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的编纂者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该书的作者却说法各异。
《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引日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向《战国策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则谓“《战国策》实(刘)向一家之学”，都把《战国策》的编纂或著作权归于西汉的刘向。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 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只承认把游士的著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年，近代学者罗根泽的《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出，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其理由是：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二，《战国策》原名名《短长》、《长书》、《 书》(“ ”即长)，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起，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土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惰长，亦即《短长》、《长书》、《惰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罗氏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但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