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倭寇”争议
提要：20世纪30与50年代，大陆学者逐步提出，但今天几被遗忘的所谓的嘉靖“御倭”战争，实质上是由中国商人主导的反海禁的国内战争等观点，在学术界处于领先的地位。近几年，海内外出现的那些内地80年代关于嘉靖“倭寇”的新论，受日本学人的影响；战后，台湾学者在此领域探索，比海内领先一步；大陆80年代以前倭寇研究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没有新的观点”的结论，需重新审视。
当人们把求知、崇拜的目光渴望地抛向境外，或沉醉于取经、探宝而归的喜悦之中时，翻耘一下养育自己的母土曾经拥有的知识产权，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学术研究，大陆的，也是海外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一、问题的提出
1980年以来，以林仁川、陈抗生、戴裔煊等为代表的大陆历史学家，对传统的倭寇即日本海盗，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义的战争等观点，作了重新检讨：(1)朝廷严厉的海禁使东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转为寇、盗，故所谓的“嘉靖倭寇”，实质上是由中国海商领导，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人员参加的一场反对海禁思想的斗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标志，斗争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开放。(2)“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国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3)16世纪中叶，对外通商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杀海商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此造成的东南精华地区的社会破坏，其主要责任应有统治者来承担。(4)嘉靖抗“倭”使中国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和社会转型的机会，延缓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①。
以上观点，令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学界耳目一新，故被人们称为“新论”。尽管新论在大陆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毫无疑问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②。而在台湾学术界，类似的“新论”，已几成“定论”③。
近几年，随着国门洞开，与国际、海外学术交往的增加，人们发现，相似理论，在海外早已有之。樊树志教授认为：“在这方面，海峡彼岸的学者领先了一步”④。范中义、仝晰纲先生则表示：“国内八十年代后关于倭寇研究出现的一些新观点，原来在日本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故“所谓新观点受日本人的影响也很明显”，并引伸出“那种把嘉靖年间倭寇的入侵归结为中国内部的观点，实际是有意无意为侵略者开脱，应予屏弃”的“结语”⑤。与此同时，台湾学者也一再敲定，80年代以前，大陆学术界在倭寇研究方面“没有新的观点”⑥。
可是，笔者认为，只要大陆学者(这对台湾、日本学人来讲，可能有实际困难)，稍稍疏理一下自己倭寇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就不难发见，80年代海峡两岸及东瀛学者不约而同、进一步讨论的关于明代嘉靖倭寇研究的新论，早在30年代初的中国学界萌芽，至50年代，其基本观点已有大陆学者鲜明地、独立地提出了，并引起争鸣，只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曾经出现的新思维，今天已被人们渐渐淡忘而已。
因此，重温这些学术史片段，不仅仅是全面了解倭寇研究历程的需要，还涉及到中国(大陆)三代学人在此研究领域的学术建树，也有利于我们排除目前的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推动明代中日交流史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的提出，即基于此。
二、30与50年代大陆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提出及争鸣
关于嘉靖倭寇的起因等问题，从四百多年前的当事人开始，就出现了争议。但正统的观点一直是，嘉靖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抗倭完全是正义的。上世纪，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讨论，在国内经历了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等三次高潮。日本的研究节奏，也大抵如此。
(一)、30年代初中国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朦胧提出。
当代学者通常认为，30年代国内的倭寇研究，掺杂了民族情绪，除了对史料的构建，学术思想不被后学所看重。但近读杜鸣治发表于河南中山大学<<文科季刊>>第一期(1930年1月)的<<明代倭寇述要>>，其思绪和视野，似乎不像我辈所想象的。
杜文由“引言”、“倭寇猖獗之原因”、“倭寇事略表”、“倭寇之影响”及“结论”等五部分组成，全文约1.3万字。其中，在第二部分讨论倭寇猖獗之原因时，较早从“经济方面”切入：嘉靖“倭之入寇，由于沿海居民之导引，沿海居民之导引，由于钱粮尽责诸民”、“赋税繁重”。“奸民冒倭人旗帜，群起为寇”。“除居民而外，中国海盗，连倭入寇，亦为最著之事实……浙闽倭寇与海盗互为表里，而南直隶，山东，广东诸省亦然”。“倭人入寇，起于中国沿海奸民，违禁取利；富商大贾，皆与倭人贸易，海上番船，得以通行无阻，倭寇遂乘机以张也”。“寸板不许下海之禁，影响于倭寇之猖獗者至大也”。“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贾，沿海居民，皆与倭通。倭寇猖獗，理所固然也”。
以上言论，如果转换成今天的话语，这就是，一、走私贸易的盛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严厉的海禁，导致嘉靖倭寇的产生；二、嘉靖倭寇不可收拾，是因为中国人参与众多。若比较一下，这些论点的学术价值，胜于同时代日本学人的嘉靖倭寇，“中国人占相当比例”的观点，也似乎是60年代台湾陈文石先生的“沿海私人贸易与海禁的冲突，似乎是嘉靖大倭寇的起因”之先声⑦。
此外，作者在“倭寇之影响”一节中，对倭寇与中国沿海建筑，倭寇与中日文化、外交、交通等影响，也作了拓荒。尤为称道的是，杜先生还对明代中外交流史研究作了前瞻：“明代历史上最大之问题有二：一为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之考证，一为倭寇史实之研究……欲明有明一代东西洋文化构通之情形，不能不对此两大问题，作详细之探讨也”。又断言，“研究明代中日外交史者，除倭寇以外，几无可言也”。掩卷长思，笔者深深地为这些75年前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也不禁要问，我们对30年代中国学者对倭寇研究的概括，是否有失严谨与公允呢？
40年代末，范文澜也曾提出：“因通商引起战争”，故“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⑧。这与以往正统的观点，也是相左的。
(二)、50年代大陆学者对嘉靖“倭寇”新论的独立提出。
50年代，国内嘉靖倭寇研究又呈高潮，并出现了新旧两种观点的碰撞。但由于种种原因，曾经提出的新论和争鸣几被遗忘，那个高潮留给后人的印象，几乎仍仅仅是重复数百年来的意识而已。故当代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者的兴奋点，大都集中在日本50年代、台湾60年代、大陆80年代以降的成果上。可是，只要我们沿着80年代大陆学者若干论文提供的线索追溯，就不难寻找，倭寇新论，在50年代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就由我们的前辈鲜明地、独立地提出了。
1955年，陈鸣钟、云川⑨、尚钺、吴晗、韩大成等几乎同时对倭寇发生了兴趣。由于前两位表达的还是老观念，故这里仅介绍尚、吴、韩的看法。因他们的思想，几与世隔绝，故笔者先不得不以较大的篇幅，移录原文，以便讨论。
尚钺认为：嘉靖年间，“明帝国的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遂以它的封建权力实行禁海”。
“陈九德等与朱纨的斗争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东南沿海工商业实力人物主张开放对外贸易与明王朝统治阶级中腐朽封建势力的禁海或限制对外贸易政策的斗争”⑩。
吴晗指出：“明朝中叶十六世纪前期，通商热潮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高涨。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复市舶司，和反对派形成政治斗争”。“官僚政府的法令并不能阻压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对外通商的要求了”。当时，“沿海地主把资本转移到对外贸易的，主张通商；内地地主则反对通商，主张完全禁止海上贸易”。于是，“代表通商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兴力量――商业资本家和代表内地农业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两个敌对的派别，进行拼死的斗争……商业资本的发展，他们在政府里的代表，代表沿海通商派地主和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提出坚决的要求和进行顽强斗争。从这个斗争的实例说明了商业地主的代表出现于政治舞台上的历史意义”⑾。
韩大成也承认：明中叶，“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也便越来越强烈。这一矛盾反映在明王朝内部便出现了‘严海禁’和‘弛海禁’的斗争。但是经济的力量决不是任何强力所能阻止的。因此，尽管明王朝，一禁再禁，但是私人海外贸易却在不断扩大，并日益显示出不可遏止的趋势，嘉靖时朱纨的死便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⑿。
接着，左云鹏、刘重日对上述观点做了总结与发挥。他们以为：嘉靖朝“商人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更具有尖锐的性质，东南‘倭乱’即其斗争的形式。由于沿海贸易对各阶层人民都有切身利害关系……海商之所以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是和皇朝的海禁政策分不开的，他们既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自然就要用自己组织的武装来保护贸易的安全了。嘉靖朝开始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这就不能不使这一斗争更加尖锐起来。中国海商为维护自己利益而以武装贸易与皇权相对立；外国商人则尽力争取合法贸易的范围的扩大，日本诸道争贡的事实就说明了这点。但结果皇朝却相反地认为‘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这就严重违反了中外商人的利益，遂至造成了十多年的商业战争……因而这次战争是以中国商人为主的反海禁的战争……如果把这次战争看作是单纯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视了中国商人的主导地位是不合事实的”⒀。
综上所述，虽然，这些思路，还不如80年代的理论来得较为系统和完整，但是，改革开放后的新论的核心部分，如官逼民反的“反海禁说”、中国商人为主导的“国内战争说”、主张对外通商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时代的潮流，以及海禁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等基本思想已明确地提出。不仅如此，相对于后者，这些先哲的若干思维反而更少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如当代中国本土持新论者，有把嘉靖倭寇往农民起义身上靠拢，或者主要讨论下层民众的倾向。(按：如果反海禁的性质一旦确定，其意义何止是农民起义？)。然50年代的先行者，更关注上层和富人的冲突与作用。如左、刘的论文还特别提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人反对封建特权的斗争，历来都有官品士大夫的参加，并为商人张目，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人民的反海禁斗争中，闽浙官品士大夫公开反对皇朝的代表朱纨，使其不能贯彻海禁政策……”。我想，在官本位的明王朝，没有士大夫、贵官家的推波助澜，通商的热潮是不可能如此高涨的。而关注朝廷命官、地方乡绅、势家大族等在通商和倭寇中的作用，既是嘉靖时期的当事人，如朱纨等一再强调的，却却又是日本50年代、台湾80年代以来，学界讨论的热点。再如，他们把“争贡”事件，归结为“外国商人则尽力争取合法贸易的范围的扩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所致。这比当代大陆争鸣双方(持新论者认为发生暴力是偶然的，另一方则断定是嘉靖倭寇的发端)的心胸和视野，都更为宽广。经济的交流是双向的，中外商人的权利都应兼顾。16世纪中叶，无论是西方的葡萄牙，还是东邻的日本，他们来到那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明帝国，首要的目的就是商品交易，从中牟利。而只有设身处地考虑到，在明廷“寸板不许下海”的高压政策面前，坐大了的中国商人，顿时内外交困，倾家荡产；一心想来中国发财的、武装了的外国商人，处处碰壁，血本无归(如果葡萄牙人不能在澳门落脚，事态会变得更糟)的情景下，暴力反抗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这些都是我们想弄清楚那段历史所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按：内地当代学者往往对外国商人视而不见，这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国际贸易，怎可仅讲明朝一方呢？时人较为认同的，“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番客夷商)。
据此盱衡，本人认为，即使把50年代大陆学者提出的上述观念与本文开篇的倭寇新论相比，前者的学术价值在总体上也不亚于后者；显然，也超越了日本、台湾在80年代以前，对嘉靖倭寇性质讨论所下的定义。更何况，尚、吴、韩、左、刘等历史学家，是在闭关锁国、中日尚处于“不正常状态”的背景下，思考出这些问题，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新论问世后，就遭到批判与批评。如陈牧野指出，把嘉靖倭寇夸大为商业战争“是错误的”，说中国商人占主导地位“是不妥当的”，“明朝平定倭患是完全正义的，是属于防御性的”。不过，当时作者也承认：“断定它是具有反海禁的性质，这点我是完全同意的”⒁。陈智超在<<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一文中，也从侧面批评了新论，认为“尚钺、吴晗同志……过高估计明代海外贸易的作用”，还忠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除了以上两个对立的观点外，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折中，即一方面承认具有反海禁的性质，另一方面又表白御倭是正义的声音。如王裕群先生既肯定嘉靖朝“所进行的是反侵略、反掠夺的自卫战争”，又指出，“市舶问题上的争论……也说明了新的生产力和落后的封建势力的矛盾斗争”。结果，“大大地打击了东南沿海新兴的工商业者……明代统治者违反了客观法则宣布罢市舶断绝一切国外贸易，这样只有使正当的贸易也走上非法的道路，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罢市舶是一种拙劣的政策……可见法律如果违反了客观法则是会失效的”⒂。这实际上开80年代来，以王守稼为代表的在嘉靖倭寇性质认识上，取折中观点之先河⒃。这也标明，80年代后，在这一研究领域出现的三大派别(观念)，在50年代也都初具雏形了。
由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50年代新论的开拓者，似乎没有对批评进行反批评。此后，似乎除了田汝康60年代重申，嘉靖时期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虽出现了禁海与反禁海之争，但总的态度是“对海外贸易不仅不感兴趣，甚而认为难以监督控制而加以敌视”而表示遗憾外⒄，大陆嘉靖倭寇研究一度蛰伏。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再次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热点。
十分遗憾的是，这一并非遥远、又是50年代为数不多的学术争论之一，几乎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我之所以界定为“几乎”，是因为此学案，曾有人不经意地提起过。
王守稼先生在质疑部分新论时指出：“类似论点，早在五十年代也已有人提出过，认为嘉靖年间的这场斗争‘是明代历史上新生阶级对封建制度首次冲击的尝试’、‘曲折的反映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⒅。王先生几乎触摸到这段历史，但遗憾的是，他披露的不是新论提出者的观点，而是反对新论的陈牧野有条件地同意对方的若干论点，显然，也就不是那个时代新论的主流。有趣的是，“陈牧野”是大陆在嘉靖倭寇问题上持传统观点的代表人物――陈学文之笔名，更由于陈氏80年代收回了当初自己也接受的，如“明代倭寇之患，到了嘉靖朝为之猖獗，实因罢市舶断贸易所致”⒆等观点。故陈先生读到王文后，“惶恐”之余，当即对其予以纠正：“<<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诣旨是说明御倭战争的正义性，恐怕与‘陈文’、‘林(仁川――笔者注)文’的观点没有什么学术上的关联”⒇。无独有偶，范中义、仝晰纲的专著在介绍陈牧野的论文时，也采用了与“王文”完全相同的笔法(21)，正是蹊跷。
由此可见，人们虽然没有完全忘却那个“新论”与争议，却模糊了真相；能举例反新论者肯定对手的若干观点，却对新论主体没有注意。舍此，据笔者视野所及，近几年，大陆，包括陈小法的最新成果――<<明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动向――以倭寇为中心>>(载江静：<<日本历史与文化>>，国际文化工房，2004年版，第190-228页)在内的涉及倭寇研究学术史回顾的著述，似乎没有一篇提到上世纪30与50年代这些闪烁着智慧之光的学术思想，都认为“关于倭寇的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内大陆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22)。当大陆学人，几乎众口一词，把自己的知识产权、学术话语，拱手相送的同时，海峡彼岸的学者也笃信，从战前到70年代，中国(不含台湾)方面，始终只有传统观点，而“无法再深入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日本学界，“成果相当逊色”(23)。又从相关的信息推知，日本学术界对大陆30与50年代的新论，似乎也没有关注(24)。可见，对大陆倭寇研究史的整体把握，是海内的，也是海外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三、审时度势，嘉靖“倭寇”新论都是可以独立提出的
确立了大陆30、50年代嘉靖倭寇新论的地位，以及相对于日本、台湾，大陆80年代后的倭寇新论与本土50年代反传统的观点和思路最为接近的史实，也等于论证了80年代以来，大陆倭寇新论，受日本五六十年代的影响的推理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台湾学者领先内地一步，以及海内80年代前倭寇研究“看法基本一致”，或了无新意的提法是否确切，也就不辨自明。甚至，70年代以前，大陆倭寇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日本学界，“成果相当逊色”的论断，也可商榷。那么，这是否同时也贬低了80年代的大陆新论，抑或是日本、台湾的相似成果，也受大陆30、50年代的思想影响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在科学创造史上，当一个学科进展到一定的阶段，同一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有可能对同一个问题感兴趣。如英国的牛顿与德国的莱布尼茨都于1670年前后，各自创建了微积分学。也会有，同一地区的学者在不同的时代思考着同一个命题。如英国的达尔文在1838年时形成了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20年后，另一个英国的生物学家华莱士，于1858年也独立地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结论(25)。
中、日两国三方对倭寇新论的提出，也应该属这种情况。
大家若比较一下，倭寇研究三次高潮的发生，都有两个特征：一是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不管是取向相同，抑或是意见杆格，研究者都不约而同；一是新论的提出与推进，趋势一致，但各有侧重。
因为，该课题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前人不仅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还下载了时人不同的看法。因此，只要充分占有这些资料，留意那个时代人们的议论，再把它放在16世纪中叶国际贸易大潮中去审视，便可提出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26)。
讨论嘉靖倭寇的性质，不是史料而是意识问题，即怎样看待皇权与人民利益、专制政治与国家经济，孰重孰轻的观念问题？是重本抑末，还是工商皆本的认识问题？是闭关与开放，哪个符合时代潮流的看法问题？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有相似的看法；一个时代同一或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人，认识歧异，甚至截然相反，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同一个学者，随着理念的转换，改变以前的想法，也属正常。目前大陆在此问题上，观点还没有统一，可以再继续争鸣。但学术问题，切忌“上纲上线”。对认可反海禁说的，不该戴上“为侵略者开脱”的帽子；坚持反侵略理论的，也不见得只有他们才爱国。可以这么说，嘉靖倭寇事件的定性与研究的推进，处决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16世纪中叶世界发展趋向的认知和表达认知的学术氛围。故就国内(大陆)而言，三次新论分别出现在30年代初、反右前夕和开放之后，都绝非偶然。鉴于此，加之当时的政治局势制约了三地学者和传媒之间的沟通，所以，笔者倾向于30-80年代，中日两国三方(49年后)不同时期拥有的相似的“倭寇”新论，都是可以独创的。如果非要说影响，则50-70年代，大陆与台湾、日本之间，互相启发的可能性甚微；而台湾与日本的学说，倒可共同渗透。
不过，由于台湾林丽月1980年发表的观点似乎没有大陆学者的清晰和完整(27)，日本80年代倭寇新论的代表作――田中健夫的<<倭寇――海的历史>>(东京教育社)付梓于1982年(中译本1987年)，故就事论事，仅从80年代倭寇新论推出的时间看，大陆学者，仍走在时代之前列；且林仁川、戴裔煊对嘉靖倭寇的定性，至今仍基本上代表着该领域宏观讨论的水准和研究趋向。至于大陆近20年来，倭寇研究“不能在向前推进”(28)(我基本同意此说)，以及倭寇发生在中国大陆，倭寇史料的整理和研究题材的开拓，主要在海外的遗憾，那是另外一回事。
1930、1955、1980年，是中国，也是国际倭寇研究的三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