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的本义

北京的胡同非常有名，一条条长长的胡同充满了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但是，北京的街道为什么要叫胡同，却一直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在主要的三种说法都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关。

第一、二种说法都牵扯到蒙古语的语音。第一种说法认为蒙古语称城镇为“浩特”，如内蒙古的首府称为“呼和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后，便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后来被汉人转读成了“胡同”。第二种说法认为“胡同”本是蒙古语“井”的意思，其发音为“忽洞”。现在蒙古地区还有许多用“井”做地名的地方，如“赛因忽洞”（好井）、“哈业忽洞”（双井）。因为城镇居民生存离不开水井，所以“井”渐渐成为人们居住地的代称。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后，也将此语带入中原，并被转读成“胡同”。第三种说法是元朝灭亡以后约二百年，明朝的沈榜《苑署杂记》卷五中称：“胡同本元人语，字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

这几种说法中，第二种说法是最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花费了很大精力进行考证，并写出了《胡同及其他》、《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等多部著作，力主此说，但这个解释仍有无法令人满意的地方。

笔者以为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元朝的文献入手。元朝末年熊梦祥修撰的《析津志》一书，是最早记述北京的专志，史料价值极高。《析津志》对元大都“街制”的记述为：“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胡同两字本方言。”笔者以为《析津志》所述的大街是通往城门的主要街道，小街是城内次要的街道，火巷即后来意义上的胡同。在元大都遗址的东北部发现了街道的遗迹，在南北主干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排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其中从光熙门大街至北顺城街之间，排列着二二十二条东西向的胡同，这与现在北京内城中从朝阳门（元代称齐化门）到东直门（元代称崇仁门）之间排列二十二条东西向的胡同是相同的，如果照这个规律计算元大都的胡同总数的话，有七百条左右，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推算，没有将宫城、皇城、衙署、寺院等大型建筑群和河流计算在内。如果将这些建筑群和河流所占的地方除去，则《析津志》所说元大都城内有三百八十四火巷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也认为元《经世大典》将胡同称为火巷，并认为胡同是火巷的转音。

如果火巷是后来意义上的胡同，那么《析津志》中的“胡同”又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胡同不是水井的意思，元大都城内的井是很多的（确切数字不详，清光绪初年北京城内共有水井１２４５眼），如果胡同解释为井，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单单只有二十九座井被用来称呼街巷。笔者以为，胡同可能是元大都城内迁就高粱河、海子河、通惠河，以及沿着金水河、太液池等水道形成的斜街和其它原因形成的曲巷，这些斜街和曲巷在元大都内数量不多，但在绝大部分街道都是直街的元大都城内还是显得比较特殊。这些斜街至少有些地段险窄难行，赵孟曾经骑马经过皇城东北的通惠河河畔，一不留神便“跌坠于河”。这些斜街和曲巷取名胡同，是为了区别于那些直通的街巷。因为在《析津志》中胡同并不写成“胡同”，而是“通”，“”通“弄”，“通”还是汉人的称呼。所以，《析津志》中说“胡同两字本方言”，这个“方言”被一些学者解释为蒙古语。其实，明代的大才子杨慎在《升庵外集·六十四·字学类》中已经说“南方曰弄，北方曰。弄之反切为，盖方言耳。”南方的弄因为要随着水道进行分布，所以有许多是弯曲的，不像北方地区的平地城，城内基本上都是直街。杨慎已经说清楚了这个方言是南方的方言，而《析津志》的作者熊梦祥是江西丰城人，所以，熊梦祥所说的方言也是指的南方方言，而不是指蒙古语。

元代灭亡之后，直到明朝迁都北京，几十年间风雨沧桑，许多元大都城内的街巷已经失去了旧名，而打破原来大的建筑群后形成的不规则街道也大量出现，于是概括性比较强的胡同作为街巷称呼便延续了下来。所以，元大都中的胡同只有二十九条，到明北京城中一下子出现了四百多条胡同，从这些胡同取名比较随意、民间色彩比较浓重也可以看得出来，胡同本是一种权宜的叫法。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一种假说，但多一种假说总比少一种假说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