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危机的真相 李东生在迷失之际如何自省

刘红鹰：在前不久的主编直评里，我们讨论了李东生掀起了的组织变革，将对TCL的国际化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现在我们更本质地询问，李东生在迷失之际该如何自省，TCL的危机、国际化的困难的本质及价值。

袁卫东：李东生于何处自省

情况十分清晰，TCL已然处于一种深刻的企业危机之中。

历时两年备受煎熬的TCL国际化（海外并购），不仅未能赢得拟议中的战略突破，反而因为巨额的亏损和并购整合的危机传导，将TCL整体拖入企业大震荡之中，“旧”的TCL不断被冲击、变化和重组，但“新”的“国际化”的TCL看起来还未建立。

自2002年TCL以企业改制、海外并购正在衰落的欧美中等品牌的“组合行动”，一度被视为20年来中国企业战略大突围的标志性企业，而TCL总裁李东生一度被视为本土企业的“新旗手”。但当下，危机中TCL的走向，已的确取决于一个时代的中国企业代表人物如何面对真相，认识自我，维新自救？

公平地说，一场本质相当于“企业再造”的国际化，18个月就毕其功于一役，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真问题并不在这里。回到初衷，李东生甘冒巨大风险，走上所谓跨国并购的“不归路”，无非是想解决为什么20多年来“中国制造”越来越陷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的“大危机”？

TCL海外并购式道路除了以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抓住欧美中等品牌衰落的机会，透过收购寻求快速“做大”企业，在“规模”上成为电视和手机的全球最主要的企业之一；背后隐含的意图是透过并购获得TCL急需的“先进”产业技术（电视和手机都如此）、品牌影响力、欧美的主流市场通道，甚至由此推动 TCL的企业组织和文化变革，让其整体上在一种国际化的压力下转变为“新的国际企业”。如是则似乎可以一举破除笼罩在20多年中国企业命运上的“魔咒”和 “轮回”。 李东生的“战略算盘”不谓不精。但事实的进程却衍生出重重困境。

巨额亏损的业务危机，实际掩盖了TCL更本质的危机，从“外势”寻求公司价值的行程已然走到尽头。历尽辛苦在海外并购中获得的CRT全球霸主，对于产业和公司的未来突然失去了意义，一个美国500强观念中的“1500亿”（原来的时间表为2010年）的宏伟TCL，不仅没有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宗教\ "，反而加重了企业的危机。

这是在“旧世界观”中的挣扎。因为，同样是危机，为什么有的企业就此坚定走上追求客户价值的道路，寻求内在价值和能力的“精进”？而有的却就此踏上忽略内在价值，拼命增强外势的道路，甚至还在传统的追求“资源垄断”（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危机的真相，不是什么“18个月不能扭亏”，而是无法真正回归到客户价值回答，TCL到底代表了什么？是科技的进步，是更方便更有品质的产品，还是什么样生活方式的塑造……而在痴迷于市场机会主义和公司规模的追逐中，无数客户心中的那个TCL，已经失去了最初868电话和王牌彩电曾坚持的“品质”路线，并在所谓多元化的利益诱惑和驱动下越走越远。

这大概揭示了李东生一直想造就新的TCL，但6年间没有实质进步的根由。

或许，李东生应该举起大锤砸掉败坏TCL品质的产品，或者至少在指着一个角落里布满灰尘的TCL产品痛心疾首？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而在2002年国际并购之前的文化动员大会上，李曾自责自省，“我作为总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担当TCL在IT转型上的失误，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自省高度。一个当年勇于自省，承担责任的李东生，哪里去了？

在消费电子业的历史坐标上，对比索尼井深大和盛田昭夫、三星李健熙等标志性的人物，对于电子产品本身的痴迷，李不是一个痴迷于产品和技术的人物；也不是如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那样，其公司经营受佛教的影响和浸润，最终将做企业视为服务全人类的修炼和“精进”。但李东生并不是一个不“求道”的人物。其关于“学习日本”的持续提法，始终可以窥见其意图获得“日本制造”成就之道的渴念。但问题是为什么20年之久，中国企业最终并没有真正学习到“日本制造”成就的“精益制造”的精神？而是不断走向自己商业环境的迷局之中，在“比较优势”的“迷雾”下，甘愿在“中国式成本”的竞争力迷思之中“自慰”？

一手缔造京瓷等两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曾经体悟到，内心不渴望的东西，它就不可能靠近自己，“你能够实现的，只能是你自己内心渴望的东西”。所以20多年来中国企业价值的迷失，并不是反思的“过度”，还是没有达到“正心诚意”，切实的“身体力行”。李东生执著于儒家思想，并推崇曾国藩式的自省，以“求道”于中国的环境和文化中如何成功做事？在一个巨大转型社会所造出的异常庞杂的商业环境中，李试图为企业和自己的经营管理确立价值基础，甚至回到传统寻 “根”，再求方法，这已和“流俗”的商业人物有巨大的区别。

但李东生所执著的儒家思想，可以将一个企业带入对国家之担当，超过本质上对普遍“人类”服务的担当，TCL的发展深层精神驱动力中，一直比较凸现的是 \"产业报国\"，背后是近现代史的中国屈辱（这也是“后进者”赶超“先进”常用的精神工具）。但回到单纯的现代“个人”的角度，TCL的品牌和使命，就显得相当弱化，它无法决定性的在科技和生活的本质意义上标定自己的独特价值。而李在经营变革中“运作”企业的超常经验，加重了这种倾向。

TCL的“危机”象征了20多年来中国大公司的典型困境。他们在某种使命的担当中，反而陷入公司价值的“迷雾”，在“旧世界”之中挣扎。（刘红鹰 网易财富中心总监；袁卫东《21世纪商业评论》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