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因素致剖腹产率居高不下 行政手段未必奏效 健康_保健养生
7月27日讯剖腹产率居高不下，行政干预能否奏效？针对居高不下的剖腹产率，山东烟台市卫生部门近日要求下属各级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控制剖腹产手术，争取年内将剖腹产率控制在40%以内。
行政手段能否降低剖腹产率？烟台市的这一做法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各方争议。有关专家认为，剖腹产率居高不下存在多重原因，降低剖腹产率不仅仅是医院和医生的问题，还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剖腹产率居高不下 烟台拟用行政手段干预
今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2007年10月至2008年5月间的剖腹产率高达46%，仅次于墨西哥的50%，成为全世界剖腹产率第二高的国家，而世界卫生组织对剖腹产率设置的警戒线是15%。
为降低剖腹产率，烟台市卫生局日前结合整顿产科医疗机构、提高产科质量工作，提出了年内将剖腹产率控制在40%以内的目标。
烟台市卫生局副局长李树文解释说，剖腹产只是在分娩过程中碰到了难产、难处理的医学问题时的一个权宜之计，不应该是分娩的正常手段。今后，烟台卫生部门将加大医疗监管，严格掌握剖腹产指征，规范助产分娩技术操作，提高顺产率。同时，卫生部门将定期检查全市医院分娩记录，查看完整病例，并将此纳入医疗质量评价体系，给予通报。
《烟台市2010年妇幼保健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各级医院、乡镇卫生院等助产机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逐年降低剖腹产率，降幅在每年3%左右；剖腹产率在50%以上的助产机构，则需每年降低至少5%。对不能达标的助产机构，妇幼保健部门将进行通报批评，甚至取消其定点助产机构资格。”
为了提高辖区内各助产机构的助产水平，控制剖腹产率，烟台市卫生局与当地妇幼保健部门近期举办了两期全市范围的助产技术培训班，对全市助产技术人员进行“回炉”培训。
多种因素致剖腹产率上升 行政手段未必奏效
对于烟台市的这一做法，很多长期从事妇产工作的医务人员和专家认为剖腹产率居高不下原因很多，采用行政手段让医院来降低不一定会奏效。
山东大学医学院妇产科专家徐永萍教授说，剖腹产率上升，有客观原因，也有社会因素，单纯靠行政手段要求医院降低剖腹产率并不现实。由于大多数家庭只能生一胎，而且与过去相比，产妇体能普遍下降，加之怀孕期间大多都会补充营养，造成胎儿体重过大，不易生产。而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剖腹产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因此更多的人选择剖腹产。
“一旦顺产时孩子出了问题，主治医生不但要面临医疗纠纷，还要面临着医院的调查甚至停职。”徐永萍认为，医生之所以愿意使用剖腹产，主要是为了避免风险。与顺产相比，剖腹产把分娩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谁都不能保证分娩过程100%的成功，所以大家宁可选择保险安全的方法来为产妇接生。”
济南市妇幼保健医院产科副主任傅金凤也认为，降低剖腹产率并不是单靠医院和医生就可以解决的。
“现在到我们医院来生孩子的，自己要求手术的就占很大比例，原因是怕痛、担心自然分娩过程中出现问题又要受二茬罪，或是孩子可能有风险，还有人是要选个良辰吉日来生产。”傅金凤说，虽然我们也提倡自然分娩，但是决策权毕竟是在产妇和家属手中。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由于剖腹产费用较高，部分医院追求利益也是造成剖腹产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当上父亲不久的济南市民罗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是顺产，生孩子总共花了3000多元，而在同一病房内选择剖腹产的产妇医药费则有6000多元。
一位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做剖腹产手术，除了要花费顺产两三倍的手术费外，还会产生很多额外的医疗费用，如医疗器械、服用药物、住院费用等。加之剖腹产比顺产省时省力得多，一些医院尤其是中小医院的医生当然会鼓励病人采用剖腹产。
剖腹产并非绝对安全 控制还需多方努力
“剖腹产只是解决难产的一种手段，它不仅不具备更多的优越性，相反还很有可能给母婴带来一些并发症和后遗症。”傅金凤说，剖腹产的孩子肺部没有经过产道挤压，容易发生新生儿窒息、肺透明膜等并发症；研究表明，剖腹产的孩子由于出生时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往往缺乏感觉上的一些必要刺激，容易发生感觉统和失调，导致孩子容易出现情绪敏感、注意力不集中、手脚笨拙等问题。
此外，剖腹产对母亲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手术不仅增加产妇大出血和感染的可能性，而且还有可能造成麻醉损伤及腹腔脏器的损伤；剖腹产还会给日后再孕带来难度，再次怀孕子宫容易破裂。此外，有研究也表明，剖腹产的妇女今后患子宫、卵巢肿瘤的几率也较高。
她认为，要控制剖腹产率，不仅要从医院和医生抓起，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首先应加强孕产妇的健康教育，怀孕期间不要造成营养过剩，最好将胎儿体重控制在五六斤左右，这样有利于自然分娩。” 傅金凤说，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宣传，让人们了解自然分娩的好处以及剖腹产的不利因素，转变观念。
“此外，让医生和病人一起承担风险，而不是全部推给医院和医生一方，这样可能也有助于剖腹产率的降低。”傅金凤说。
对此，徐永萍也认为，“目前关键的问题在于医疗制度，如果制度不变化，什么措施都不可能奏效。”
