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在中国，专制主义还受到许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现实力量的支持。

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点应该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简单明白的话讲，就是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老板，即国家。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所以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至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胆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番道理在中国改行市场经济以后渐渐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国人迄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专制主义还容易受到十九世纪以来因为遭到外国侵略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正好一百年前如狂飚突起的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专制的启蒙运动，不过它确实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头的。以后的几十年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也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它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一个新兴的*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一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立刻可以使听众血脉贲张，满座若狂。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宋体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个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什么“个人主义”的观念，就同根本没有“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一样。虽然战国时候有个“杨朱为我”，但是其思想从未发育成一种有效的-、伦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将他同墨子一起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骂倒了。“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像谁都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识大体，顾大局”更是被认为是高贵的情操，然而就在这种情操之中，人人都变成了奴隶。上面所说的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决定摆脱人民公社的严酷束缚，自己谋一条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单干的时候，他们是自觉地在“犯罪”。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开辟的道路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还没有人把他们的行为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样的总结来。

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受到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支持。这样说有点像同语反复，似乎并无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不但是由上面说过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如董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所提倡，甚至铸造的，它还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释氏的消极的支持。现在是有人从老庄禅宗中间发现了所谓“消极的自由”，即使此言属实，他们反正是到现在都没有发展成为足以与专制主义对立或者足以消解专制主义的积极的自由。甚至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许多老-党员(包括少年时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样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事情才会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rule by law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