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从打鬼逐疫到隔离消毒
从打鬼逐疫到隔离消毒（一）
每当传染病流行时，一个好端端的健康人，得病后可以很快死亡，而且不问男女长幼，症状几乎相同。对于这种突然降临到人间的灾祸，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不同态度去对待。
打鬼逐疫
在奴隶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物质世界十分无知，鬼神观念占支配地位。每当疫病流行时，人们往往把疫病的原因归之于鬼神的作祟。为了消灾免祸，有的人俯首帖耳拜倒在神灵脚下，为了祈求上帝、祖先的降福或鬼神的宽赦，他们战战兢兢地供上大批牛、羊等祭品，企图通过祈祷或祭祀方式，乞求获得生存。但是，也有那么一批不买账的人，他们采取了骂鬼(咒语)、驱鬼(符)、打鬼、捉鬼的方式，与鬼神进行坚决的斗争。固然，这两种人都崇信鬼神，但是，前者在的精神枷锁下，毫无作为，甘心作鬼神的奴隶；后者却表示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这在鬼神观念占支配的代，确是难能可贵的。
根据《周礼·夏官》、《礼记·月令》等书记载，大约在二千多年前，我国人民每当年终岁首，从宫廷到乡间，普遍都要举行规模盛大的称之为"大傩(挪)"的打鬼逐疫仪式。《后汉书》记载了当时的盛况：在举行大傩仪式时，先组成一支几百人的打鬼队伍，领舞者叫"方相"，头戴假面，假面上有四只金光闪闪的眼睛，非常威猛可怕，身穿玄黑色的上衣，下面系着朱红色的围裙，手掌上蒙着熊皮，一手手执着长戈，一手扬起盾牌，舞踊着带头前进。方相氏率领的12神将，也都戴着假面，作12种兽舞，用长戈向四方冲击，如临大敌，喊声震地。这12个神将，名叫"甲作"的能吃凶鬼，名叫"胇胃"的能吃老虎，名叫"雄伯"的能吃妖怪，其他还有名叫“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等，象征他们能吃一切邪鬼病魔，凡是危害人类的都能一齐扫荡干净。在逐傩(疫)的行列中，还选择10岁到12岁的孩子120人，名叫“侲子”，跟随着呐喊，唱和着赶鬼的歌辞，以壮声威。参加逐傩的人，手里都持着火炬，呐喊着从阴暗处驱逐鬼祟，从宫内一直送到端门以外，象征把鬼赶出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前历史语言研究所曾经在安阳殷墟古墓中，发掘出方相氏戴的面具，它有四只金-的眼睛。从这个三于多年前留下来的古物上，说明古人企图借助方相氏的威力，在墓地上担任跳舞赶鬼的任务。
从山东嘉祥县武氏洞出土的汉代石刻“逐傩图”中，看到了当时打鬼逐摊的生动场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还看到虫豸两条，逐傩者手中高举扑虫的工具，并看到人们拿着罐、碗等物挥洒的情景，因此，使我们联想到古代在举行逐疫仪式时，同时还采取除害灭病措施。根据《后汉书》记载，逐疫时还播洒“赤丸、五谷”，借以起到驱虫防疫的作用。据张仲景《金匮要略》、葛洪《肘后方》记载，赤丸、黄丸由丹砂、雄黄一类具有一定杀虫效果的药物配成。
其实，我国古代人民采用防疫的措施不但早，而且方法也多。据《周礼·夏官》记载：“司耀·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司爟”(音贯gu6n，举火的意思)是周代掌管用火的官吏，他负责动员人民，利用火来烧燎防疫。又据《周礼·秋宫》记载，有翦氏、庶氏，应用莽草、嘉草来烧熏驱虫；"赤友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蜃”即大蛤，表明古代人民应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周礼》中又记载“蝈氏”用牡鞠灰来防疫杀虫；“壶涿氏”以“焚石”投水中来消灭水中病虫害。后来我国民间一直沿用这种风俗习惯，如《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日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月令辑要》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至今民间仍用烟熏灭虫，用石灰洒布屋角墙脚或用火焰来消灭病虫害。
从打鬼逐疫到隔离消毒（二）
端午除毒
相传端午节是四、五千年前，我国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近二千年来，成为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据说屈原是在五月初五日跳进汨罗江自尽的。我国民间每逢端午节，都要举行赛龙船的风俗，据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泊罗日，伤其死，故命舟揖以拯之。”端午节吃棕子，传说也是为了祭奠屈原，据《续齐谐记》载，开始人民“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后来，我国人民还每逢五月初五以兰汤为浴，家家门上挂菖蒲剑，洒雄黄酒，焚苍柏，熏艾叶，吃大蒜，喝雄黄酒，并且习惯在小孩衣襟上挂香袋，额上用雄黄写"王"字，耳孔涂雄黄等等。
端午节喝雄黄酒，据葛洪《肘后方》说：“雄黄散辟温气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帝京岁时纪胜》说：“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而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毒虫。”现知雄黄与珠砂含有汞、砷、砒等成分，具有杀菌和抑茵作用，对于毒疮、癣疥等皮肤病，是有一定疗效的。雄黄不溶于水而溶于酒，故民间服雄黄酒，用雄黄酊作为毒虫咬伤的解毒剂，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艾叶、苍术、雄黄、白芷混合烧薰，烧薰时它所挥发出来的芬馥浓郁的香气，能给人以醒脑除闷的快感。现经实验证明，它对金-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大肠杆菌、变形杆菌、白喉杆菌、伤寒及副伤寒杆菌、绿脓杆菌、枯草杆菌及结核杆菌，均有杀灭或抑制作用。用小野艾叶烟熏，对多种致病真菌也有抑菌作用。所以说，端午节的避邪除害活动，对于天气渐热防微杜渐，预防疫病，确是一个有利时机。只是端午节除毒的对象是蜈蚣、蛇、蝎子、壁虎与癞蛤膜。但是，古人所指的邪气，却包含有近代致病菌的思想。
隔离与消毒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内经》，已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巳乱治末乱”，明确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为了预防疾病，古代人民重视个人卫生与环境卫生，同时，又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这在阻止瘟疫的曼延，是有一定效果的。
古代人民已知有些疾病是自然界的疫气、邪气、厉气、毒气、瘴气、戾气、蛊毒、病虫或风等原因引起的，由此想到，只要避开这些致病的东西，就可以不遭受疫病的侵袭。因此，古代人民很早就采取隔离、避疫等措施。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到的秦简中，知道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律"中，已有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如发现患者，规定送往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的“疠所”或“疠迁所”。又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学。"表明当时曾设置有专门收容传染病患者类似时疫医院的机构。据《肘后方》记载：“赵翟病癞，历年不差，家乃斋粮送于山空中。”这是由家属将患者送至深山中隔离的事例。唐代释道宣的《续高僧传》记载，隋朝也设有专门收容麻风病患者的“病人坊”：“收养病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根据文献记载，我国从秦代开始，历经南北朝、隋唐以迄宋元时代，都设有具有隔离兼医疗使命的麻风病坊。
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染，古代人民很早就提出不到结核病人的家中问病吊丧。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安全，曾把它作为宫廷内的一项制度规定下来，据《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清朝统治阶级又进一步采取措施，为了预防皇室感染天花，特设"查痘章京"官职，指令他四出检查，如发现天花患者，即强令患者迁往四、五十里外的地方去居住。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海港检疫制度。17世纪中叶清嘉庆朝时，规定凡有海船回国者，必先遣人查看，若发现有出痘患者，须待痘疮平复后方准许进港。
隔离、避疫是防疫活动的一个方面，前面提到的药物烟熏，是我国人民采取的积极的防疫措施。据宋张杲《医说》引《集验方》说：“每欲出时，用雄黄一桐子大，火上烧烟起以熏脚绷、草履之类及袍袖间，即百毒不敢侵害……。”这项措施无疑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消毒作用的。明代李时珍则进一步明确到熏蒸消毒的效果，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此外，我国人民又应用药物来预防传染病。《诸病源候论》指出：“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唐孙思邈《千金方》治传尸骨蒸(结核)的金牙散，还兼作预防之用。元滑寿《麻疹全书》主张在麻疹流行季节，预服消毒保婴丹、代天宣化丸等来防患于未然。《青囊琐探》提出煎服紫草根预防麻疹。
通过以上几则典故的介绍，知道我国人民在与传染病的斗争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法，它在保障人民的健康中曾经起过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