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农业影响人类生活
在日前由澳大利亚棉商协会举办的澳大利亚棉花研讨会上，转基因棉花受到了与会媒体的广泛关注。据澳大利亚棉商协会主席介绍，目前澳洲有30％的棉田里种植着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棉株在抗病虫害、耐除草剂等一个或多个性状上具有传统育种植株所无法得到的优势，能够获得稳定的高产，还可以大大减少杀虫剂等化学药品的使用量。澳大利亚棉农在体验了转基因技术的威力之后，纷纷要求在本地区扩大种植转基因棉花。
我国是全球转基因棉花的两大主要种植国之一，在我国棉花主产区之一的河北省，抗虫害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占棉花种植面积的20％，由此大幅节约了杀虫剂和劳动力，增加了25％的产量。其他转基因农作物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测算，2000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为4420万公顷，几乎是英国国土面积的两倍。在1996年至2000年的5年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增长了25倍，同期，批准种植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数量也增加了一倍以上。联合国环境开发署的一项统计表明，随着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及自然资源的无节制开发，全球每年有近2100万公顷可耕地丧失生产能力。粮农组织认为，到2025年，人均可耕地面积将从1990年的0.3公顷减少到0.24公顷，而目前全球已经有8亿以上的人口存在着饥饿或营养不良的问题。
改善这种处境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率，以保障人类对食品、纺织品乃至饲料的需求，转基因革命则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转基因革命的效果是如此立竿见影，美国仅转基因玉米产品获得的超额利润，就达每年40亿美元。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还是受到了很大限制。仍以棉花为例，由于民间组织的压力，澳大利亚政府做出规定，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将不超过总面积的30％。在舆论的反对声中，印度尼西亚长时间没有批准扩大转基因棉花种植的计划。在泰国，由于担心转基因棉花与泰国稻米之间异花授粉，一些农民焚烧了转基因棉田。
反对者的理由很简单。转基因技术改变了一个物种原有的DNA结构，而这种改变与杂交育种所产生的改变不同。经过转基因处理，一个物种获得了本身或其变种不可能自然拥有的由其他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基因中转入的基因片段。这种转入是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和目的而设计的，且打破了生物种（类）之间的界限。重新组合后的DNA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可能具有复杂长远的影响。和所有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有利亦有弊，但我们对这种利弊的认识还不够透彻。这样，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在日本、澳大利亚、欧盟和北美等国早已成为焦点，消费者团体和环保组织掀起了各种反对运动。
早在反对运动开始之初，欧盟国家就已决定在重新立法之前暂停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流通。巴西宣布暂停种植转基因大豆，日本也将重新研究和制定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安全评估标准。之后，在最大的转基因农作物产地美国，忧虑的人们要求几个最大的婴儿食品厂家和食品公司停止用转基因粮食作原料。
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农产品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农产品的立场，对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采取了歧视性政策。而且，这些国家完全可以将本国法律不允许的转基因产品通过贸易方式出口到法律上没有限制的国家，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在没有关于转基因相关立法的国家，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食品的业者往往对自己的产品讳莫如深。无论是否喜欢，消费者对自己使用或食用的农产品一头雾水，成为事实上的义务试验员。这种试验，是以可能损害消费者健康和生存环境为代价的。
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健康角度出发，在转基因产品的安全问题未得出明确结论之前，加强对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食品的管理是重要的，也是合理的。这就要求适当限制或规范转基因产品的商业运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并实施严格的安全管理和审批制度。
在有关法规未出台之前，消费者至少应当知情，应能自己决定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目前采用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在转基因产品的包装上贴上标签，做出标示。欧洲国家对此的规定最为严格，如瑞士，食品中如果存有痕量（微克／公斤以下）的转基因成分就必须明确标示。 （邰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