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爱旧课本的人——访四川藏书家彭雄
当今爱书人不少、藏书人不少、读书人更不少，但像成都人彭雄一样三者兼顾，对古旧书籍达到痴情忘我境界的便少了。彭雄最有特色的是旧课本收藏。彭雄自言小时候因私买连环画而遭父亲暴打，书被扯成两半，从此便跟书结下不解之缘。他经常自嘲：访奇书犹如追偶像，见到自己心爱的绝版书，热血沸腾，冲动难当。他说：“我对旧书古籍冥冥之中仿佛有种使命感，推着我去拯救那些流落于街头地摊的文献典籍，去掉它们身上的污泥尘垢，补好它们的衣衫，让它们住进檀香书柜，重获新生……”
十余年来，从成都猛追湾游泳池到二仙庵古玩市场，从草堂古玩市场到市内各大旧书店摊，每逢星期天，总能见到彭雄淘书的身影。
彭雄先生追求的“对象”花样繁多，从旧报刊、古籍抄本、碑帖，到旧课本、旧族谱，甚至旧契约、旧票据、老照片，凡纸上有字有图的东西都是他的“猎杀”目标。其中最有特色的还是旧课本收藏。从１９８８年至今，彭雄已收集了数百种清代教材和民国时期课本。与此同时，爱屋及乌，他还收藏了大量与近代教育相关的史料，如清代《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清代《教育官报》、清代学生的试卷（乡试、会试）、院试卷结票（科举准考证）、书院史料、民国大学毕业论文及知名教授讲义手稿、民国中小学生成绩单、毕业证书等。他家中的这些历史资料足可以“装备”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
彭雄介绍，学校课本在中国的发展不过近百年历史，它始于清光绪年间。１９世纪末，国力日衰，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有识之士开始深切反思和批评旧教育制度，当时洋务派张之洞、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纷纷上奏朝廷，要求改革现行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清廷迫于内外压力，于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正式颁布《奏定学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又于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下旨废科举，引进洋学制度。
彭雄说：收藏旧课本意义重大。其一旧课本能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带不同年龄的藏友重返他们的黄金岁月；其二收集从古至今各个时期的课本，可以让我们了解古代、近代、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演变脉络，对中国教育史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认识，有利于中国教育体制和教材的改革；其三每本旧课本其实都是有价值的文献史料，把它们从街头地摊或旧书铺里淘出来，加以收集、收藏、整理、研究，其实就是保护了文物。
“由于大多数人不会留下自己儿时读过的课本，因而课本收藏较之其它书刊难度更大。因其稀少、难以配套，古旧课本备受藏家青睐。无论收藏哪类课本都应把握时间早、品相相对完整及配套的原则。”彭雄先生边摆弄着自己的藏品，边传授经验：在旧课本收藏过程中，应注重对珍稀罕见版本的收藏。从古至今，各类教科书太多，想收齐收全是绝不可能的。因为，就清末课本编辑而言，有“国定制”、“审定制”、“民间自编”等形式的教科书，也有各地翻印翻刻本；就其版本而言，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如商务印馆和中华书局再版数最高达三、五百版次，就是说，同一本课本就有三、五百种不同的版本，怎么能收齐？所以根据彭雄先生自己的经验，简单地介绍以下十个品种，请爱好收藏旧课本的朋友参考。重点注意品种有：１、古代教科书（汉代石经残片、拓片，明代彩绘钞本教科书）；２、清末学堂课本（以有绘图及彩印为佳）；３、清末各军事学堂教科书（如北洋陆军学堂、水师学堂、备武学堂等）；４、清代学生用地图册；５、民国时期（带彩印插图）课本；６、抗战时期课本（带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课文）；７、伪满和汪伪区旧课本（揭露日寇奴化中国青少年史料）；８、各苏区课本（极罕见的革命文物）；９、各解放区课本（以延安各名校课本为佳）；１０、“文革”时期课本（存世量较大，易于收集）。
彭先生进一步解释道：“清代课本是藏家的首选目标。清代课本一般都在内页印有某学堂某学府的字样。这些课本如今已寥若晨星。民国时期连年战乱，课本的收藏难度不亚于清代。延安时期的识字课本与各根据地出版的课本更是弥足珍贵。建国之初的课本年年有变化。如今若能收到１９５６年以前的课本难能可贵。‘文革’期间的课本也是一个重要搜集目标，其中又以收藏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年各省、市出版的带有-色彩的插图课本为佳，这些课本都有特殊的历史印记。”
如今彭先生的藏品已初具规模，他又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用自己的近千件藏品，筹办中国教育史展，并在适当时机建一座教育类专题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