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外部世界起过什么作用？(4)

不过，由于人口数量达到了空前的记录，宋朝的人口压力的确日益增大，尤其是在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经过两宋之际的战乱，当南宋与金双方进入稳定对峙的阶段，南北的人口就又攀上了新的台阶，13世纪初合计达到了1.&127；2亿，南宋人口到端平二年（1235年）已在6000万以上。早在北宋中期，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杀婴之风就已相当严重，发展到不分男女，见于记载的就有今湖南与湖北相邻一带、苏南、皖南、赣东北、浙江和福建各地。福建因山多地少，缺少开发余地，杀婴之风最甚，连富人和士大夫家族也都“计产育子”，“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但宋朝并未出现任何向外扩大生存空间的言论或行动，如果对辽、西夏、金、蒙古、元的政策可以用“积弱”来解释，那么就是在南宋期间也从未对大理采取过军事征服这一点，只能证明当时的君臣的确没有动过这方面的脑筋。对与日俱增的人口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粮食产量和开发山区来缓解的。宋代的最高垦田数约有7.2亿亩，&127；“这一数额不仅前代未曾达到，即使是后来的元明两代也未超过此数额”。宋太宗时开始在南方水稻产区扩种麦豆类作物，同时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以充分利用地力，防止水旱灾害的影响。真宗时从福建引入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在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推广；还在宫中试种，让百官了解新品种的效益。这些措施对南方农业的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福建的梯田出现在宋代，就是农业生产向深度发展的证明。另一途径是将原来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辟为新的政区，以安置移民，扩大耕地。如北宋后期，在原来属“梅山峒蛮”居住并被禁止与汉区交通的地方筑二城，置新化县，“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此后，对湖南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地区和山区的移民显著增加。

成吉思汗与蒙古诸王的西征给中亚、西亚和欧洲人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恐惧，但西征的动因来自蒙古族本身，与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状况毫无关系，而且西征大多发生在这些政权被灭之前。西夏和金分别亡于1227年和1234年，此前的1213年蒙古哲别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1221年又有哲别和速不台的西征。1235年蒙古军开始攻宋，同年拔都出兵西征，1253年又有旭烈兀的西征，1254年蒙古军灭大理，同年征服了吐蕃。到1279年南宋残余势力最终被消灭时，西征早已结束，庞大的大蒙古帝国已经分裂。在蒙古的军事征伐中固然利用了女真、党项、契丹和汉等族的的人力和物力，但这些都是被俘虏和掠夺的结果。同样，在灭西夏、金、大理、南宋的过程中，也有大批来自中西亚和欧洲的人员被充当将士、炮手、工匠和官吏。

西夏和金灭后，境内的人口锐减至1000余万，仅及原来的五分之一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浩劫。灭宋14年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总数仅6000余万，只有13世纪初的一半。当时北方人口大批南迁，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亟待垦复。所以，元朝建立后对高丽、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日本、缅国（今缅甸）、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侵略，只是蒙古军队好战传统的继续，境内的人口只是为统治者提供了兵力而已。元朝的人口峰值估计约8500万，远不如宋金合计，而且元朝期间的人口增长也比较缓慢。蒙古西征与元朝对各国的侵略战争客观上留下了一些中国移民，但都是出于战争或控制的需要，或者是战败的结果，并非积极主动的人口迁移。而迁入中国的中西亚、欧洲移民数量更多，以后大部分在中国定居。

四

与元朝相比，明初的疆域已缩小了很多。而在明朝期间，自永乐（1403年－1425年）以后也始终处于退缩之中。

明初曾继承元代的建置，在朝鲜半岛设有屯驻军队的卫、所，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氏高丽奉行亲明政策后，即将这些卫、所撤至鸭绿江以北，从此鸭绿江成为中国和朝鲜的界河。永乐七年（1409年）在东北女真等族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辖境直到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征服苦兀，更扩大到萨哈林岛（库页岛）。至宣德十年（1435年）都司撤销，其下属的羁縻卫、所虽继续存在，但控制已大为削弱。后期由于满族的崛起，明军节节败退，直到退至山海关内。明初的北界曾在今内蒙古的西辽河、沙拉木伦河至阴山山脉、贺兰山一线，但宣德以后逐渐退到了长城一线。西北一度拥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陆续放弃，最终后撤至甘肃的嘉峪关。安南发生内乱后，明朝于永乐五年（1406年）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为国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人员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缅甸、泰国和老挝境内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断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一度全部落入缅甸之手。经反击，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挝宣慰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