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非法窃取钓鱼岛始末：从国际法看钓鱼岛归属(2)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１９７２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１７８５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１７１９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３６岛，其中并无钓鱼岛。１８７５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１８７９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３６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１６５０年）也采用了中国明朝册封史陈侃的记述，称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向象贤系当时琉球的宰相和最有权威的学者，其观点自然代表了当时琉球统治者的立场。其后，琉球学者程顺则于１７０８年所写《指南广义》中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国界之意；蔡温于１７２６年所著《改定中山世谱》等史书，均指出琉球疆域内不含钓鱼岛。琉球国当年献给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谱》的图谱中也无钓鱼岛等岛屿。日本原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考证认为，钓鱼岛等岛名是中国先取的，其中黄尾屿、赤尾屿等固有岛名，明确无误是中国名，与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等相同。日本没有用“屿”的岛名，而福建、澎湖列岛、台湾省以“屿”为名的岛有２９个，中国古代地图则更多。赤尾屿在中国的古书上写为“赤屿”，据说这是因为该岛系水成岩所构成，故人们根据岛上岩石的颜色称其为赤屿或赤尾屿。

日本有人指出，中国出版的地图也曾使用过“尖阁列岛”或未标明钓鱼岛，以此作为日本领有主权的根据。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上，清朝时钓鱼岛曾标明为钓鱼台，为今台湾沿用。在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出版的地图上，钓鱼岛曾被迫改为“尖阁列岛”或未加以注明，例如当时上海《申报》出版的中国《新地图》便是如此。战后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印制的中国地图，有的仍沿用或受其一定影响。例如，《中国分省地图》１９５６年第一版和１９６２年第二版均在地图集最后附加了一段说明：是根据抗战时期或解放前申报地图绘制。正是由于上述日军占领中国的历史原因，造成中国地图中关于钓鱼岛记述有不尽相同之处。这些只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历史的遗痕，而决不能证明日本对钓鱼岛等岛屿拥有主权。

日本的地图及官方文件中均曾正式使用中国的岛名。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７０年日本出版的２１种地图及大百科事典中，有２／３没有记载所谓的“尖阁列岛”，有的称“鱼钓岛”。日本方面关于钓鱼岛所属各岛的称呼更为混乱。据说日本最早提出叫“尖阁列岛”，是１９００年５月冲绳师范学校教喻黑田岩恒根据英国人称呼的“尖头诸岛”演化而来的。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５日，日本政府将该岛作为“国有地”编入日本地籍时，才将赤尾屿改为“大正岛”，但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向盟军司令部提交材料时，日本海上保安厅水路部的海图仍使用中国命名的黄尾屿、赤尾屿；１９６９年，美军占领下的琉球政府的正式文件和告示牌上也使用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名。１９６９年５月钓鱼岛海域有石油的消息传出后，冲绳地方政府收到石油公司大量要求勘探的申请，此时根据琉球石垣市市长命令，日方开始在钓鱼岛上建标桩，并再次将黄尾屿改为“久场岛”，将赤尾屿改称“大正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