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亚大陆与中国原始社会(三)

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还可以参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430页）中叙述的印度村社共同体的情况进行探讨。

十九世纪，在印度还存在一种从太古沿袭而来的，狭小的村社共同体，“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农业的手工业的直接结合，固定的分工……每个共同体各成为一个自足的生产整体，……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满足共同体自身的直接需要，不是当作商品……在最简单的形态上，共同体是共同耕作土地，它的生产物则在社会诸成员间分配。同时，每一个家族都纺纱织布，以此等等为家庭副业。”印度共同体的生产方式，一夫一妻制父系家庭，男耕女织固定的家庭分工，也构成中国古代的原始的形态。不仅在印度，就是在东亚大陆也是具有普遍性。

印度村社共同体，是一个自足的生产整体。据《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资本论〉第三卷）记述，在共同体中，还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四种公职人员。这相当于秦汉时代县以下的乡官：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秦汉时代的乡是基层组织，属于自治团体的村社。黄河流域类似乡的共同体，早就见于记载春秋时代的情况。如齐国的三老，郑国的颍谷封人，卫国的仪封人等，都是共同体的公职人员。封人在汉代称为封君，他虽不是正式官吏，但地位却与王朝基层官吏相似，其家产已大大超过共同体的一般成员，故汉人又称之为“素封之家”。战国时代，列国争霸为动员人力、物力，就把这些共同体改为国家直接统治的公公邑，共同体已不能用公费维持三老生活，而使“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因而黄河流域的村社共同体就逐渐消逝了。但是象这样的共同体，在楚东江淮流域并未绝迹。在春秋战国时代，称为泗上十二诸侯，如鲁、卫、郑、蔡、宋等国，皆包括在此十二国中，这里还存在许多村社共同体。他们虽处于齐、楚、吴、载几个霸国之间，只是在维护其仅足自给的简单生活条件下，保存其内部组织，是无力也不能去抵抗霸国，谁强就服属于谁。老子为楚之苦县人，原属陈国（今安徽亳县地），他所反映的反战与小国寡民思想，就是在这种村社共同体基础上产生的。

据《老子·德经》：“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此从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今本增不字，已失老子原意），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纵使有可以杀伤十百人的利器，也是无用的。重死而远徙，就是不抵抗主义，谁来服谁，再不得已，就远徒他乡丛薄之中。战胜者既无从追捕，则虽有舟车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也无所陈之。他们远徙之后再建家园，从头做起，再回到原始社会，复结绳而用之。在闭塞，孤立的村社中，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古代地旷人稀，大有可以远徙处所。战国之于中、黔中的村社共同体，一部分就是江淮流域的村社人民，在那里重建的家园。

新建起来的村社共同体，只要不受外来干扰，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劳动中，是会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园的。《汉书·地理志》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以鱼猎山伐为业，果菰臝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在和平环境里也可以出现几个甘食、美服、安居、乐俗的乐土。所以晋太元中（376-396）武陵渔人进入桃花源，也不是乌托邦，而是村社共同体存在之中的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

古代村社共同在保持合耦共耕中，其贫富的分化，私有制的出现，也都是处于刚刚萌芽状态。因此在战国时代，在楚国境内也产生一种称为“神农之言”或“神农之教”的学说，这是以楚之村社共同体为背景的。《吕氏春秋·爱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这就是一个以一夫一妻，男耕女织相结合而仅足自给的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生产劳动，没有剥削的“贤者与民共耕而食”的社会。

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存在，史籍中有很多有关记录，但人们多是习焉不察。例如：古以三十里为一舍，军队师行的信、次是以三十里为倍数，《诗·噫嘻》歌颂周成王亲耕籍田也是“率时农夫……终三十里”，说明人民私田也是在三十里之内。三十里就是古代一个共同体的生存空间。此外，《石鼓文》也说“为卅里”；《蛮书》说南诏每一佃农“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这都是说明农民耕田是分配于三十里之中，这是受古代共同体制约的。

周初一个共同体，大约以百室为率，可以形成四个合偶共耕组。一夫所能耕种的最高限额是百亩，周初彻取一千亩为徭役地租，剥削还算轻微，于是出现“十千维耦”，“千耦其耘”的场面。这样的合耦共耕，也出现《诗·良耜》“百室盈止，妇子宁止”的安宁自足的共活。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从这样的村社共同体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