍。而进口棉布如以1872年为100,1889年则为166.2，增加还不到一倍。这些数字同时也表明了中国的手纺业迅速遭到破坏的状况。以前的手纱工人和新老织布工人都变成了外国棉纱的购买者。
在上述的前提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厂。这就是1878年筹划、1890年开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这家工厂是由民间资本发起的，但请求李鸿章委派一名官员来同事共同经营。其理由是“不有官委经理，则尽责无权，尽力无保障”。可见当时资本虽有一定的成长，但其存亡仍为封建统治者的动向所左右。所以李鸿章也注意到这一有利可图的事业，获得皇帝的批准，答应“保证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涉”，派遣当时李鸿章的心腹、买办出身的郑观应担当了这一任务，使得这个工厂官私难分，进一步破坏了民间资本的自主性。
总之，李鸿章在棉纺织业中推行的“官督商办”是针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民间资本的工厂的，他给予特定工厂垄断权，以限制其他资本的活动。但向特定工厂投资的民间资本也不能自由活动，阻止了民营企业的建立。
1874年，日本政府在内务省内新设了“劝业寮”，特别对棉纺织业给予奖励。在1877年至1882年间建立了官营示范工厂，并利用纺织机器款分年偿付和垫付的办法建立了一些民间的纺织工厂。这种在政府的保护下设立的机器纺织工厂，其经营者大多是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
日本的扶持与清朝的“官督商办”还有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不是政府官僚自己建立的，尽管其经营受到优厚的保护，但始终是当作“民间企业”来扶植的。
三
中日两国振兴产业政策最明显的不同点是，日本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民营企业，而中国民营企业的产生和成长受到了阻碍。由于日本从明治十四年前后开始的抛售官有工厂而带来的官、民资本分离，两国经济发展出现差异。
财政困难与官办企业效率低下，是日本抛售官营工厂政策的起因。但财政困难在清朝更为严重，而且了解民营企业效率高的人在清朝也并不少。二者的根本的差异应当归之于推进主体的问题。太平天国革命显示了其反封建、反殖民地的雄姿，但它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扼杀，中国成立了封建反动、对外从属的政权，长时期阻止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洋务运动也是在这条路线上出现的。
当然，日本的维新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用农民的沉重的贡租而积累的生产手段——包括用补助费进口的机器等，都给予了一部分“政商”，反而阻碍了来自下面自然发展的道路；依靠残存的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低工资劳动，使得国内市场日益狭小，并驱使其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对劳动人民、特别对在工厂劳动的工人阶级加强劳动强度的本质，也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