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洛阳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
今年11月15日，《中国文物报》刊登了王趁意同志的一篇新闻稿《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报道在河南洛阳发现了一枚东汉晚期至三国的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首枚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形态最为接近的铜镜，（为便于叙述，将其编号为“06洛镜”。）其意义之大不容小视。有鉴于此前也有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境内发现的传闻，经过鉴定，均与三角缘神兽镜相去甚远。因此为慎重起见，首先有必要对这枚06洛镜的真伪作以甄别。
今年10月18日，我带青铜器方向研究生外出考察，在郑州见到了这枚铜镜。镜体硕大，表面锈层清晰，斑驳有致，纹饰流畅，铭文秀朗，应是一件真器无疑。回到西安后，又请陕西省文物保护中心作理化分析，其结论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虽然06洛镜是真器，但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有什么关系呢？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界定，日本著名学者樋口隆康先生在《三角缘神兽镜综鉴》（日本新潮社，1992年版，以下简称《综鉴》）一书中提出6个条件：
1、直径以21-23厘米者为最多，也有19厘米和25厘米的镜子。2、镜缘的断面呈三角形。3、外区饰有锯齿纹带、复线波纹带、锯齿纹带这三圈纹饰带。4、内区的副纹带的纹饰多为铭文带、唐草文带、兽纹带、波文带、锯齿纹带。5、内区的主纹带由等距离的四个或六个小乳来区分，其间配置求心式或同向式的神人和瑞兽。6、铭文有7字句数种，4字句一种。
我们不妨以这六点来衡量这枚洛阳新镜。
p; 06洛镜直径为21.5厘米，尺寸符合要求。镜缘断面呈三角形，顶端角度为78°，与《综鉴》142页所附三角缘神兽镜的断面图基本一致。通常三角缘神兽镜缘顶端夹角在75°~80°左右。镜的外区由外而内饰三周纹饰，分别为卷云纹、锯齿纹、直线纹。这一点与樋口隆康先生所说略有差异，但樋口先生的这一条规定是指多数三角缘神兽镜作如是装饰，在《综鉴》一书所收部分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装饰并非如此，而与这枚06洛镜相同或相似。如《综鉴》图版一三·24“三角缘铭带二神二兽镜”（系静冈县磐田市松林山古坟出土，文字见该书168页），图版二四·44“三角缘铭带四神四兽镜”（系滋贺县八日市市上羽田町西山雪野山古坟出土，文字见该书175页），图版二五·47“三角缘铭带四神四兽镜”（系奈良县北葛城郡河合町佐味田宝塚8号墓出土，文字见该书174页），这几枚三角缘神兽镜的外区均未饰复线波纹带。
06洛镜内区的副纹带为铭文带，与之形式相近的铜镜有《综鉴》图版一三·23“三角缘铭带二神二兽镜”（传奈良市大和田町富雄丸山古坟出土，文字见该书167页），图版一三·24“三角缘铭带二神二兽镜”，图版二四·44“三角缘铭带四神四兽镜”，图版二六·48“三角缘铭带四神四兽镜”（系京都府相乐郡山城町椿井大塚山古坟4号墓出土，文字见该书174页）。
06洛镜内区的主纹带由四个等距离乳突来区分，其间配置同向式的二神与二兽。二神为西王母（右）和东王父（左）。与之结构或形状相似的三角缘神兽镜有《综鉴》图版三·5“三角缘铭带阶段式二神二兽镜”（系爱知县犬山市丸山町白山平东之宫古坟出土，文字见该书161页）。
06洛镜铭为4字一句，铭曰：“吾作明竟（镜），幽湅三商，配像万疆，统德序道，敬奉賢良，富贵蕃昌，其师命长。”与此铭文格式内容相近的三角缘神兽镜铭有“吾作明竟（镜），幽律三刚，铜出徐州，彫镂文章，配德君子，清而且明，左龙右虎，传世右名，取者大吉，保子宜孙。”“新作大竟（镜），幽律三刚，配德君子，清而且明，铜出徐州，师出洛阳，彫文刻镂，皆作文章，左龙右虎，师子有名，服者大吉，长宜子孙。”相似的铭文在其它年代更早的镜种上也有，如元兴元年环状乳神兽镜，其方枚上文字连读为“吾作明竟（镜），幽湅三商兮。”外区铭文带：“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广汉造作尚方明竟（镜）， 幽湅三商，周得无极，世得光明，长乐未央，富且昌，宜侯王，师命长生如石，位至三公，寿如东王父西王母，仙人子立（位）至公侯”。（元兴元年为公元105年）永康元年环状乳神人禽兽镜铭：“永康元年，正月午日，幽湅黄白，早作明竟（镜），买者大富，延寿命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立至公侯，长生大吉，太师命长。”（永康元年为公元167年）。
综上所述，无论从形制、纹饰、铭文来看，06洛镜都与迄今为止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十分接近。
由于这枚铜镜系流散文物，因此它是否为洛阳出土，则需要作点论证。首先如《简报》所言，这是一枚典型的北方坑口铜镜，“通体红斑绿锈，白光水银古”，与绍兴等南方诸地出土的铜镜不相类。更为重要的是它与以往洛阳出土的东汉末至三国铜镜十分接近。《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刊登朱亮研究员的一篇考古发掘简报《洛阳30号墓出土的三角缘画像镜》，报道洛阳29工区30号墓出土一枚三角缘画像镜（为叙述方便，将其编号为94洛镜）。墓的年代原定为隋至唐初，近蒙朱亮研究员通报，年代应在北宋时期。铜镜的铸造年代则在东汉晚期，可能墓主生前有收藏古物的嗜好。94洛镜很有特点，但出土之后却未受到关注。将06洛镜与94洛镜相比，二者的共同之处颇多。前者直径21.5厘米，重1032克，后者直径19.6厘米，重965克，大小轻重相近。纹饰均以铭文带为界分为内外两区。二者的外区纹饰极为相似，从外而内依次为卷云纹、锯齿纹和直线纹各一周。内区纹饰均以四乳为标志分为四组，且均有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06洛镜具有洛阳地区东汉——三国魏镜的风格特点，其出土地点应该在洛阳及其邻近地区。由此也可见94洛镜的价值了。说明06洛镜的产地，这一点对今后的讨论非常重要。
同时也应看到06洛镜与94洛镜的相异之处。为此，我于11月18日专赴洛阳，在博物馆目验了这枚铜镜。06洛镜较94洛镜尺寸稍大，而且三角缘面更具典型性；前者内区纹饰为东王公、西王母以及两只神兽，是名副其实的神兽镜，而后者内区纹饰除东王公、西王母外，还有一组车马，通常被名之为画像镜，与神兽镜不同；前者四乳头尖挺，而后者乳头较平缓；二者内区纹饰均作浮雕状，但前者为半圆浮雕，起伏感明显，而后者浮雕表面呈水平状，不如前者生动活泼，富有立体感。或许由于以上差异，94洛镜没有引起较多的关注。而06洛镜所显示出的与以往出土洛镜的种种不同点，正表明06洛镜更接近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
06洛镜的出土，其意义是多方面的。
第一，为探寻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原产地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三角缘神兽镜是个陌生的文物，因为它在中国境内未见踪影，与中国考古与历史并无多大关系。但对于日本学界来说，可是个非常重要而且熟悉的镜种，因为迄今为止日本境内已出土三百余枚三角缘神兽镜，是日本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两国学者都主张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工匠所作，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中国境内不出一枚呢？长期以来，人们在苦苦寻找。王趁意同志告诉我，他为此花费了5年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学者在找，日本学者也在找。目前一项有关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洛阳地区东汉铜镜的项目正在实施中。日本学者选择最有可能发现三角缘神兽镜的时空范围，显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举措。只是日本学者晚了一步。首先由中国人来发现中国境内的三角缘神兽镜，是中国学界的骄傲。
06洛镜的发现无疑将会把人们漫无目标的探寻眼光收拢起来，聚焦到河南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并将以新的视角，重新检验迄今为止洛阳地区出土或可能为洛阳地区出土的每一枚东汉晚期至三国的铜镜，整理并加以分析。因为06洛镜的发现，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是一种信号，即洛阳地区应该是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溯渊地。
第二，为重新评价东汉晚期至三国北方铜镜的地位提供了新资料。
在很多有关青铜镜的论著中，都认为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制造的铜镜远逊于南方。如前所述，尽管中日两国学者都主张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工匠所为，但究竟是缘于北方铜镜还是南方铜镜，却分歧严重，从而产生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系魏国皇帝曹叡赠送给当时的倭女王卑弥呼的百枚铜镜，为魏国工匠所作，被称为“魏镜说”。一派主张这些铜镜是吴国工匠亡命日本后在日本境内制作的，可简称为“吴镜说”。“吴镜说”的一个观点是：当时北方战争频仍，百业彫敝，不可能大量制作出三角缘神兽镜这样上佳的铜镜。但06洛镜的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在当时的魏国（都城在洛阳）工匠是有能力生产这样品相上佳的铜镜。这样的铜镜比之绍兴与鄂城出土的南方铜镜并不逊色。所以我认为从总体上看北方地区铸造的铜镜的数量与质量可能稍逊于南方，但差别并不悬殊。06洛镜的形态如此接近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这有可能说明送给倭女王的百枚铜镜中包含有洛阳地区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
第三，将把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日本大批著名学者，如富冈谦藏、梅原末冶、小林行雄、樋口隆康、西田守夫、福山敏男都主张“魏镜说”，所以“魏镜说”在日本占统治地位。后来随着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越来越多，超过300面，所谓魏国皇帝赠送倭女王铜镜百枚的文献记载已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于是“吴镜说”兴起。吴国工匠在日本制作铜镜，其形态自与中国铜镜接近，数量也可不受限制，似乎可以自圆其说，较“魏镜说”胜出些许。随后“魏镜说”渐趋式微。而今06洛镜的发现，势必给“魏镜说”提供了新生的契机，而“吴镜说”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沉寂多年的三角缘神兽镜研究将重开生机勃勃的局面。
2006.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