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一生?越详细越好
东北易帜
1919年就读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一年后毕业,在张作霖手下任职,并迅速得到提升。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统治东北。张作霖被炸死后一星期,以“东北易帜”的果断行动,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7月1日,张学良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促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统一!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学良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
九·一八事变及简评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的统一的中国国家主权和日本的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的可能性升高。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学良本人的说法是“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的特权。事变发生后,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退守锦州,日军很快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1931年日军为取得更大利益,于当年9月18日突然对东北军发动攻击。在不抵抗命令下,东北军撤出东北,日本策划伪满州国成立,从此东北民众开始了日军统治的14年悲惨生涯。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评价
称,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近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何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17日,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中共党内也出现过“杀蒋”
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的台子,但后来又转为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因为即使杀蒋,并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有可能使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那样的话,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共产党本身都是有害无利的。
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24日,蒋中正口头答应了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张学良见蒋介石接受了谈判条件,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即力排众议,决定无条件放蒋。
25日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自己亦随同护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
29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08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张学良自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
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
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当局颇不自在,于是在
1942年2月把张学良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
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
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
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晚年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未获蒋介石同意。后国民政府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在台湾,张学良被软禁在台北北投居所,过著软禁下的隐者生活。张学良原配夫人是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张学良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得“赵四小姐”赵一荻的陪伴。他于幽禁中信奉基督教后,1964年按教规被迫与于凤至离婚,和赵四小姐结婚。1975年,蒋介石逝世。1988年,蒋经国逝世。
1990年起张学良逐渐得以恢复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下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straubclinic&hospital)医院病逝,享寿101岁。
对于张学良虽然活命良久,却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答案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有张晚年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对于两岸政治因素一项,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http://baike.baidu.com/view/4095.htm?fr=al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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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5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纵观他的一生是伟大的,他施行易帜使中国从形式上走向了统一,虽然他奉行蒋中正(字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此处有争议)据中国历史教科书及张学良纪念馆是蒋中正下达的不抵抗命令但据《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以及张学良自述则是张学良本人下达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不费吹灰之力就落入日本贼寇之手,但日后的西安事变不仅将中国共产党从危机中解救了一把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此处有争议),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虎城和中共,则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中,称其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见凤凰卫视专访),值得深思。关于西安事变的书籍非常多,其中《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大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从书》的一种)较好,尽管该书的观点非常正统,但史料是最详实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西安事变以前,张学良秘密与中共接洽,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共关于抗日宣传的响应。张学良当时认为,中共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在谈判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对于中共坚持要从山西出兵抗日的举措,张学良很不理解,他对周恩来、李克农多次谈到,要抗日,从绥远出兵不是更直接?对此,中共没有正面回答。另外,中共政策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变化,是张学良一手促成的(要了解这一政策的变化,必须看到《八一宣言》在国内没有立即实施)。
另外,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也充分体现了几方的不同立场。大体上,张学良不要地盘不要钱,只要抗日;相比之下,杨虎城要地盘,中共既要地盘又要钱,而且为地盘和钱几致后来的谈判破裂。这一情况,在当时的记载以及后来宋美龄、顾祝同等人的回忆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举措,是大手笔。正是如此,维护了蒋介石的威望,保证了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权威。对于蒋介石来说,软禁张学良,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解决东北军集团的遗留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共双方似乎都有点顾左右而言它。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的接收成为国共双方力争的焦点,国民政府内有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如果南京方面让张学良出面回到东北,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此,中共有一个十分厉害的策略,率先向蒋介石建议,请张学良出来回东北。这恰恰加剧了蒋介石的疑虑,而彻底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应该说,这个心理战,中共打得十分漂亮。
1949年以后,张学良成为国共双方都十分敏感的人物。中共方面,一直寄希望于利用张学良的声望。从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1988年,吕正操(张学良的老部下)将1984年作的《浙东纪行》托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带给张学良,云:雁荡奇图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含义,自可细细琢磨。而张学良答诗也很有意思,曰: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充分反映了少帅的态度。
1990年,张学良又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对于自己的评价,他写道: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