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些焕发出灿烂光辉的文明古国都有具有世界性代表意义的性文学，这些性文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性观念。
在世界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些焕发出灿烂光辉的文明古国都有具有世界性代表意义的性文学，这可以以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代中国以及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很大的日本等国家和民族的情况来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著名戏剧中也有许多性的内容，无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如此。例如在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里就很典型。在他的其他作品里也不乏性内容，特别是他的《青蛙》一戏，性内容更多。其实，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中有性内容的比比皆是，例如欧里庇得斯的《厄勒克特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勒克斯》中都有许多性内容，对乱伦的描述更多。可能像希腊神话一样，反映出那个时代这种杂交状况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残余。
在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性文学著作是奥维德的《爱经》(又称《爱的艺术》)。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广为流传，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把它推崇为一部启蒙著作。他们认为，此书表明了爱不仅是一种动物本能或需尽的义务，而是一种需要人精心培养的复杂又充满人性的升华了的两性关系。直至今日，人们读这部书，还可以了解2000年前古罗马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貌，那时的性知识、性技巧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印度也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视性爱为神圣悦乐的国家，古印度的一些性文学艺术的价值更为突出，像一串串光彩夺目的珍珠，照耀着历史发展的道路。
印度的性文学在体裁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史诗或叙事诗，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二是论述，以《欲经》为代表；三是故事集，通常取名“夜谈”或“夜话”，其代表作品就是《鹦鹉七十夜谈》。
从总体来看，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虽然有不少性的内容，但并不是性爱著作。印度的第一部性爱著作是《欲经》，也有译为《印度爱经》、《卡玛箴言集》的。这是世界性文化史的经典著作之一。
印度人认为，性是生活中最自然、最美好的事情，《欲经》的作者婆蹉衍那所强调的性的至高无上的愉悦正是当时社会观点的一种集中表现。在印度，性不仅被认为是正常的和必须的，更被看成是神圣的。它被作为宇宙的人类衍生物及印度的宗教象征来加以强调，它也作为精神和物质的联合体、作为湿婆和拜力神祗交合的象征，也就是说，性创造了世界。正因为古代印度人把性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所以从这一高度出发的《欲经》，成为印度文化传统中的基础部分和印度著作中的伟大经典。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最古老的性文学著作当推《源氏物语》。它出现在公元10世纪前后，比卜迦丘的《十日谈》早300年，比曹雪芹的《红楼梦》早700年。同时，它也是当时世界上篇幅最长、女主角最多的小说，但是女主角虽多，全书却大部分以一个男主角串联情节。全书共54卷，前40卷的男主角叫光源氏，《源氏物语》的书名即由此而来。本书的作者叫紫式部，是一个宫中女官。
《源氏物语》结构宏伟，辞藻美丽，文学价值很高。在这部书中，恋母情结、家族情结、近亲相奸、见异思迁、性错乱及无穷无尽的色欲，都被揭发出来。作者可能通过这一连串的情节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批判；也可能通过这一连串的意淫和肉欲来表现人性之无可救赎，最后达到日本文学传统之一的“物之哀”。认为在人的世界经过性的欲望和荣华富贵后，最后带是空虚的悲哀，即佛家所说的“寂灭”。
历史发展到14、15、16世纪，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主张光复人性，所以性的解放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人们的这种愿望与追求的反映，大量的性文学作品应运而兴。在这方面，打响了第一炮的是卜迦丘的《十日谈》。
《十日谈》中有许多故事描述已婚女子与情人的幽会。这些故事粗粗看来似有诲淫性质，没有多少深刻的含义，但是实际上卜迦丘是以对中世纪禁欲主义与贞节观的憎恨和反叛来写这本书的。例如第七天的第二个故事:有个石工娶了个漂亮妻子，每当石工去工厂做工时，妻子就叫情夫在家幽会。有一天正在幽会，丈夫突然回家，妻子叫情夫躲在木桶里。丈夫带来一个买木桶的人，说愿出五弗令金币来买这只桶；妻子急中生智，说有人愿出七弗令，这人现在正钻进桶里查看木桶是否完好。这时情夫从桶中出来，抱怨这个桶内部太脏，于是丈夫就爬进桶内去洗刷，妻子则将头探进桶内指挥洗刷。这时，情夫就用“后入位”的姿势和这女人性交，性交完事后，桶也洗刷好了，于是妻子就叫丈夫出来把桶运到情夫家去。
在这一时期，还有个十分著名的作家马奎斯·德·沙德，可以说他是性文学史上的一个怪人和狂人，他的名字沙德(Sade)为欧洲语言留下了“虐待狂”(Sadism)的字样。可是，由于有伤风化、违反道德，他的手稿能够留传下来的大约还不足他的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但仅仅这一小部分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曾经称沙德的作品为“18世纪的性变态百科全书”。他幸存的主要作品有《贾斯坦》(1781年)、《一百二十天的淫乱》(1785年)、《艾琳和瓦尔库尔》 (1788年)、《闺房里的哲学家》(1759年)、《朱丝汀——美德的不遇》(1796年)、《爱的罪恶》(1800年)，等等。
在19世纪后期，又出现了一本著名的性小说《披兽皮的维纳斯》。此书重点描写性变态，堪与上一个世纪沙德的作品媲美。这本书形式上是小说，但在内容上有很大程度的自传成分。作者是萨克尔·马索。该书的主要价值恐怕也只是让人们借此了解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性心理变态，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种作品来，也正是因为他自身就是个性心理变态者。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性文学作品产量很大，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需要。维多利亚时代是性禁锢十分严酷的时代，而出现了以上这种现象明显地是一种“反弹”作用。关于这一时期的色情书籍，斯宾塞的目录索引中搜集的书名有：《床上伴侣》(又名《年轻小姐指南》，1820年)、《夫人的女仆三部曲：冒险、私通、奸情》(1822年)、《现代浪子》(1824年)、《淫荡的淘气鬼》(1828年)、《引诱红衣主教》(1830年)、《塞拉格里奥发生的故事》(1830年)、《维纳斯的爱》(1830年)以及《怎样求爱》、《如何唤起爱欲》、《多种作爱法》、《两位女士的淫史和她们的密信集》、《英俊完美的表哥》、《第一次性交感觉详述》、《它们的引见》、《他们正享受着美妙春情》等等。此外，还有些色情文学作品，尽管名义上是英国出版，实际上是在巴黎或布鲁塞尔出版的。这些书之所以要冒“英国出版”的名，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英国出版的性文学作品比较“正宗”。
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版了一本相当有名的性文学作品《1601，都铎王朝时一次壁炉边的社交谈话》，简称《1601年》或《壁炉边的谈话》，作者是塞谬尔·兰霍恩·克莱门，即马克·吐温。这是一本以色情内容对话形式写成的小说，具有很大的讽刺意义。对话是发生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和各个大臣之间，其中还包括很多文化名人，如莎士比亚、培根、本·约翰逊、瓦尔特·拉勒夫等，也有一些虚构的女士。马克·吐温说：“我写的是可能有过的对话，我使用了当时(1601年)的语言习惯。”
在世界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些焕发出灿烂光辉的文明古国都有具有世界性代表意义的性文学，这些性文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性观念。
在世界古代文学宝库中，一些焕发出灿烂光辉的文明古国都有具有世界性代表意义的性文学，这可以以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代中国以及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很大的日本等国家和民族的情况来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著名戏剧中也有许多性的内容，无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如此。例如在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忒拉忒》里就很典型。在他的其他作品里也不乏性内容，特别是他的《青蛙》一戏，性内容更多。其实，古希腊作家的作品中有性内容的比比皆是，例如欧里庇得斯的《厄勒克特拉》、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勒克斯》中都有许多性内容，对乱伦的描述更多。可能像希腊神话一样，反映出那个时代这种杂交状况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残余。
在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性文学著作是奥维德的《爱经》(又称《爱的艺术》)。这本书自问世以来广为流传，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把它推崇为一部启蒙著作。他们认为，此书表明了爱不仅是一种动物本能或需尽的义务，而是一种需要人精心培养的复杂又充满人性的升华了的两性关系。直至今日，人们读这部书，还可以了解2000年前古罗马人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貌，那时的性知识、性技巧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印度也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之一，是一个视性爱为神圣悦乐的国家，古印度的一些性文学艺术的价值更为突出，像一串串光彩夺目的珍珠，照耀着历史发展的道路。
印度的性文学在体裁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史诗或叙事诗，如《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二是论述，以《欲经》为代表；三是故事集，通常取名“夜谈”或“夜话”，其代表作品就是《鹦鹉七十夜谈》。
从总体来看，印度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虽然有不少性的内容，但并不是性爱著作。印度的第一部性爱著作是《欲经》，也有译为《印度爱经》、《卡玛箴言集》的。这是世界性文化史的经典著作之一。
印度人认为，性是生活中最自然、最美好的事情，《欲经》的作者婆蹉衍那所强调的性的至高无上的愉悦正是当时社会观点的一种集中表现。在印度，性不仅被认为是正常的和必须的，更被看成是神圣的。它被作为宇宙的人类衍生物及印度的宗教象征来加以强调，它也作为精神和物质的联合体、作为湿婆和拜力神祗交合的象征，也就是说，性创造了世界。正因为古代印度人把性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所以从这一高度出发的《欲经》，成为印度文化传统中的基础部分和印度著作中的伟大经典。
在中国的近邻日本，最古老的性文学著作当推《源氏物语》。它出现在公元10世纪前后，比卜迦丘的《十日谈》早300年，比曹雪芹的《红楼梦》早700年。同时，它也是当时世界上篇幅最长、女主角最多的小说，但是女主角虽多，全书却大部分以一个男主角串联情节。全书共54卷，前40卷的男主角叫光源氏，《源氏物语》的书名即由此而来。本书的作者叫紫式部，是一个宫中女官。
《源氏物语》结构宏伟，辞藻美丽，文学价值很高。在这部书中，恋母情结、家族情结、近亲相奸、见异思迁、性错乱及无穷无尽的色欲，都被揭发出来。作者可能通过这一连串的情节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批判；也可能通过这一连串的意淫和肉欲来表现人性之无可救赎，最后达到日本文学传统之一的“物之哀”。认为在人的世界经过性的欲望和荣华富贵后，最后带是空虚的悲哀，即佛家所说的“寂灭”。
历史发展到14、15、16世纪，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主张光复人性，所以性的解放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人们的这种愿望与追求的反映，大量的性文学作品应运而兴。在这方面，打响了第一炮的是卜迦丘的《十日谈》。
《十日谈》中有许多故事描述已婚女子与情人的幽会。这些故事粗粗看来似有诲淫性质，没有多少深刻的含义，但是实际上卜迦丘是以对中世纪禁欲主义与贞节观的憎恨和反叛来写这本书的。例如第七天的第二个故事:有个石工娶了个漂亮妻子，每当石工去工厂做工时，妻子就叫情夫在家幽会。有一天正在幽会，丈夫突然回家，妻子叫情夫躲在木桶里。丈夫带来一个买木桶的人，说愿出五弗令金币来买这只桶；妻子急中生智，说有人愿出七弗令，这人现在正钻进桶里查看木桶是否完好。这时情夫从桶中出来，抱怨这个桶内部太脏，于是丈夫就爬进桶内去洗刷，妻子则将头探进桶内指挥洗刷。这时，情夫就用“后入位”的姿势和这女人性交，性交完事后，桶也洗刷好了，于是妻子就叫丈夫出来把桶运到情夫家去。
在这一时期，还有个十分著名的作家马奎斯·德·沙德，可以说他是性文学史上的一个怪人和狂人，他的名字沙德(Sade)为欧洲语言留下了“虐待狂”(Sadism)的字样。可是，由于有伤风化、违反道德，他的手稿能够留传下来的大约还不足他的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但仅仅这一小部分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性心理学家哈夫洛克·霭理士曾经称沙德的作品为“18世纪的性变态百科全书”。他幸存的主要作品有《贾斯坦》(1781年)、《一百二十天的淫乱》(1785年)、《艾琳和瓦尔库尔》 (1788年)、《闺房里的哲学家》(1759年)、《朱丝汀——美德的不遇》(1796年)、《爱的罪恶》(1800年)，等等。
在19世纪后期，又出现了一本著名的性小说《披兽皮的维纳斯》。此书重点描写性变态，堪与上一个世纪沙德的作品媲美。这本书形式上是小说，但在内容上有很大程度的自传成分。作者是萨克尔·马索。该书的主要价值恐怕也只是让人们借此了解在历史上存在过这种性心理变态，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作者之所以能写出这种作品来，也正是因为他自身就是个性心理变态者。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性文学作品产量很大，这反映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需要。维多利亚时代是性禁锢十分严酷的时代，而出现了以上这种现象明显地是一种“反弹”作用。关于这一时期的色情书籍，斯宾塞的目录索引中搜集的书名有：《床上伴侣》(又名《年轻小姐指南》，1820年)、《夫人的女仆三部曲：冒险、私通、奸情》(1822年)、《现代浪子》(1824年)、《淫荡的淘气鬼》(1828年)、《引诱红衣主教》(1830年)、《塞拉格里奥发生的故事》(1830年)、《维纳斯的爱》(1830年)以及《怎样求爱》、《如何唤起爱欲》、《多种作爱法》、《两位女士的淫史和她们的密信集》、《英俊完美的表哥》、《第一次性交感觉详述》、《它们的引见》、《他们正享受着美妙春情》等等。此外，还有些色情文学作品，尽管名义上是英国出版，实际上是在巴黎或布鲁塞尔出版的。这些书之所以要冒“英国出版”的名，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英国出版的性文学作品比较“正宗”。
在这个时期，美国出版了一本相当有名的性文学作品《1601，都铎王朝时一次壁炉边的社交谈话》，简称《1601年》或《壁炉边的谈话》，作者是塞谬尔·兰霍恩·克莱门，即马克·吐温。这是一本以色情内容对话形式写成的小说，具有很大的讽刺意义。对话是发生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和各个大臣之间，其中还包括很多文化名人，如莎士比亚、培根、本·约翰逊、瓦尔特·拉勒夫等，也有一些虚构的女士。马克·吐温说：“我写的是可能有过的对话，我使用了当时(1601年)的语言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