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改革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社会改革成了权贵资本主义？！
中青在线(北京) 孙立平 2006-02-26 16:18:53来源: 网易
好的市场经济 VS 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过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脱离了过去的再分配体制，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从而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表明，2002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达到69%，高于国际上判断市场经济国家60%的临界水平。尽管对其中的一些判断，特别是行政权力与市场的关系，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基本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共识已经形成。这个判断一方面表明，在我国，经过20多年的努力，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另一方面表明，以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为目标的改革进程已经接近结束，至少单边突进式的改革模式已经到了转换的时候。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我们经过20多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坏的市场经济？
早在5年前，钱颖一先生《市场与法治》一文中就提出了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概念。他说，事实上，当今世界上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后者多于前者。因此，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防止滑入一个坏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可以说，我们建立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比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小。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先生说，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天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
问题是发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但发生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改革的难度加大，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却很难让人信服。因为在面对复杂的局面而容易“出错”的时候，这种“错”应当是散射性的。如果所有的“错”都使得结果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特别是总是对某些少数人有利而对其他的多数人不利，就使人相信这决不是自然地“出错”。还有人认为，改革到了付代价或者所谓“阵痛”的阶段，即现在已经由改革初期的人人受益的阶段进入一些人要付出代价的阶段。这样的说法从理论上也没错，因为改革要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调整就要有人付出代价。但理论的逻辑很难概括严峻的现实。能够换来未来补偿的暂时付出可以称之为“阵痛”，不能换来未来补偿但却为改革所必需的付出可以称之为“代价”。而目前一部分群体所付出的，显然既不是为改革所必需又不是在未来能得到补偿的。也就是说，在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已经明显地开始扭曲，开始走样变形。
其实，在我们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中，特别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都普遍地盛行着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原则，其突出特征就是不择手段。在这种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中，没有任何原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能否得到眼前的利益就是最高标准，为了这种眼前的利益，即使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在所不惜。甚至完全没有破坏了原则和程序也是一种代价，甚至往往是一种更大的代价的概念。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过去20多年使得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新框架，而新的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在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在最近几年中，中央政府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转变增长模式”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而实现这些发展理念的体制基础，就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好的社会体制。
要形成新的改革共识，需要对改革的目标做重要的调整。首要的一点，是要使公平成为改革的一面旗帜。多少年来，人们似乎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共识，即改革与公平是对立的。似乎为了建设一个好的体制，牺牲公平是一种必要的代价；反过来说，为了公平，就应当否定改革的基本走向。这无疑是使改革的路越走越窄的一个原因。而新的改革观应当包括公平这个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应当说，公平的原则不是虚的。在最近几年中，相关的调整正在进行，工业反哺农业、着力解决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都是重要的举措。就改革的目标和内容而言，至少应当包括如下几点：第一，将兼顾程序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原则作为新体制建立的原则之一。第二，以社会保障制度、分配制度、就业和劳动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扩大改革的收益者范围。第三，通过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
为了重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应当对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但这种反思不应当在过强的意识形态化氛围中进行，而应当将这种反思建立在建设性、负责任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僵硬对立，会妨碍我们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并缩小选择的弹性空间。
形成改革的新方式与新机制
即便有改革理念的重新调整，有改革目标的重新定位，未来的改革进程仍然是很难让人完全乐观的。
关键的问题是从90年代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并在实践中影响和左右改革进程。在前些年，对改革的扭曲还主要是发生在政策实施的环节上。而在最近几年间，随着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发育，其对政策制定环节的影响明显增强，甚至进而影响立法过程。而具体的改革措施往往是通过公共政策制定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一来，实际的改革过程会呈现为一种更为复杂，同时也会是远非理想的形态。
在扭曲机制已经形成并有力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所推进的改革面临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风险。首先，由于政府成为利益主体，公共政策往往成为甩财政包袱或与民争利的手段。在前一段的改革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改革的实际目标是财政增收，如有关的税收制度改革，如住房改革、教育产业化和医疗改革。其次，对体制弊端的改革，演变为对既得利益群体锦上添花的公共政策。如公车改革变成对相关人员的高额补贴，公务员工资改革演变为规范的工资大幅度提高而非规范的收入依然存在，甚至在最近扩大内需的举措中，也出现“从公务员加薪起步扩大内需”呼吁等。再次，有损于强势群体利益的公共政策难以出台和实施。如个人收入所得税改革、遗产税的征收等。“富人多征税难操作”、“对富人征收重税会挫伤其投资的积极性”、“个人信息不完善，短期不会再研究征收遗产税计划”都成为重要的理由。第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走样变形。如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无疑是一项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改革措施，但近来在一些地方却出现农民工纷纷退保的现象。原因就在于这项改革在一些地方又成了一些政府部门聚敛财富的手段，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却有名无实。
因此，在新的改革阶段上，需要有新的改革推进方式和策略，以使改革能够达到预设的目标。
首先，需要有对改革进行综合协调的机构。从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综合性改革机构被撤销，改革措施的制定多由各个政府部门负责，于是改革越来越部门化，部门利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体现在形成的所谓新体制上。而改革中形成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践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进行大规模的体制变革，没有一个可以超越部门利益的综合协调机构是不行的。
第二，推进改革策略的转变。在改革的初期，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叫作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个策略在破除旧体制的阶段上是适宜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转型阶段仍然沿袭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在大规模的转型阶段，即在新体制建立的阶段，需要有明确的规划，因为建立新体制远比摧毁旧体制要复杂。而这种明确的规划，至少需要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整个社会的广泛讨论，二是有关利益方的利益表达，三是以立法的形式实现。
第三，公众对改革的参与。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公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公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但从长远来说，则会导致改革更多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使改革因失去民众的支持丧失动力。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几乎是在一种暗箱中进行的。至今还有人责怪人们把这个问题给说破了。这是造成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重重的原因之所在。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不争论、只做不说曾经成为缩小改革意识形态代价的一种有益策略，但这决不意味着事关全体国民利益的事情，可以用暗箱操作的方式来进行。
毋庸置疑，改革策略的转换以及民众对改革的参与，都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事实上，无论是就对改革的推进来说，还是就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和一个好的社会来说，抑或对于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来说，权力模式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问题只是在于寻找一种有利于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变革模式。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应该是以反腐败、反垄断和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为中心。这些搞好了，阻力小了，经济自然上去。老是花精力讨论什么政治、什么主义根本没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