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简述（四）
(六)清代中期的对外关系
在对外关系方面，清代中期和前期一样，仍然采取了限制政策。虽然后来海外贸易扩大了，可是还有一定限制。这种限制包括几个方面：船只的进出口都要经过政府的批准，领有执照。在贸易中，船只太大的(五百石以上的大船)不准出口，但是可以进口。禁运军器。大的木材(樟木、樟板)、硝磺(制火药用)、铁货(包括铁锅)过去大量出口，后来被禁止了。粮食不许贩运出口，只许携带船上食用的粮食。出海人数也有限制。经商的人不经请准不许随便出口。并且从来就禁止贩运人口，杜绝把人口贩运出口作为奴隶。因此外国人来中国拐骗人口当奴隶受到了阻碍，于是变相改为招募华工(即所谓“猪仔”)。这是以后的事了。
外国商船到了中国，船上的炮位一律要卸下来交官保存。带来的货物只许在规定的日期内进行贸易。并且．限定一次只来三只船，每船一百人，到北京的不超过二十人。通商口岸只许在江苏、浙江和广东，后来只能在广东，限制很严。货物买卖过去都是中国输出多，他们要用外国货币来买中国货，所以中国沿海很早就通用洋钱。
清代的对外贸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出超。第二阶段是进出口平衡，以货易货，出口货物比第一阶段逐渐减少了。在以货易货之中，物品有限制，硝磺、铜器不能用来交换，绸缎在数量上也有限制。所以清代对外一直是限制贸易。第三阶则是中国入超。不过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当时对外贸易的限制还表现在：外国商船来中国不能直接和中国商人接触，直接发生贸易关系，一定要通过中国商人的组织——中介机构，就是所谓公行，又称洋行、洋商。在鸦片战争以前，洋商和夷商两个名词是有区别的，夷商是指外国商人，洋商是承接对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夷商必须通过公行(洋商)，而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和华商打交道。买卖都如此。公行出现于一七二0年（康熙五十九年），最初设立时没有限制，一七六0年时共有十九家，一七七一年时公行因夷商拖欠先后赔累停业。一七八二年再度恢复，只有十二家，后来又添了一家，于是限定为十三家，即所谓十三行。因为这十三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所以又称为十三洋行。他们的业务是办理夷商的货物报关纳税，管理夷商的日常生活，代理夷商接洽收售货物。货物不经由公行不能交换，夷商只是坐候装卸完毕开船离去。这是当时杜绝夷商窥伺活动的一种办法。
外国商人的居住地区也有限制。分国设立商馆，作为外国来华商人临时居住的地方。同国的商人同住一处，如英商住英商商馆。商馆归公行管理，为公行所有，由公行分租给外国商人，约束也很严格。
一七五九年颁布过所谓“防范夷商规条”，规定外国商人销货后即须回国，禁止住冬；商馆不准交易；公行行商不许拖欠夷商债务，使夷商有所借口，夷商不许雇用中国仆役，居住地由中国加派兵丁防范。这些条规以后又加改订，限制更严。关于贸易和生活起居都有限制，如禁止外商打听中国行情，夷商不许坐轿，禁止夷商家眷上岸，捐税有一定的规定等等。一七五五年因为历年往浙江贸易的外船日多，乾隆决定把浙江定海的税额提高，加以防止，并说，广东从明代以来就是贸易地方，结果出现了澳门，现在定海的夷商日益增多，如果不加限制，将来就会在浙江重新出现一个澳门。这次加税，是使外国商人无利可图，目的不在于增加收入，而在于限制外商，防止重新出现澳门。
外国商人想出种种办法，要打破中国地方官员对他们的限制。一七九三、一八一六年，英国两次派遣使臣来北京交涉。在此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外国使臣来北京(帝俄只派过贸易团)。这是外国第一次正式派使臣来华，目的是想打破中国对外国贸易的限制。第一次是借给乾隆祝寿的名义，英国派遣马戛尔尼来中国。当时乾隆在热河接见了他们。他们要求扩大贸易至宁波、舟山、天津等港口，要求减税和免税，要求准许英国派遣使臣驻在北京，要求在广州、舟山附近各租借一个小岛收贮赁物。乾隆当时全部拒绝了这些要求，说：你们前来朝贡的诚意，我很满意；但是你们提出与中国体制相违的要求，我不能答应。一八一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阿美士德来华，还是想要求增加港口，扩大贸易，由于礼节问题，使臣朝见皇帝不肯下跪，清政府对他很不客气，下令驱逐出境。
英使两次来华，都带来许多方物，如望远镜、乐器、灯、毯、猎枪等等，共约二十九种。马戛尔尼带来的礼物，清廷都一一接受，也给了他们许多东西，价值都较他们带来的东西为高。阿美士德因为是被驱逐出境，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礼物，也没有给他们回敬什么东西。
英使两次来华的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贸易，想此其它国家得到更多的利益。当时中国都未予答应。这样作法对不对呢?我看，清廷在对外贸易问题上，限制是严了一些，使对外贸易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是一方面；但是，当时进行一些限制也是必要的，因为中外往来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不加限制，那么对中国是不利的。
(七)各族人民的起义
清代中期，各地不断发生多次人民起义，说明了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几次用兵，大量军费的支出和官吏的贪污枉法；另一方面是皇帝的奢侈浪费。康熙、乾隆前后都有六次南巡。但是他们两人的南巡目的不同。康熙六次南巡的时间是一六八四年、一六八九年、一六九九年、一七0三年、一七0五提和和一七0七年。南巡的目的在于了解治河的情交，看黄河工程，看看运河。特别是后三次，正是康熙治河成功的时期。乾隆六次南巡的时间是一七五一年、一七五七年、一七六二年、一七六五年、一七八O年和一七八四年，一般是到苏州、杭州，目的完全是游逛。而且比康熙的六次花钱多，地方供应更为繁重，耗费巨大。地方官有不少人弄虚作假，甚至在没有麦苗的地方用绿色纸张伪装成麦苗，粉饰太平。这六次南巡进一步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
一般说，清朝史期的人民起义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各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在西南、在大小金川(今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和西北的甘肃等地都发生过起义。回民起义不止一次，苗民起义也不止一次。苗民起义在湖南、四川、贵州先后都爆发过，时间是一七三五——一七三六年和一七九五——一八O六年，西北甘肃回民起义发生的时间有一七八一年和一七八四年两次。此外在维吾尔族地区也发生过起义，时间是一七五七年到一七五九年。第二类是秘密结社组织的起义，其中以汉人为主体。如一七八七年到一七八八年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包括了高山族和汉族人民。一七九六年到一八O四年的白莲教起义遍及四川、湖北、陕西各省，同时还发展到了河南、甘肃，面较广。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一四年的天理教起义爆发于北京，还到达了河南。
这些起义的经过在这里就不谈了。
这些起义爆发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民族矛盾。如苗民要求清廷照顾本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不用汉人的礼法制裁苗民，在征收地税上对苗民也应有所不同。最后清统治者作了让步，决定苗民田产按照当地的习惯处理，新开垦的土地也不征税，苗民诉讼或犯罪按照苗民的风俗习惯，不按汉人律例处断。
起义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剥削的加重和官吏的贪污暴虐，欺凌农民，霸占土地，诉讼株连，诉讼株连。如苗族起义，鲜明地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就是要驱逐潜入苗寨强夺苗民田地的外来地主，并要求归还他们被夺的土田。在这些问题上，由于坚决的武装斗争，后来清政府都作了让步，如查还侵地，民地归民，苗地归苗，尽罢旧设营汎，调留苗兵驻守，以屯田粮租充饷，宣布官民不得擅入苗寨的*，和制订了提高当地文化、改革当地陋俗的措施，某些问题才逐步得到局部缓和。但根本上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并没有得到解决。
清朝中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次数很多，虽然或久或暂地遭到了镇压，但农民在阶级斗争上获得了一定认识，一定经验。前一起义常给后一起义播下了种子，安排了条件。小金川斗争了六年(一七七一——一七七六年)，湖南，贵州苗族前后就斗争了十二年(一七九五——一八O六年)，白莲教起义斗争了九年(一七九六——一八O四年)，到清后期的太平天国就斗争了十五年(一八五O——一八六四年)，捻军就斗争了十四年（一八五五——一八六八年)，都说明了这一点。
(八)清代中期的新问题
清朝中期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发生了以下的新问题：1．土地集中的情况与前期有了很大的不同。乾隆时，有人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过去有土地的农民现在都下降成为佃户，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前期所没有的。可见，土地兼并到了乾隆时期又是一个高潮。当然，和前期一样，土地集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占有大量土地的入并不是最有钱的人，这是和过去不同的地方。过去有钱的大官僚都投资到土地上去，成为大的官僚地主，但在清代中期有些官僚却不把钱都投到土地上去了。这是一个特点。
2．资金的贮藏。清代中期有许多官僚、地主、商人把金银藏在家里，而不把它拿到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去，这对于当时中国停留在封建社会晚期而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关系。这些现金如果作为资本投入工商业，中国也可能提前在那时进人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把大量金银通货贮藏在自己家里的情况，我们可以举儿个例子来说明：一七八一年，大贪污吏王亶望(曾经做过江苏巡抚，在甘肃布政使任上时贪污搜括很多)抄家时，“得金银逾百万”。一七七二年，大贪污官吏钱度(做过广东巡抚)曾经写信给他的儿子，指示“复壁藏金，为永久计”，后来抄家时“得窖藏银二万七千，又寄顿金二千”。一七九五年，满洲贵族伍拉纳(曾任河南巡抚，闽浙总督)因亏空被夺官论罪，抄家时“得银四十万两有奇”。同时被抄的福建巡抚浦霖家里，“得窖藏金七百，银二十八万”。一七九九年和珅抄家，第一次公布时说，“银两衣服等件逾千万”，“夹壁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藏埋银两三百余万”。这种情况说明；当时资金是雄厚的，但是都贮藏在家内，没有拿出来发展生产。也说明：当时正处在社会动荡时期，官僚和富人们己看到买田召佃不如投资工商业和高利贷获利大，但投资到工商业和高利贷去，又怕比买田置产风险多，所以徘徊不定，反把它长期贮藏起来。这正是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主义渐趋没落的过渡时期的思想的特点。而大量金银放在夹壁墙内或埋藏窖内，也正反映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这个情况到清代后期，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情况又起了很大的变化。
3．清朝军队腐化，国防废弛。清代中期，八旗军力早已衰颓，常备的绿营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变成滑弁游卒。一旦发生战事，都是临时召募乡兵练勇以佐战守。镇压白莲教起义的乡勇是其一例。这是清朝统治机构中隐藏的深刻危机。所以在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入侵时，竟致不能抵抗。
4．治理黄河、运河的问题。康熙对治河非常注意，并且亲自抓治河。过去没有治河经验，他就靠大家出主意，意见不同就讨论，有时向当地老百姓征求意见。康熙治河不光是去掉水害，而且能从水利着眼。在康熙四十年代期间，也就是康熙最后几次南巡的时候，他的治河是成功的。当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只作到了把堤身“增高培厚”，使之巩固，河身弯曲的地方“裁弯取直”，或开挖子河而已。
因为康熙注意治河，所以很久没有发生什么水患。在他死后的二十多年间，清朝统治者也还注意到了治河的问题；但是没有象他那样抓得紧。后来的治河，变成了清代官吏贪污中饱的最好机会，治河机关变成了最大的贪污机关。清朝中期以后，黄河经常发生水患，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黄河决口，改道由山东大清河人海，酿成了很大的灾害。
5、漕运问题。南漕北运，主要是徭役负担的问题。到了乾隆以后，由运丁运漕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在于如何防止沿河官吏兵丁的勒索骚扰，和杜绝运船押运官员与运丁的夹私舞弊。运河河窄水浅，为了漕运畅通，和防止沿河劫夺漕粮，漕船都在船上雇用了一批打手。打手们横行霸道，欺压人民，于是就和沿河人民发生了矛盾。漕运官丁和地方官丁之间，官丁和沿河人民之间，船帮与船帮之间，都是矛盾重重。这就形成了利害不同的几个集团，不断发生事故。
运河自明以来，分为七段，自北而南分别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白漕利用白河，卫漕导引卫水，闸漕、湖漕分别利用山东、江苏诸湖水，河漕利用黄河，江漕利用长江，浙漕在浙江境内。北京至山东和南部江浙四段运输和工程问题都不太大，问题最大的是利用黄河的一段、利用江苏湖泊的—段和在山东的一段。江漕、浙漕，号称易治，不烦人力。白漕、卫漕只要疏淤塞决就可以运输，所以问题较少。中间三段，闸漕和湖漕，必须宣泄得宜，所以费工很大，而河漕尤其困难。可漕要经过一百八十里的黄河，浪大流疾，最为危险。康熙时，靳辅挖了一条人工运河，即所谓新河。这条河经过黄河的途程较短，使黄河与运河分了家，一百八十里的黄河只剩下百分之二十的途径，从而避开河漕之险，这是清代前期治运最大的贡献之一。到了中期，因为河工废弛，下游经常泛滥，于是清口一地(今江苏清江市)成为治河、导淮、济运的中心，糜费之多，施工之频，灾害之大，远远过于清代前期。嘉庆末，运道被淤，新河失去了作用，因此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仍旧利用黄河，所谓借黄济运，另一种意见是利用海运。一八二六年初次试行海运，不久又停止。到清代后期，一八五五年由于黄河决口和其他种种原因，漕粮不得不完全改用海运。6．盐的问题。清代产盐地区共十一区，由官督商销。国家规定一定的产盐地区供应一定地区的人民食用，这一定的地点称为“盐岸”。盐岸供应的区域限制极严，规定地区的盐不能卖到规定地区以外，例如天津的长芦盐只能卖到河北河南地方，不能乱销。凡承销盐都由户部发给凭照，没有凭照的不许私卖。这种部发凭照称为“引”，有“引”的称为官盐。一包盐一个凭照，有多少包就称多少“引”，每“引”相当二百至二百五十斤。官盐销售时，有规定的地点和准许购买的数量。凭照以外的和没有凭照的盐都称为私盐。私盐是违法的。有些地区人口多，官盐少，如人民确感不便，得到户部的许可，可以由地方盐务机关发给凭照贩盐发售。这种地方发的凭照称这“票”。前一阶段只有“岸”和“引”，后来才引票并行，有“岸”有“引”还有“票”。“票”没有固定行销区域，这就使各地的票盐和引盐发生矛盾。有些地方买不到盐，只能吃无“引”无‘票”的私盐，于是有“引”有“票”的盐商失利，而官盐和私盐发生矛盾。所以清代盐务也是矛盾重重的。嘉庆以前“引”多于“票”，嘉庆以后“票”多于“引”。一八三一年(道光十一年)全改票盐，停止了引岸。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它说明了地方权限与中央权限的消长趋势。到一八四O年以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力量更加削弱了。
盐商销盐各有专卖区域，称为“引地”，是包销性质，先交巨额费用，领引承销，然后发交散商，按年完课。他们都是世袭的，所以称为“引窝”。当时巡盐御史驻扬州，所有大盐商也都住扬州。乾隆时骄奢*佚，贪污腐化，达于极点。停引改票以后，旧日盐商都失了业。过去最为繁荣的扬州经济从此也逐渐衰落下来。
7．银贵钱贱问题。清代货币的流通，大宗用银两，小宗用制钱。银和钱都为政府所掌握。制钱主要是在社会低层流通；银两可以切开零用，也可将零碎银子熔成大锭。一七O二年(康熙四十一年)规定制钱一千作银一两，但事实上银价时有上下。到了一八O四年(嘉庆九年)发生了所谓钱贵银贱的问题，而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又发生了所谓银贵钱贱的问题，时政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道光初年清政府曾经考虑过恢复一两银等于一千钱的规定，但是维持不了。这时又由于鸦片烟大量入口，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入超阶段，造成中国的白银外流，损失很大。白银大量外流的另一原因，是有些外国商人专门套取中国的白银。外国银元一个只重七钱二分，当时作价总在八钱，其中纯银仅六钱四分，而中国通用的白银是纹银寿锭，成色极高，称为“元宝”、“宝银”，又称马蹄银。这种用银元套取中国的白银，可以从中牟利，因而助长了白银外流。白银大量外流，使银贵钱贱更民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到了后期，一八五四年，已成为制钱一千六百文作银一两了。
8．鸦片烟的问题。鸦片人中国，最初当作药材，后来才有吸食。中国自己种鸦片大概在嘉庆年间，但主要是从外国输入。进口越来越多，于是清代中期出现所谓鸦片烟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近代史有详尽的叙述，这里就不谈了。
综上所述，由于土地的集中，资金的贮藏，国防、河工、漕运、盐法、白银外流和鸦片烟等种种问题，使清代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危害。到了一八四O年，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战，缔结了“南京条约”，中国就一步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这些情况、这些问题是在清代中期暴露出来的，而不是在中期开始发生的。它的出现，是清代前期社会矛盾发展的结果，而它的结果又将暴露在清代后期。历史总是延续的，发展的，不能割断开来。
四、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文化（一)哲学思想
1．反封建思想的成长
反封建思想的成长是清代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清代文化的主流。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反封建思想有唯物主义思想。当然，中国哲学史上早就存在唯物主义的传统，但是清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过去时代的更为显著，这是清代文化上非常重要的一点。
由于明末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特别是江南城乡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而北方却相对地停滞或遭到破坏，发展不平衡；明末官吏贪污腐化，*、军事腐败，汉族政权因而崩溃，引起了清军入关；加以不少西洋耶稣会士把科学技术带到中国：这就造成清初思想方面的的巨大变化。
明末的学术思想和风气，当然对清代学术思想有不少影响，但同时也是清代学者的批判对象。好的继承下来，坏的批判了，并且突破了前人的束缚，从实践中开辟了新道路。虽然还存在着时代局限，但和清代以前是有所不同了。明初，南宋朱熹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中叶以后，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学说。朱熹的世界观是客观唯心主义。他的许多论点，是维护封建统治、封建道德的，是完全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永恒利益的。因此，每当一个王朝开始恢复生产、建立封建秩序的时期，常常加以崇奉提倡。元世祖(一二六O——一二九四年)、明太祖(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清圣祖(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的提倡朱学，都是明显的例子。一旦社会经济发生变化，生产资料占有形态发生变化；土地兼并逐渐扩大，而所谓永恒不变的“理”，也就会发生动摇，从而哲学思想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明代中叶出现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学派，正由于此。王学的出现，也是解除传统的朱学束缚的要求的满足。
王学一出现，就分化为对立的支派。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有的发展了王学的积极方面，有的发展了王学的消极方面。向左的，向积极方面的，发展到明末，就形成东林学派。东林学派对清初思想是有直接影响的。
王学是由反朱学而出现的，所以具有解除传统束缚的精神。这种精神到清初更得到发展，所以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常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自己有所创造改革。清代的反封建思想、民主思想、唯物思想、“习事见理”“经世致用”思想，反理学思想，以及经学、史学、音韵、训诂、地理、水利、天文、历算、医药、农学等等的研究成果，都是清代以前的学者所没有达到的。明末*黑暗腐败，东林学派和其他士大夫在参加实际*斗争中，遭到迫害，表现出刚强不屈的气节。这一切都对清初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清初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黄宗羲)、“自秦汉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的大胆的反对封建帝王的议论，正是它的反映。东林学派倡导的砥砺名节，还没有跳出封建礼教纲常的圈子，而清初则把它提到民族意识方面。清军入关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当时的士大夫有的抗敌死节(如史可法、瞿式耜)，有的起兵遇害(如阎应元、金声)，有的悲愤*(如刘宗周、祁彪佳)，有的逃避作和尚(如熊开元、杨永言)，有的终身不作官不应试不和清朝合作(如黄宗羲、顾炎武)，这些行动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和东林又各自不同。当然，这在当时地主阶级士大夫中还是少数，多数是投降清朝的，甚至号称东林的钱谦益也投降了。但是这些人虽是少数，而他们和抗清最坚决、作战最英勇、牺牲最壮烈的广大劳动人民所表现的道义气节是一致的。他们各人情况不同，条件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实际行动也不同，而砥砺名节没有屈辱投降是相同的。这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不必强为区别比较。至于离开事实的揣测附会，虽属出于善意，也不应该。
明末王学出现了心学支派。清初学者认为他们把儒家思想和禅机黄老杂揉在一起，高谈阔论，不切实际。在学术风气上，清初学者还认为明末流于空疏，一些文人学士由于急于求名，喜好刻书、著书，而又视成书太易，有的臆改古书，有的甚至盗窃前人著作。所以这些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气，到清初不但没有再得传布，而且成为学者们严厉批判的对象。颜元说，“异端之学空谈心性，而圣贤之学则事事征诸实用”，顾炎武说，“得明人书百卷，不如得宋人书一卷”。可以看出他们的厌恶、鄙夷的心情。
明末耶稣会士到中国，想利用西洋科学传布天主教，而中国人民只重视他们的科学。当时中国之所以能吸收外来的科学，当然和资本主义萌芽有关，和明中叶解除思想束缚有关。西方科学东来，中国不是只接受西方的，同时还发掘和整理了中国固有的。这在清代以算学最为明显。康熙时西法算学盛行，而钻研古法古术加以阐明的有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年，时称勿庵算学)，比较中西取长补短的有王锡阐(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时称晓庵算学)。乾嘉以后学者如钱大昕、李锐、罗士琳也都是兼综中西的。鸦片战争后有李善兰，更有名。当然也有专宗西法(江永、戴震)和专宗中法的(孔广森、程瑶田)。
总之，清初思想是由于生产发展的结果，由于当时*局势演变的结果，由于过去思想影响的结果。思想家们要求实际行动，不要空谈，要求把思想、理论付诸实践，获得实际效果，于是出现了反封建思想，出现了民主思想，出现了民族的反满思想，出现了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民族的民主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出现是清初思想的主流，当然，它还不是完整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在许多著作中时常夹杂着唯心主义思想，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把它绝对化，而要看它的主要方面。
下面就谈一谈清初新思想的主流及其代表人物。
2．清初思想的主流
在清初，有几个很大的思想家，这就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清代后来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1）黄宗羲(一六一O——一六九五年)号犁洲，浙江余姚人。他在清兵入关时已经三十五岁，死于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五岁。
他富于民主思想，主要的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所谓“明夷”是《易经》中的一个卦名，意思是“明入地中”，象征着太阳落山的黄昏时刻。当太阳落山时，在大地上已经看不见太阳了，但是在西方却满天红云，光芒犹在，而且第二天太阳还要出来。他用明夷的意思是暗指明朝虽已灭亡，但是它的典章制度依然留存下来，盛衰利弊还可以研究，何况它还有复兴的可能呢?历来以“明夷”代表一个人的不得意，黄宗羲这里还双关地影射到封建王朝。同时，用“明夷”也可代表一个不得意的人的思想，但又暗示着他的学说还是有用。《待访录》是表明不进行自我宣扬，要等待人们来访问。他的这部书实在是明朝历史经验的总结。全书二十一篇，其中十六篇明白提出“有明”、“高皇帝”、“万历”、“崇祯”等具体事实，加以评论，然后提出自己的改革意见。所以又是一部他个人的*思想论集。
在这部著作中，有许多论点是与传统思想不同的。他在关于论皇帝的《原君篇》中说，一个皇帝当他得了天下之后，就敲剥天下人民的骨髓，离散天下人民的子女，来供自己一个人的*乐，并且认为是当然的。这种思想很大胆。这是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他又说，皇帝认为是的未必真是，皇帝认为非的未必真非，必须大家公议(《学校篇》)。这也是大胆的主张。这种反对封建，提倡民主的思想因素，是极可贵的，在当时是极进步的。但是他虽对皇帝大力抨击，而仍认为皇帝是治天下的，一个人治不了再设官，章奏由皇帝批红，批不完的由宰相批（《置相篇》）。他主张公天下是非于学校(《学校篇》)，认为学校不应该是单纯的教学机关，也应该是舆论机关，以监督国家政权。他还认为学校的学官不能由官厅派，而应该选举。但是他所认定的学校成员，学官是名儒，是老儒，是“自布农以至宰相之谢事者”，而诸生是裹粮从学的生童，是士人，是缙绅，还有“天子之子”大臣之子”，显然都是地主阶级而没有农民。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他是浙江人，本身是地主，生长在南方经济发展的城市。那里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也较早，这是他思想产生的原因之一。当然，他的民主思想还不能与资本主义反封建的思想等量齐观，但是已经是这种思想的萌芽。促使黄宗羲产生民主思想的另一原因是明末的*腐败。他的父亲是被阉党杀害的，他对宦官专政不满，因而出现民主思想。
他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王守仁的阳明学派。他是刘宗周的学生，刘氏时称蕺山学派，属王学。刘和黄宗羲的父亲都是接近东林的。
在南明政权成立时；他在浙江的鲁王部下，*上是反清的。当时鲁王到处找人支援，井派人到过日本，其中一人就是黄宗羲。他三十五岁时，清军入关，在清朝统治时期活了五十二年。因为他很负盛名，清朝政府想找他出来做官，他拒绝了，清朝征博学鸿儒，他也拒绝了。具有道义气节，在当时影响很大。
他写的关于明朝历史的书籍很多，有《明史案》二百二十四卷，其实就是明朝的历史。他对于明史有自己的看法，都在明史案中提出，还加了他个人对明代*的批评意见。目前流传的《明史》虽然是雍正、乾隆时期完成的，但最初的稿本就有他的学生写的，其中很多地方都采用了他的意见。他又为许多哲学家、学术家作了传记，编成《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其中包括了各派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怎样解决了一些学术问题。这是中国第一部最大的哲学史。他又把明代文人的文章汇集在一起编成了《明文海》四百八十卷。《明史案》虽然全书已佚，只留下了三卷，但是从中还可以看出他教给后人如何研究历史，如何做学问的方法。他指出，要研究一个时代首先要把大事搞清楚，对于这些事件的成功和失败，人民和统治者对这些事件的看法，都应该了解清楚；对于历史事件最好能够有自己的看法，最低限度也要了解别人的看法。这一时代有那些主要人物，他们的主张如何，有多少史料记载，人、材料、意见，这几方面都要搞清楚。清朝有许多人就是根据他的这种方法从事研究的。《明文诲》收集了许多材料，其中包括了人物传记和明代的大事，为编纂明代文学史作了准备工作。
除了史学以外，他还懂得科学技术，懂得天文历法，他的著作中有关于历算的书。
黄宗羲具有民族、民主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成分，他是清初的著名哲学家。当时许多人的*主张受到他的影响，如陈确、唐甄，他们在*上看法和他一样，都反对封建制度。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当时哲学思想的主流。
(2)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他和黄宗羲处于同样的环境。清入关时他已三十二岁。南明福王、唐王都找过他，他参加过一六四五年昆山的反清斗争，失败后，终身以明遗民自守。一六五O年以后不能安居家乡，一六五七年以后往来于山东、北京、河北、山西、陕西之间。所以他和沿海的反清力量没有取得联系，一六五九年郑成功打到南京，他正在北方。清朝也几次找他，他更没有理会。他的三个外甥都做过清朝高官，而且得到康熙帝的信任，找他，他也拒绝了。满洲入关后，许多地主投降清朝，而他始终不动摇，具有民族思想色彩。他虽然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但是反对封建统治，他认为天下不能由皇帝—人来“独冶”，而主张“众治”，县有民主思想的色彩。他很善经营，当时东南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他到北方之后，把东南的新兴东西带到北方，“所至每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随庽即饶足”。
在学术上，他也是反对清朝、反对封建的。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文”是指文献，博学于文不是从故纸堆中找文献，而是要研究要了解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天下大事。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气节，有廉耻，也就是有理想，没有气节没有廉耻没有理想的人，念多少书也没有用。要多念书．更要有气节，要有崇高的理想。他认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国家大事都应该知道，而且不能脱离实践，所以主张经世致用。一个人要立经世之志，留心经世之学，做经世之文、经世之书。
明末士大夫识见空疏，好发议论而昧于天下形势。顾炎武要扭转风气，从一六三九年（三十七岁）就开始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兼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他按两直十三布政司分府县辑录，一六六二年写成长编初稿。他认为天下郡国、山川、物产、风俗习惯都应该知道，并且要知道它的利病，这样才能经世致用。所以他书中重点特别放在兵防、赋役和水利几方面。这部书没有正式完成，比较零散，但是其中有许多材料是别人所没有注意的。它不是一部地理书，实际上是一部历史书。他反映了明末苏松四府的赋役更重于前，只辽饷每年加了二十一万多两；他反映了明末勾军的骚扰，“一丁起解”，“一家之人肝脑涂地矣”(破产)；他反映了晚明浙江海盐县的盐银，“出民田包补十七八”；他反映了明末的边防、海防；他反映了淮徐的漕河、漕船。他把当时存在的实际情况，一一反映出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这是唯物的，是和当时风气针对的，所以影响很大。他的方法是从实际中一点一点地去收集材料，把各方面的材料收集之后，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比较。他的收集不是只收集前人的东西，而是更注意今人的东西，并且是从各方面广泛地收集。
他的另一部最著名的著作是《日知录》，这是他一生研究经学史学的结晶。他总是探源竟委，相互证明，而且不断地深入钻研，随时修改，不轻下结论，也不轻信古人。他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他这种谨严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文字音韵入手钻研学问的途径，传到后来，就发展成清代的考据学派。所以清代中期的所谓乾隆嘉学派总推顾炎武为开山的大师。但是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和他们并不过完全相同。顾炎武治学有考证，但他是博采异说相互比证，来推求真实可信的说法；而乾隆嘉学者就成为繁琐罗列了。顾炎武研究古籍从文字人手，是为了知道古人文章的本字本义，而乾嘉学者就不免琐碎枝节了。至于顾炎武的经世致用的*目的，直到嘉道(一七九六—一一八五0年)以后，才为学者所重视，成为清代后期学术思想的主流。
（3）王夫之（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字而农，湖南衡阳人，学者称船山先生。清军入关(一六四四年)年二十六，一六四七年举兵抗清，后参加南明桂王政权。失败后隐匿湘西山区。著有《张子正蒙注》、《噩梦》、《黄书》、《搔首问》、《读通鉴论》、《宋论》等。
在清初三大思想家中，王夫之的战斗精神最为强烈，唯物主义精神也最强，他反对民族压迫，反道学。他始终坚决反清，但是他不是无前提无选择的。大汉奸吴三桂发动三藩之乱来反清搞分裂，以衡阳为根据，几次找他，而他逃入深山，没有参加。这说明他还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一点，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都一样。关于对气、质、理的解释，唯心主义者把问题弄得很玄妙，认为物质是第二性的，王夫之非常反对这种说法。他反复论证气是质的客观存在，理是气的内在规律，离开气就没有理，所以，他说“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又说“理在气中，气无非理”（《张子正蒙注》）。他认为以气作为抽象的定义是靠不住的，气就是物质。他反对“气外求理”，认为这样就会陷于“邪说”。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有所谓“器外无道”，就是说具体的事物之外没有抽象的理论。同时他认为道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他的学术思想渊源于汉代王充，接近于宋代张载，而不完全一样。他反对高谈性命，力辟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也不同意朱熹的许多意见。所以他是反对理学的。
他在治学方法上是主张学与思兼用的。他主张“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四书训义》六）。他反对“信古已过而自信轻”，也反对“信心(自己主观)已甚而信古轻”(同上)。他认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同上)。这是一种进步的治学方法，是和宋明理学家不同的。
他以这种思想方法来研究历史、评论历史，著有《读通鉴论》、《宋论》。他在《读通鉴论》中批判历代制度，评价历史人物，提出了反封建的论点，树立了“为天下计利害”的标准。因为《通鉴》没有宋代的史实，所以又写有《宋论》。这两部书是根据他的思想方法研究问题进一步发展的成果。特别是在《宋论》中，包含着他个人的身世问题，他拿宋代的史实来影射明朝，对于明朝表示惋惜，认为明朝亡于大臣手中。他痛恨明朝末期的*黑暗腐朽。这两部论著都是力图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寻找客观规律，对于历史问题看得很清楚，思想方法对头。这些都是他的著名的著作。
有一点不能不指出，王夫之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张献忠几次找他，而他不肯合作，这是阶级的局限。
（资料来源：中华书局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