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专家谢辰生：上书温家宝推动遗产保护
谢辰生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甄静慧
从表面上，其实看不出87岁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谢辰生连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垂暮之战”
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90年代后，各地政府纷纷与房地产开发商联手进行老城“改造”。所谓改造，即是拆毁古旧的道路建筑，盖起高楼大厦；又或是像北京南池子改造工程那样，打散原有的旧城结构，建起仿古的新建筑。一言以蔽之，就是以商业价值为主导。这样的老城改造工程，既能为当地获得财政收入，又能产生政绩。在利益既得者眼里，老城古建在这个过程中的牺牲，也许不过是顺应时代和经济发展的一点点副作用。
“一开始我毫无办法。”谢辰生叹着气。“当时唯一的转机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看到这个情况，提出皇城应该整体保护。我马上去找刘淇，说很赞成他的看法，并给他出了一些主意，他也接受我的意见。
“以身殉城”
“我只好给中央写信。”那时是2003年9月。谢辰生在信里说: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文物保护)，现在我已决心以身殉城!
“中央重视，刘淇重视，从此北京危旧房的改造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优先，总算把开发商通通赶走了。
“所以说，还是有些成效的，慢慢地有所改善吧。”谢辰生脸上终于露出微笑。
保下北京的成绩虽然令人鼓舞，但实际上历数老先生这些年倾尽全力进行的名城保卫战的成与败，确切地说，败是彻底的败，胜，也总是打点折扣。
“文物古建保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拆了，就永远恢复不了。一听说要拆，我们就去保，最后保下来一部分，但一开始拆掉的那些总是无法恢复了。”而即使是现在，北京老城保护依然存在危险:北京市总体规划划定的33片保护区，只占老城面积的29%，保护区里又分了重点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这重点与非重点之间，控制区和保护区之间，弹性很大。至于其他城市，有时更是鞭长莫及。
就在谢辰生最近住院检查的这段日子里，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度告急。
1980到1990年，历史街区曾因旧城改造被严重破坏，只有数块孤立的明清街区仍点缀在秦淮河边，更是弥足珍贵。然而2006年，南京市“建设新城南”城市改造项目启动，仅剩的明清街区面临着被拆建一空的局面。南京文物保护志愿者姚远得知这个信息，致函数百位文物保护专家及政协委员、人大常委，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阻止拆毁老城。谢辰生是第一个做出回应的。他上书温家宝，促使总理派人到南京调查，把事件暂时压了下来。但时隔两年，风声过后，南京的拆建工程又再抬头。
在保城之战中，“很多人都会退缩，因为利益相关，或者因为失望。只有谢辰生从不会。”志愿者们说。
早期，他在文物局任业务秘书，后来是研究室主任，再后来是班子里的顾问，从未踏上过权力的巅峰；他和老伴所住的家，还是水泥地面，桌上那盏80年代的老台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坏。 (摘自《南风窗》2009年第10期)
谢辰生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甄静慧
从表面上，其实看不出87岁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是一位癌症患者，他看上去甚至比很多同龄的老人更有精神。
文物保护界的专家、志愿者，甚至很多住在老胡同里的普通北京老百姓都知道，如果古建筑出事了，老房子被拆了，找谢辰生最好。因为他是最积极的保城死硬派。
2000年，北京出台危旧房改造5年计划，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谢辰生连同20多位专家学者上书中央，直斥拆除行为违反北京人文奥运，将会成为千古罪人。这封信导致5年拆除计划只执行了两年多就停了下来。
2005年，他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和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的出台。2006年，他就南京、常州保护问题上书温家宝，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垂暮之战”
虽然自嘲一世无权也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立法史。
“我从1949年以前开始跟随郑振铎先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1949年郑先生又把我引荐进文物局。那时候中国文物外流情况非常严重，我在文物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禁止文物输出。之后我又陆续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中国文物法》等。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没有文物犯罪，没有文物走私，也没有文物盗掘。那都是非常好的。但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利益第一。坏了，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90年代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那么严重过。拆毁历史文化建筑的问题也是从那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